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时的憧憬

低频的嗡嗡嗡发音里，念经般的节奏中，有过一些熟悉又陌生的组合词，而“为人民服务”的几个大字就在身后，像脚注一样警醒着镜头。 这个口中念念有词的牧羊人叫“小辫子”，也叫塔洛。他记得现在自己有357只羊，209只白羊，71只黑羊，95只花羊，134只有角的，241只没角的，以及，毛主席语录。记忆力在此，变得极度奢侈与滥用，只将之用在生计与信仰里，却没有包含他的名字与生辰。 故事发生在藏区，西藏于旅行者的眼中是如何，所有标签式的矢量图都能回答，纯粹的天际与多彩的图腾，而在影片的黑白里，却只能体会沙砾、沟壑、大地的纹路与沧桑肃穆的人物表情。黑白影片的拍摄方式在最近几年间捕获了众多关注，《艺术家》（2011）斩获了第84届奥斯卡最佳影片的殊荣，《修女艾达》（2013）获得了第87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而亚历山大.佩恩的《内布拉斯加》（2013）当年也备受各大影展关注。佩恩在戛纳展映时提及影片的黑白应用，“这是一个谦虚、朴素的故事，黑白风格的拍摄模式，是一种视觉风格，就像故事中的人物生活一样朴素、简单。”那么万玛才旦呢？他在访问中的回答则是，黑白指向人物孤独的处境。一帧帧如布列松取景框下诞生的故事性镜头，余味十足，影片中随处截取，都是极其精美且精准的场面调度。无论是大山内羊群逡巡游移，还是洗发店内镜面投射，黑白画面里的视觉美感，以一种强烈对比的真实与虚匿而存在。电影从默片的黄金时代启航，到法国新浪潮下的美学实验，黑白的视觉冲突不是后退，而是一种征战。 “你要去办一个身份证。” 所有的故事都因办身份证而起，身份的表达与隐喻，名字所代表的意义与你在世间存活的重量是否相等，由小辫子，或是塔洛这个人物负责叙述。故事来自于万玛才旦的短篇小说，情节清减，在大山与城市间来回，在塔洛与杨措的交往中推进，牧羊人遇到了洗头女，通俗又庸常。 洗头女杨措带塔洛去卡拉OK，抽薄荷烟，听演唱会，他的世界被生硬安插、置换、推搡，羊群不再是夜里能够闪烁的光斑，欲望成了饿狼，疯狂撕咬，生活有了一道口子，一道念想，你就知道，这是在徒死挣扎。 从照相开始，到洗发店中面对着剪掉辫子的自己。镜像体验成为了混淆现实与想像的罪恶工具。发生在婴儿的前语言期的神秘瞬间被拉康称之为“镜像阶段”。婴儿只有意识到“他人是谁”，才能意识到“自己是谁”，“他人”的目光也是婴儿认识“自我”的镜子。在《塔洛》里，洗头女杨措的目光，无疑是将塔洛对原始身份逐渐瓦解，建立了新的“自我”的约束，也由此引发了塔洛后续的一系列改变。 “你不知道你就是个放羊的吗？记住你就是一个放羊的。” 他需要一个身份证去证明自己，但实际上却只能是个牧羊人。这种二元对立让叙事频繁换挡，这个大山里灰扑扑的人形变得立体、饱满，他丰盛记忆力将被重新调用，押注在杨措所描绘的五彩未来里。他卖了羊，吃了羊，带着一笔长期尘封的抒情存款，置换成印有毛主席头像的红色纸片，期待着新学的拉伊能唱进心爱姑娘的心房。 身份焦虑是众多民族电影始终推崇的命题，但在万玛才旦的片子里，他们的冲突、隐忧、矛盾都是应允着这个时代的普遍性，藏族的身份与特征是其叙事的视角与背景，不是一个用于奇观的标签，而是因其对这片土地天然的熟悉。他不止一次重申，众多外界的描述都是带有想像性的，他想通过电影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西藏”。 在安德森的《想像的共同体》之中，“民族”是一种现代的“文化的人造物”，“想象的共同体”却实实在在是一种与历史文化变迁相关，根植于人类深层意识的心理的建构。西藏作为中国大陆的边陲地区，“共同体的追寻”—寻找认同与故乡—是“人类的境况”本然的一部分。即便导演始终重申无论是从创作班底，还是形式意义上，都没有携带任何的民族情绪，但从《静静的嘛呢石》，到《寻找智美更登》，以及今天的《塔洛》而言，这种追寻，是来自母体的原始欲动，十分明显地印刻在他的作品之内。 导演希望对西藏进行去符号化的叙事，但同时又用各类“符号”去反讽世界。自由女神背景板，短发姑娘，流行明星海报，嘻哈唱风，甚至细看，你可以在藏文招牌旁，找到了超能英雄的胸章。这是一种第三世界的延时憧憬，是在当今中国陆地上急速蔓延的时代幻觉。但这终将是一曲城市的进化悲歌，现实缱绻落幕之下，塔洛像丢掉了记忆的蛮荒动物，早已失却了前进的方向。 本文已发表在《新民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