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年代》中的中共战略间谍是否真有其人？

    个人决定论的倾向在近年来的一些谍战片中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刚在央视热播的谍战大剧《风云年代》将这种历史观推向了极至。
    《风云年代》塑造了解放战争中一位登峰造极式的中共战略间谍——国民党国防部战略司司长梁桐的形象。说他是战略间谍，因为他完成的任务不是小打小闹的情报，比如某次战役的行动计划、比如潜伏特务的名单等等，而是彻底影响战争走势和最后胜负的决定性贡献。那么在战争历史上，梁桐这样打入敌方决策层的战略间谍是否真正存在过，他的原型又是谁呢？
    郭汝瑰（1907—1997），人称郭小鬼，土木系13太保之一，堂兄为川军军阀郭汝栋。黄埔5期生，北伐战争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失去组织联系，脱党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深造，回国后又进入陆军大学进修，抗战时期以出色的军事谋划能力获得陈诚的赏识，纳为心腹。内战期间一路升迁成为国防部作战厅厅长后，重新与中共建立联系，秘密会见中共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从此成为中共隐蔽战线的一名成员，不畏艰险地将国民党方面的绝密军事情报提供给中共中央。在国共决战的关键时刻，他以自己在国民党军事决策层的特殊地位，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奇功，后在宜宾率72军起义。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保密的需要，未公开身份，仅按投诚将官对待，直到改革开放后重新入党，享受副兵团司令级待遇。晚年主编数百万字的中国军事史和抗战正面战场史，并出版回忆录自述传奇经历。1997年，不幸遭遇车祸逝世。在郭汝瑰同志的追悼会上，中央军委对他作了很高的评价，赞颂他“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一些情报史研究认为他是是中共插入国民党内部最大的红色间谍之一。显然，《风云年代》中的梁桐正是以郭汝瑰为原型创作的。“梁桐”的名字，应该来源于郭汝瑰的家乡重庆桐梁。
    剧中的其他一些重要角色在历史上也有所本。比如剧中梁桐的陆大同学，曾在总统侍从室就职的武梦祥将军，内战中担任桂系班底的86军军长，在山东会战中，故意采取自杀式的指挥而被共军俘获，后又潜回南京重获任用。这一情节显然是以被称为深入虎穴的中共四大传奇将军之一的韩练成为原型。
    韩练成（1909—1984），宁夏固原人，曾是西北军冯玉祥的部下，与在西北军开展兵运的刘志丹、邓小平有过接触。中原大战中，韩练成部曾救蒋介石于危难，蒋特许其黄埔军校三期毕业，列入学籍，被人称为“赏穿黄马卦”的天子门生。抗战爆发后，升任副军长，后调任重庆总统侍从室高级参谋。在重庆期间，他受周恩来、董必武、李克农等人的影响正式加入革命，周恩来没有给他明确的任务，只是让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为抗日救国出力，关键时党会派人和他联系。蒋介石发动内战后，他出任原属桂系的国民党第46军军长，进攻山东解放区。1947年2月，在莱芜战役的关键时刻，韩练成故意“失踪”，使46军陷入无统帅的混乱，进而导致敌司令长官李仙洲指挥失控，人民解放军赢得了包围全歼敌军的机会，促成了莱芜战役的速胜。莱芜战役后，他冒险返回南京，重新获得蒋介石的信任，担任甘肃省保安司令。后由于身份暴露，韩练成在张治中的帮助下，经香港撤回东北解放区。据张治中说，直到韩练成出走香港后，蒋介石仍不相信韩是共党，认为韩练成投共是何应钦等人逼的。蒋经国称其为在“总统身边隐藏时间最长、最隐秘的隐形将军”。建国后，韩练成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西北军区副参谋长、兰州军区第一副司令及甘肃省副省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获一级解放勋章，1984年在北京逝世。
