看了《我不是潘金莲》，请赶紧用这几本书清洗眼睛

这两天，连续看了《我不是潘金莲》（简称《潘》）的小说和电影，有些吃不消。

好作品容易挑出坏处，坏作品的坏处却不知从何说起。因此本不想再谈它。但或许利用得当，我们也可以从糟糕的作品中有所收获，所以还是试着谈一谈。

一 、主题

《潘》的主题——上访——是很有价值的。首先，在中国的权力丛林中，上访者处于食物链的最底层。他们的诉求不一定完全合理，但他们每个人都有精彩的故事，而且都渴望被听见。在北京南站幸福路的上访村，几乎每位访民都有成捆的手写材料。那里面堆积的，就是中国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悲惨世界》和《杀死一只知更鸟》。这个题材能“出货”。

第二，在中国今天的氛围中，作品能正面描写上访、“喝茶”，也具有社会价值。为了它的出版和上映，作者和相关人员想必也做了可贵的努力。这些都值得肯定。

（《卡拉马佐夫兄弟》书影）

二、失败

可惜的是，主题虽好，《潘》却没有把握住。主角李雪莲并不比木偶更加有血有肉。她被当做一个扁平的符号，抛入各种牵强的情节，一会儿是傻子，一会儿是圣女。相应的，官员们一会儿是小丑，一会儿是海瑞。全剧只有一个人物差强人意，就是好色又胆小的屠夫，因为他很真实，的确是个好色又胆小的屠夫。

电影的改编无所作为，照搬原著，更加凸显节奏的拖沓。表演平庸，演员为把“事”说成“四”就是在说方言了。配乐敷衍，生怕观众不知道击鼓鸣冤的暗示，不管情节搭配合不合适，把鼓敲得震天响。

电影唯一的亮点，就是史无前例地运用了圆画幅。这个变化不仅是审美的，也是哲学的。冯小刚对此的解释是“无规矩不成方圆”。而笔者认为，在更深层面上，这体现了导演对“天圆地方”的中国传统哲学的确认与回归。圆与方两种画幅交替出现，象征了东方的伦理精神与西方的法治精神的内在紧张关系……对不起，以上完全是胡说八道。如果你不小心相信了，请遵照如下医嘱：连续看一个月《新闻联播》，以提高对精致谎言的分辨能力。

《潘》的圆画幅的确新奇，但并没有显现出独特的艺术效果，感觉是普通电影“穿了马甲”。如果尽量怀着善意去理解，这大概可以算作不痛不痒的小打小闹、“为赋新词强说愁”式的创新。但或许是我不够善良，总感觉其中有种哗众取宠的味道。

一言以蔽之，《潘》在艺术上彻底失败。在上访这个丰富的主题旁边，《潘》滑溜溜地蹭过去了。它有点严肃，有点幽默，有点真实，有点幻想，似乎触到了很多，其实什么也没抓到，松松垮垮，不成样子。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是“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那么《潘》则是半吊子现实主义——如果它真有什么主义可言。

刘震云说：写这本书，“主要（是看重）背后的东西。”不过我想，作品在艺术上立住之前，“背后的东西”实在无从谈起。这就是艺术，严苛却也公平。

三、好书

不再谈《潘》的失败。面对一摊呕吐物，没必要凑过去细看，更不必借以推测该人晚饭的内容。下面借《潘》这个话头，谈谈其他作品。或许对《潘》失望的人，可以从它们中得到慰藉。

1.《秋菊打官司》（《万家诉讼》）
提及农村女性不屈不挠地打官司，恐怕每个人都会想到秋菊，紧接着还会想起她那句“讨个说法”。二十五年后，秋菊的形象依然鲜活。这说明，这部电影在艺术上立得住。

然而看过“秋菊”电影的人多，读过小说的不多。原著《万家诉讼》，一个不长的中篇，似乎未曾有过单行本，只刊登在杂志。（如今可以在网上找到）

一九九一年，张艺谋在重庆拍戏。开机前上街，拐到邮局买杂志。翻到这篇小说，看了第一句“太阳好起来了”，被吸引住。站在邮局读完，他买回二十本发给剧组，又传真一份给身在香港的巩俐。最终，剧组临时决定改拍这部戏。而那部被放弃的电影，叫做《一地鸡毛》，编剧刘震云。（见：关于《万家诉讼》,陈源斌）

《秋菊打官司》成了经典，原著也别有风味。两相对比，可以看到编剧对原著的继承和提升。

2.《城堡》（卡夫卡）
3.《警察与赞美诗》（欧·亨利）
4.《动物农场》（奥威尔）
5.《似水流年》（王小波）
《潘》试图展示权力的傲慢与荒诞。类似主题的好书很多。冷峻繁复者，有卡夫卡的《城堡》；轻快简明者，有《警察与赞美诗》；如果腻歪了人类，可以去读《动物农场》。“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多么真实，又多么荒诞！

这里必须要说说荒诞与真实的关系。最大的荒诞，需要最大的真实做支撑。《城堡》何其荒诞——一个人试图进入城堡，但被官僚机构阻止，终生未能成功。然而具体到每一步，卡夫卡又写得极为细致准确。唯其真实，方能荒诞。


（《城堡》插图）
这方面，王小波的《似水流年》是个做个有趣的例子。书中一个角色叫做“龟头血肿”。文革期间，这位先生被人踢伤下身，无处说理，于是贴出大字报：“龟头血肿很不好，龟头血肿很疼，龟头血肿应该否定，绝不要再有人龟头血肿。”反对者也贴出大字报：《龟头血肿可以休矣》。“其论点是：龟头血肿本是小事一件，犯不上这么喋喋不休。在伟大的「文化革命」里，大道理管小道理，大问题管小问题。小小一个龟头，它血肿也好，不血肿也罢，能有什么重要性？不要被它干扰了运动的大方向。”在这里，文革式的语言足够“真实”，龟头血肿才足够“荒谬”。

没有真实，尚不足以谈荒谬。

6.《堂吉诃德》（塞万提斯）

堂吉诃德和李雪莲一样，都偏执，也都有点傻。堂吉诃德是真偏执、真傻，而李雪莲的偏执和傻是作者强加的。真实的东西，终究更加可爱一些。

7.《包法利夫人》（福楼拜）
《潘》的英文名是： I Am Not Madame Bovary（“我不是包法利夫人”）。这个翻译生拉硬拽，像是在攀一门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真是逊毙了。潘金莲和艾玛·包法利差别极大——潘金莲害人，艾玛害自己。这样乱翻译，实在不合适。（如果非要把潘金莲对应成欧美文学人物的话，也应该选择杀死了阿伽门农的克吕泰涅斯特拉，不是么？）

更奇怪的是，《潘》的英文字幕，一开始把潘金莲译为“包法利夫人”，后来又改为“Pan Jinlian”。这粗制滥造的程度，也真够呛。

不过既然《潘》生拉硬拽地扯上了《包法利夫人》，我们不妨找来读读。不过事先需要警告：《包法利夫人》的精致和细腻可能会让你震惊——尤其是在看了《潘》之后——并导致你对糟糕的书籍产生厌倦、恶心乃至仇恨。阅读需谨慎！

总之，如果你还没看《潘》，请千万别看。如果非常不幸地，您已经失足，请尽快用以上书籍清洗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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