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角色的多重文化身份探讨——从<情人>主人公的身份焦虑说开去

    1984年，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Duras）的自传体小说《情人》问世，并于同年荣获龚古尔文学奖。时值70高龄的杜拉斯，在生命的黄昏把过去文字里零碎的情感残片编织成一副完整的面纱，透过它，我们看到了一个迷失自我的妙龄女子如何在她无望的异国恋情里寻找身份认同。多年以后，法国导演让·雅克·阿诺导演将这部小说搬上了大荧幕，《情人》的故事更广为人知。究竟是什么让处于道德边缘的甚至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情人”如此打动人心？本文将尝试从人物多重文化身份的角度对主人公进行剖析：禁忌之爱在尝试寻找迷失身份的焦虑少女身上演绎，是否也是情有可原，甚至带着那么一抹情不自禁的凄美呢？
 
一．多重文化身份之框架：旅行者—定居者—流浪者
    电影《情人》的主人公“我”是个十五岁半的白人女孩，由于这是由杜拉斯的自传小说改编的电影，这个主人公正是杜拉斯的缩影。从作者的个人经历和其他作品来看，《情人》中父亲角色缺席是因为“我”的父母受到法国殖民地政府的欺骗，远渡重洋从法国来到印度支那，结果一无所获，父亲绝望客死异乡。父亲死后，母亲只能在当地的一所法文学校当校长，以此来养活“我”和两个哥哥。后来母亲花掉自己所有的积蓄，在柬埔寨的贡布省买了一块地，但殖民地土地管理部门竟无人告知她这块土地无法耕种，因为它每年都要被海水淹没六个月，最后以母亲建立防潮大坝失败、家园被毁而陷入绝境。
    笔者认为，“我”的文化身份经历了“旅行者—定居者—流浪者”的系列变化。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将人的身份分为五类：朝圣者、漫游者、流浪者、观光客、游戏者。流浪者无家可归，无论去到哪里都是外邦人，没有一个地方能让他定居。而旅行者和流浪者相似，他去任何地方却又不属于任何地方，与流浪者不同的是他的“移动”行为是故意为之，并且“有家可归”，异乡在旅游者看来是友善的，符合他们的奇思妙想。对异国东方抱着美好愿景主动来到殖民地的主人公一家是旅行者，以主人公的父亲之死为截点，“我”的身份逐渐脱离有家可归的旅游者。直到母亲被残酷的生活所作弄，连“我们”在殖民地暂时性的住所都被潮水所腐蚀，主人公开始沦为身如飘萍的流浪者。在这个迷失的过程中，主人公在不同关系中饰演的其他文化身份的交互作用下进一步变成一个迫切需要寻求自我认同的彻底的流浪者角色。
    
二．多重文化身份之分支：女儿、妹妹、学生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与人和社会相处过程中形成的人际关系让人获得不同的角色身份。例如在家庭里形成父母子女的关系，在学校里形成师生关系，在爱情婚姻里形成两性关系等等。而在每一种关系里每个人都扮演着各自的角色，在电影中，主人公“我”同时扮演着母亲的“女儿”、兄弟的“妹妹”、寄宿学校的“学生”、中国富商的“情人”、殖民地里的“白人”等角色，这些角色饰演的失败让主人公变成了彻底的流浪者，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无所归依。
    “我”和母亲的母女关系是失败的，“我”爱母亲，却也极恨之。在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到主人公与母亲之间的疏离。在“我”心里，母亲把她所有的爱都给了她的大儿子。《情人》小说里曾经提到，“我”曾经和她聊自己的梦想是写书，她只是耸了耸肩，认为那是小孩子的行为；“我”法文考了第一，她并不满意，因为不是她心爱的大儿子考第一；因为家庭经济拮据，为了“搞钱”她甚至允许自己的女儿出门打扮得像个娼妇。“我”要离开她，要与“女儿”的身份决裂：“我可能第一个离家出走...我和她分开，她失去我，失去这个女儿，失去这个孩子...总有一天，时间一到，就非走不可。”在“我”心里早已默默否定了“女儿”的身份，在这个驱壳里，“我”找不到自己，痛苦又愤恨。
    同样地，“我”与哥哥之间构成的兄妹关系也是失败的。我尤其痛恨那个无恶不作，赌光家里的存款的大哥哥：“我想杀人，我那个大哥...要当着我母亲的面把她所爱的对象搞掉...我相信我的小哥哥，我的孩子，他也是一个人，大哥的生命把他的生命死死压在下面...”。“我”与无赖的恶棍大哥之间毫无兄妹之情可言，日常相处时除了争吵便是无视。中国情人送“我”钻石戒指被他发现后，他对“我”无情地谩骂和羞辱，恨不得母亲将“我”打死，“我”对他只有憎恨与恐惧。而对与“我”感情投契的小哥哥，“我”与他之间的感情也不是单纯的兄妹情，那更像是一种复杂的、相依为命、互相慰藉的情感，“我”的小哥哥是和“我”一样孤独的“孩子”。可见，两个哥哥对于“我”来说并没有真正承担着“哥哥”这一角色身份，因此“妹妹”的身份也不能给“我”带来自我认同的满足感，反而为自我存在的意义更添一抹困惑与虚无感。“妹妹”的身份进一步造成了“我”的身份焦虑。
    主人公与母亲和两个哥哥在殖民地过着拮据的苦难生活，虽然她的心已与无处为家的流浪者无异，但因为暂时还拥有着一个无胜于有的落魄之家，她的身份仍可被视为一名暂时性定居者而非流浪者。真正使其转变成全然的流浪者的是主人公的另外一个社会身份“学生”也在她的认可领域里宣告破产。
    “我”上学和日常食宿都在一所西贡公立寄宿学校，在学校里有一位“我”十分欣赏甚至爱慕的女生叫海伦·拉格奈尔。“我”欣赏她自在率真的天性，她时常在宿舍里裸露着美丽的胴体，敢于对学校按法国政府的要求培养她们成为护士或麻风病院、精神病院的监护人员，甚至要派她们到霍乱和鼠疫检疫站的做法表示不满，还想从寄宿学校逃出去。“我”对海伦的好感反映出“我”对她的想法的认同，对于寄宿学校的教育理念“我”抱有否定的态度。“我”的理想是写书，学校对女学生的限制在“我”心里埋下了叛逆的种子，显然“我”并不愿意听从学校对女学生将来的安排。后来，“我”经常夜不归宿，母亲向校长请求听任“我”的行为，从此，寄宿学校于我来说就像旅店一样。当“我”与中国富商之间的情事被发现以后，学校下达禁令禁止学生与“我”讲话，在学校里“我”彻底变成一个孤零零的异类。内心对殖民地寄宿学校“学生”的抗拒与外界对“我”的行径的诟病相互作用，最后抹杀了“学生”这一身份之于“我”的意义。
    可见，无论是“女儿”、“妹妹”还是“学生”的身份都无法让主人公获得自我认同感。饰演这些身份的失败反而带给“我”无尽的困惑、焦虑与虚无。“我”曾经是外邦的旅行者，殖民地的暂时性定居者，“我”的多重文化身份的失效使“我”一次次褪下旅行者、定居者的外衣，披上流浪者的身份底色。“我”不知道自己将何去何从，当一个人的归属感缺失的时候，他/她对身份确认的需要就变得愈发迫切，而在这个寻求身份认同的过程中将始终伴随着焦虑直到寻找到自我为止。在这样的成长背景下，“我”甘愿成为他人眼中被唾弃的“情妇”，这并非道德问题，而是一个没有身份的贫穷流浪者的自我救赎。
 