   《风云年代》中还有一位地位一度比梁桐还高的中共卧底，桂系高参柳飞云。在就任国防部战略司司长的候选人中，他是梁桐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后来，也确实先于梁桐担任这一要职。柳飞云利用自己桂系的背景，多次在军事决策中作出有利于桂系但不利于国民党全局的方案，他还故意与梁桐工作中唱对台戏，相互攻击对方为共谍，从而在国民党军事指挥上制造更大的混乱。最终，为了掩护仍居高位的梁桐，他在香港率先公布自己的中共身份，漂亮地完成了自己的情报任务。柳飞云的原型应是人称民国三个半军事家的半个军事家，曾在抗战和内战期间当了11年参谋次长的刘斐（“柳飞”是“刘斐”的谐音）。
    刘斐（1898－1983.），字为章，桂系出身，曾留学日本陆军大学，为人恃才气傲，连蒋介石都避让三分，故人称霸王次长。新中国成立后，在香港通电起义，曾任国防部研究组组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中南水利部长，政协副主席等职。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有人认为他是共党的卧底，说因他一人才导致党国的失败。不过这种说法过于牵强，缺乏史料依据。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对共产党发起全面进攻，蒋介石于1946年5月宣布改组军事机构，裁撤原军令部，设立国防部，白崇禧为国防部部长，陈诚为参谋总长，刘斐为参谋次长。国民党方面指控刘斐为共党的最有力证据，是新六军军长罗友伦的口述回忆与郑介民的对话（郑介民是国防部二厅副厅长，军统三巨头之一）。郑介民讲到大陆沦陷后，国防部一行迁入香港，在一幢旅馆，刘斐曾跑来对其策反，方知其为共党。可事实上，中共从未承认刘斐是秘密党员，直至其追悼会，邓小平等领导人来告别，主持人乌兰夫仍称其为非党人士。在台湾的国民党国防部长俞大维据此不认刘斐为共谍。而国民党要员中不认为刘是共谍的还有白崇禧，白认为刘斐直到建国初还从北京逃到香港，若是共谍就没必要。杜聿明认为在郭刘二人中，郭汝瑰最像共党，因为郭在国军将领中罕见的洁身自好，家中清贫程度甚于自己。而刘斐不仅有三房妻妾，还抽大烟。白崇禧评价刘：“他言论是左的，享受是右的，他不满现状，但自己生活不严整，吃、喝、嫖、赌、唱戏无一不来，油得不得了”。根据现有的材料，刘斐立场的转变是在蒋介石下野，李宗仁派代表团赴北平和谈，国民党政权失败已成定局之后。刘斐在解放战争中的重要贡献，是帮助程潜起义，加速了湖南的解放。他还不顾个人安危，秘密飞抵广州，争取桂系李、白二人起义，但未能奏效。最终，他与44名在港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军政要员、知名人士，联名宣布起义，随后应邀北上，到北平出席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第一届政协会议。新中国成立后，刘斐历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水利部部长，体委主任，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职。1983年4月8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风云年代》中有四位南京陆大的同学，其中梁桐和武梦祥是中共秘密党员，而胡子奇和曾光希则是国民党中的死硬分子。胡子奇这个人物明显是以国民党陆军上将胡琏为原型。胡琏，陕西华县人，黄埔军校四期毕业，属陈诚的土木系，是国军中的著名将领，五大主力之一整编11师的师长。抗日战争中胡琏部于鄂西石牌保卫战中立功，荣获青天白日勋章。解放战争中，他率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18军参战，在淮海战役中全军覆没，他只身逃脱。后来曾指挥金门战役，重创华东野战军，阻止了解放海岛的步伐。胡琏与国民党军中另一位大将胡宗南并称“二胡”，前者号称“金门王”，后者号称“西北王”，但在蒋军中普遍流行这样的说法：“十个西北王，抵不上一个金门王”。
