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的电影

电影的开端注定了伟大艺术的诞生，那个还没有繁华商场和影院的年代，对于电影印象最深的记忆是在星空之下的。

和传统的戏剧形式一样，在村落的小广场，搬着小板凳，看戏班在观音诞等宗教节日上演一幕幕戏剧，远处是蛙鸣和蟋蟀等夏虫的鸣叫，敞亮的日光灯打亮的舞台，台下凝视舞台的眼睛和懵懵懂懂的孩子在周围，仿佛远古时代围着篝火听故事的人。

然后有一天几个工人打扮的年轻人撑开一块白色的幕布，在幕布前面架起一个巨大的黑色机器，音箱的样子也黑漆漆如同藏匿声音的盒子，而厚厚的一盘胶卷，里面藏着太多人类动作的谜。

如果温度太高，胶卷会被熔断，临时需要删减一些画面，比如以前不会出现在电影里的吻戏，找到所需要的那截画面，和声音一起裁掉，透过胶卷，可以看见反转的映像。

放映机运转的声音像一种你未知的昆虫在鸣叫，如果遮挡在放映机前面，幕布上就会形成你的影子，让观影的人不耐烦地扭过头瞪着你，而在幕布前面晃动的影子，嘈杂的孩童，或站或坐的人被五光十色的投影照亮的变幻表情的脸，实际上成为了露天电影院观影体验的一部分。

如果你有足够的好奇心，就可以跑到银幕的背面，虽然画面是反的，但是却依然忠实地反映出演员的表演，揭示电影二维的真相。而电影的声音在村落会传得很远，你不会将它和隔壁邻居的电视声音弄混，它带来的空灵和想象就飘荡在村落上空，一如曾经在这块土地上蓬勃发展的戏剧和篝火。

人性不会随着时代的发展，技术的进步而有太大的改变，对于那些能够满足想象力的发明，带给人类的共性体验和百万年前在篝火前面听猎人讲述如何捕捉雄鹿，如何摆脱狼群一样弥漫着令人激动的情绪，而电影的意义被科技带来的声色犬马覆盖之后，许多人都忘记了巴赞说过的那句话。

电影是现实的渐近线。

当映照在银幕之上的一切都变成一种表演，功利就随之而来，制作电影的人不考虑如何讲故事，而是关心在银幕前面的观众的需求，在这个所有东西都可以成为产品的年代里，电影也更像是工业生产线上的定制商品，制片人的角色更像是产品经理，露天电影院都搬进了豪华的院线，能够体验到感官的愉悦，却没有让人敬畏的远方，没有不可见的黑黝黝的地平线和舒朗的星空。

露天电影院的拷贝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盘，而最受欢迎的无非就是武侠和喜剧，故事简单，快意恩仇，一群人一起哭，一起笑，看过几遍的好事者还会对没有看过的人卖一个关子，剧透些关键的情节。

那时候不认识胡金铨，不知道徐克，但是却知道大醉侠，知道独臂刀，也知道侠女，当然还对黄飞鸿的佛山无影脚记忆尤新，回家就踹小板凳，到闽江的破船边搜一搜有没有武林秘籍，或者能救个把身怀绝技的老人。少年的英雄梦想，大抵如此。

有人说现在的电影，需要引导，就好像以前没有那么多汽车的年代里，孩子满村落乱跑都不担心，现在车多了，社会复杂了，孩子还像以前一样，容易出事故。单纯的年代一去不返，我们面临的命题不是如何拥有，而是如何选择。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选择。引导有时候会变成专制的借口，在分级制度迟迟没有推出的当下，你对你的孩子说，我觉得《了不起的狐狸爸爸》要比《铠甲勇士》好看，也许他会问：“狐狸爸爸会变身吗？”

“不会。”
“那有什么好看的。”

很难对没有理解故事背后深刻韵味的人说‘这有什么好看的’。这是一个有趣的悖论，审美和人生感悟之类的东西评价标准并不统一，不像数学或者物理。

当你现在再给孩子放张彻的《独臂刀》，孩子多半只会不耐烦地打哈欠，说上一句好无聊。因为那个时代，那段记忆，那片星空，都只属于曾经的那些人，属于和过往有关的微不足道的回忆。

面对一部四英寸的手机就可以带来整个互联网的现在，无所适从的不是孩子，而是不知道将来又会变成什么样的我们。

吴天明已经死去了，但是他的《百鸟朝凤》特别像那个时代的电影，新老交替的必然过程中，逝去的东西往往只留下一个背影，而人总是随着遗忘一路前行，继而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

小时候的电影，就留在小时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