三．身份认同与构建自我：白人、情人
    主人公无所归依的孤独感是成为流浪者带给她最鲜明的人格底色。她孤独，她迷惘，在支离破碎的家庭里，在不属于自己的殖民地，她渴望的，唯有无止境、不求回报的爱，以温暖她冰冷的灵魂。
现代社会让个体有权利定义自己的身份，在社会关系互动中形成一种“自我定义”（self-defining）的角色身份（role identity），它能为自我的构建提供意义。在电影《情人》里，中国富商的“情人”身份正是能帮助“我”定义自我，找到自身的身份，也即是那个可以安抚她灵魂的爱的化身。
    与中国富商约会的过程中，“我”始终带着一种白人的种族优越感。在母亲逼问“我”的时候，“我”会说他是那么丑的中国人，再三否认和他在一起。“我”的内心也认为“原则上，我不应该爱他，我和他在一起是为了他的钱，我也不可能爱他...这种爱情不会有结果。因为他是一个中国人，不是白人。”这种优越感使“我”在与中国富商的情爱里始终居于掌控的位置，“我”在这段关系里肯定自己的身体、自己的美丽、自己存在的意义。所以，“我”是喜欢他的，喜欢他带给“我”成为“女人”的快感，在两性关系中的存在感和优越感。像他说的那样，“我”爱的是爱情，“我”玩弄了他，但是在爱情里“我”肯定了自我，不需要再颠簸流离，不再流离失所。“我”爱的是爱本身，而他则是爱的媒介。在惨淡的现实里，爱人与爱本身又有何区别呢？
    中国情人迎娶门当户对的富家女的那天，“我”也在那片欢乐的红色人潮里，依然带着那顶男士呢帽，远远望着喜轿上的他，正如那天在渡船上，他在黑色轿车里凝望人群里倚栏望海的“我”。不管是这一天，还是“我”离开殖民地回法国的那个朗月当空的夜晚，“我”，那么骄傲的一个白人女性，真的有那么一刹那被这个拥有像黄金般灿烂的柔软皮肤的中国男子所动摇，“我”是爱过他的。在他无望的爱里，“我”曾经感到无比温暖。在百叶窗缝隙间影影倬倬的浮光掠影下尽情相拥的日日夜夜，他们其实是相爱的，哪怕无缘相守也是一种幸运，这就够了。

    《情人》的主人公“我”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具有多重文化身份，但并不是每一个身份与主人公的自我相契合，这种身份失效导致了主人公展现出来一种流浪者般的虚无与放纵。直到她成为“情人”以后，她才显出肯定自己身体和自我欲望的一面。在她心里，成为一个自由自在的理想主义的、能够掌控自己身体和思想的白人知识女性正是她想要构建的自我。一个人在社会中承担不同的角色，具有不同的身份，并不是单一的平面体，要想全面评价电影《情人》的主人公形象，必须结合她的多重文化身份，只有从多角度剖析，观者才能获得一个立体的“情人”形象。对于其他电影中道德底线模糊的人物形象，笔者认为不妨也采用多重文化身份分析法来进行评价，毕竟，能对电影中复杂的人性进行辩证的客观分析的才是一个明智的观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