    剧中军统特务头子曾光希应该是虚构出来的一个人物，不过他的身上有着不少国民党大特务的影子。比如他的死期，与军统二世毛人凤的死期同样是在1956年，而他在二战中曾参与盟军的情报外交工作这一点，又与郑介民相似。与周佛海的秘密联系，则是戴笠所为。
    在《风云年代》中，梁桐完成的最重要的任务，一是向世人公开了美英苏雅尔塔密约的内容，从而影响了抗战最后阶段和战后国共双方的战略布局。二是进入国民党军事决策核心部门——国防部战略司任司长，负责制定对共军的战争方案，特别是最后国共大决战的作战方案，从而让国民党军的精锐主力集团遭到彻底覆灭。为了让梁桐顺利完成这样的任务，中共方面动用了潜伏在国民党高层内部的众多秘密关系，比如总统侍从武梦祥、桂系高参柳飞云、美军司令迈克阿瑟将军的私人代表米兰妮等，他们或明或暗地支持保护着梁桐，或为他传递信息、或为其舆论造势、或提供人脉支持、或为其制造混乱、或为其剪除对手……终使国共决战出现了这样一种神奇局面：即国民党一方的军事计划却是由一位共产党员一手制定的，还未开战，胜负已分了。在这样的剧情下，战争的结局，几乎是多年前的一次绝密潜伏所决定了的。应该说，这是一种典型的个人英雄史观，在当下许多谍战剧中，都或多或少地持有类似的倾向，即认为历史是由少数精英人物所决定，战争与革命并非亿万人参与的宏大进程，而只是由持有不同观点的精英之间的道德、谋略和个人品格的较量甚至是智力游戏所决定。
    这样的历史观容易为一般人所接受，一是它简单痛快，两军对阵，主将对决，一回合将对手斩于马下，胜负搞定，省却了大军撕杀的啰嗦麻烦。二是够传奇够精彩，两三个人隆中密室策谋，天下大势便已搞定。三是不用费脑，只需将结果和个体行动罗列起来，便构成因果解释一切，于是某人羽扇一挥，东风便来，强虏灰飞烟灭。而历史的真实过程和真正原因却被掩埋在这些故事和传奇之下，少有人问津。
    那么，当年的那场国共对决，中共的获胜是否仅因为在对方高层安插了一两个关键卧底间谍而决定，或者如一些国民党人所说“因‘一谍卧底弄乾坤’而导致党国的失败”？
    首先，从史实上看，郭汝瑰、韩练成包括有共谍嫌疑后来也投共的刘斐等人，都不是中共有意安排打入国民党内部的，而本来是国民党的成员，而且为国民党方面立过大功，是不折不扣的党国精英。他们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杂牌军人，在国民党内受到排挤或没有出路，而恰恰是蒋介石、陈诚、白崇禧身边的红人，一路受到信任，可谓官运亨通，他们之所以后来成为共产党的卧底，是因为他们看不惯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堕落，内心坚定地相信国家和人民的前途是在共产党这边，所以才千方百计与共产党取得联系，并且冒着杀头的风险主动为党工作。正如周恩来所说：“这样的人为什么也会跟共产党走？这正是信仰的力量。”
    其次，共产党决策层的指挥绝不会仅依据一两份孤立的所谓绝密情报，而是会综合多种来源和渠道的信息而作出最后的判断，这其中包括秘密侦听部门截获的情报、战场侦察部队所获得的敌情，也包括各界群众所提供的消息，当然还有其他内线提供的各种情报。
    第三，郭汝瑰向中共提供的主要是一些战略性情报，也就是国民党军事行动的大的方向和大致的兵力部署，这些计划都是包括郭汝瑰在内的国民党高层参谋部门精心制定，符合一般的军事原理，不可能留有明显的漏洞，对于战场发生的不利态势也会有应对后路。电视剧中，中共方面也是要求梁桐在为国民党制定军事计划时要发挥其百分之百的军事才能，制定出最佳的方案，只有这样才不会被人怀疑，才有升迁的可能。中共方面固然因为提前得知国民党方面的部署，可以作出应对避免大的损失。但是，要想在没有明显漏洞的国民党的军事部署中寻到战机，获得胜利，却是另外一件事，这方面就不是内线的情报所能决定的。最典型的例子是山东战场孟良崮战役。是役郭汝瑰作为国防部作战厅厅长随顾祝同到徐州担任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向中共联络人任廉儒提供了国民党山东战场的部署情况，并特别强调提防整编七十四师。不久，华东野战军集中优势兵力，在孟良崮一举全歼整编七十四师，击毙张灵甫。因此，后来国民党方面有人指张灵甫之死因郭汝瑰一人的出卖。