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雷不只埋在沙土下，还埋在肋骨下

（文/杨时旸）
    面对仇敌，我们能否透过对方的“身份”，抵达对方的内心，这是衡量一个人平庸还是伟大的尺度之一。身份是对立的，但人性是普世共通的，有些人永远周旋于表层身份而陷落于无尽的仇恨，而有些人则在日常相处之后，彼此产生了更加深刻的精神交互。
    相比于那些有着战争场面的二战片，这部《地雷区》是平静的，但是，那些荒凉而静谧的日常之下，却隐匿着随时可能炸裂的危机。地雷不只埋藏在沙土之下，也埋藏在人心和人性的深处。
这是一段由真实历史改编的故事。很少有人知道，二战结束后，丹麦的海岸线附近还留置了大量地雷。2000多名德国战俘被送往雷区，排除了丹麦西海岸150多万颗地雷，代价是一半战俘的伤亡，而大多数都是非常年轻的男孩儿。
  《地雷区》讲述的就是一个排雷小队的故事，一个丹麦军官，看押并带领着一群德国战俘男孩，在无人的海岸线上，冒着生命危险，排除一颗颗地雷。某种程度上说，让这些德国士兵排雷是一种带有极度恶意报复性的行为，他们曾经占领丹麦五年，现在，丹麦军人想看着这些败寇被自己种下的恶果炸死，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加快意恩仇呢？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种情感特别容易理解
     但是，对于监督这项工作的军官卡尔来说，意识形态、仇恨和战时的敌对情绪是一回事，而每天朝夕相处之后，看着这群年轻男孩儿饥寒交迫，又一个个被地雷炸成碎片，是另一回事。这群孩子的年纪差不多可以做他的儿子。在心里，他或许一次次告诫自己，这群人是侵略者，但生活中，他看到的却是一群盼望着回家与妈妈团聚的无助的年轻人。
    人的情绪和情感是很奇妙的东西，当我们把人当做一个符号去对待，我们可以轻易地痛恨和杀伐，但是，当他们还原为一个个有肉身有情感的人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就会不自觉地泛起微妙的波澜。这种东西叫做同理心。某种程度上说，是同理心让我们真的成为人，而不是冷酷的动物或者机器。我们对他人可以感同身受，无论他是我们的敌人，还是我们的爱人。有时，这让我们感觉内心充盈，但有时，也让我们无所适从。比如，卡尔现在的处境就是如此，从职业身份来讲，他必须冷酷无情，这是军人的本分，他应该把他们当做一个个工具和物品，但是，他们每天对话，交流，他不可能不动感情，而作为人的身份，他把他们当做普通孩子。从职业身份上反观这种行为，“同情”就约等于“动摇”，尤其在这种战争刚刚结束，人们的气愤远未消除的时候。
    纳粹当年对于犹太人的清除，有一个前提性的基础，就是一点点从语言和行为上将后者“非人化”，用臭虫之类的比喻指称对方，时间长了，润如无声地让人们对后者下手时再无心理芥蒂。而如今，似乎一切都开始悄然翻转。如果卡尔真的不把那群孩子当做人来看待，那么他不就变成了自己反对和憎恨的人吗？自己和纳粹又有什么区别？
    更何况，除了这种个人精神层面上的人性困境之外，还有着来自现实层面的压力。他的长官用一种义正辞严的方式遥控指挥，而底层士兵则把这群孩子当做发泄愤怒的劣等生命。卡尔对孩子们承诺，完成这次任务，就会很快回家。但最终，他发现，上级根本就没想让那群战俘轻易地离开这里。卡尔接受不了自己变成一个“亲敌者”，而他更接受不了同僚对于男孩儿们的殴打和捉弄，这关乎自己的良心。
    这类把普世人性放置于特殊战时对立中的设定，其实并不少见，而这部《地雷区》中，有着更为残酷的场景，那群徒手排雷的孩子们，经常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被炸断手脚，而即便如此，他们还是抱持着能够完成任务就能够回家的愿望。但最终，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怀揣着愿望走向了死亡。
    《地雷区》有一种蔓浸无声的情绪变化，最初，卡尔对那群孩子施以拳脚和责，后来，他坐下来和孩子们聊天、开玩笑，甚至给他们放一天假，在沙滩上一起踢足球，看起来更像来海边度假的老师带着一群学生。那漫无边际的白沙滩，原本应该是一片风景，但现在却意味着死亡。当卡尔从暴躁的军官变成随和的男人，我们才能明白，卸下所有身份，以人的面目彼此相对，那一刻，战争才真的结束了。停战，不只是现实的炮火不再燃起，只要人心中的炮火依旧燃烧，战争就远未结束。
    最终，卡尔做出了一个选择，他放走了那几个幸存下来的孩子，让他们越过国境线。从职业军人的身份上说，他犯了个大错，但从人的角度上说，他用自己的善举，真正终结了战争，排除了心里的一颗地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