但事实上，郭汝瑰向中共提供情报是在5月12日的深夜，这一情报的传递到华野还要经过若干时间（郭汝瑰本人没有电台），而中共对74师的阻击在5月12日的白天就已经开始进行，到16日下午，74师便在孟良崮被歼。这表明，围奸74师的计划是在接到郭汝瑰的情报之前就已经作出了，还有资料表明华野司令部在战役打响前为避免暴露实行了长时间的无线电静默，甚至断绝了与延安的联系，因此华野方面是否及时收到郭汝瑰的情报也是大有疑问。由此可见，华野方面作出围歼74师的计划，很可能与郭无关，并且有其他可靠的情报来源。此外，孟良崮上围歼74师的战斗进行得并不顺利，在5月15日，战场已经形成国民党对华野反包围的态势，华野一些纵队领导一度动摇萌生怯意，是陈粟关键时刻下死决心才完成对张灵甫的致命一击。当时，国民党几路援军，最近的离张灵甫只有几公里距离，枪炮之声相闻，却无法前进一步，就连郭汝瑰本人事后也在日记中表示不可思议：“此次失败十分怪异，盖74师左右翼友军均相距五六公里之遥，何以竟三日之久不能增援？”
    另外一个刘斐的共谍疑作也可以证明所谓情报卧底的作用极其有限。1947年秋，陈谢兵团强渡黄河，前锋直逼潼关。时任国防部参谋次长的刘斐制订了从陕北抽调整1军赴豫的方案。客观地说，这是一个有利有弊的方案，会导致进攻陕北的国军力量大减。当时陕北国共双方正处于胶着状态，西北野战军的粮弹均极度艰难，相反国军正积极准备在冬季发起进攻。就在此时，国防部调走三个主力师往豫西，无疑是釜底抽薪。后来有人说，正是刘斐的这个方案，救了在陕北的毛泽东。但实际上，即使在内战初期，在陕北国共双方兵力最为悬殊的情况下，也没有能将共军的主力消灭，更何况经过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沙家店等战役后，双方的战场态势和实力对比发生了明显变化，国民党从最初的完全攻势，变为双方互有攻守的局面，早已失去了消灭陕北共军的可能。而且，中共从不在乎一城一池之得失，以陕北少量部队，就拖住了国民党胡宗南集团的几十万大军。到刘案提出前，蒋介石已认识到局面的被动，刘案提出后，立即为其采纳。而胡宗南方面当然大为不满，派出参谋长盛文专程到南京请命，并与刘斐展开激烈的论辩，情急之下，盛文大骂刘斐方案实属共谍所为。果然，兵力削弱的国民党军在随后的战役中遭到打击，刘戡兵团覆灭，而裴昌会兵团不得不又调回西北稳定战局。但另一方面，在中原战场上洛阳立即失守。这表明，国民党军的处境已经是捉襟见肘。无论如何谋划，都难逃失败的命运。
    相比之下，倒是在莱芜战役中，韩练成的贡献和作用更为直接关键。韩练成作为国军北路的副指挥和46军的军长，在战场的关键时刻“玩失踪”，使国军行动的秩序大乱，直接导致全军的速败，甚至被人形容比“赶鸭子还快”。因此，韩练成作为卧底，后来得到的承认和其建国后的地位要比郭汝瑰等高得多。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国民党方面总是惊异于装备火力处于绝对劣势的共军为何总能以少胜多，比如陕北彭德怀的两万多人，为何能与胡宗南的20万大军周旋？包围与反包围的孟良崮会战，为何被消灭的是国军74师？淮海战役为何国军80万不敌共军60万？等等。事后有人认为，军中的共谍卧底是其中最大的原因。事实上，真正被忽略的秘密是人心的向背和民众的支持。单就战场上的人力资源而论，国民党眼里看到的只是双方的兵力对比，却没有看到共方在有限的正规军力背后，还有庞大的地方武装和民众的支持。比如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军只有两万多人，但是陕北一百多万的老百姓却是他们强大的后盾，这些组织起来的民众不但可以要粮给粮，要人给人，甚至帮助彭德怀的部队做到上万人的大军在敌人眼皮底下行军或休息而不露一点痕迹。又如孟良崮战役，表面上双方的兵力对比是三十万对十五万的二比一，国民党占绝对优势，可是他们不知道中共动员上战场支援华野的民兵和民工竟然有69万之多。在淮海战场上也是如此，表面上的兵力对比是60万对80万，可是中共动员参战的半武装的民兵和支前民工，至少在500万人以上。所以实际上的人力对比不是国军80万对共军60万，而国军的80万，对共方的560万。这种悬殊的实力差距，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真正关键和中共获胜真正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