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努埃尔谈《白日美人》

我放弃了拍摄《修士》的计划，几年之后，阿图·究郎拍摄了这部电影。1966年，我接受了哈其姆兄弟的提议，决定改编约瑟夫·科塞尔的《白日美人》。我感觉这部小说过于情节化，不过结构很不错。除此之外，我提议可以增加女主角塞维莉娜白天想入非非的一些景象，确立一位资产阶级年轻女性情愿忍受性虐待的形象，这个角色由凯瑟琳·德纳芙扮演。
　　我在这部电影中非常真实地描绘了几种性变态的情况。在影片《他》的第一组镜头和《厨娘日记》中的靴子场景中，我对恋物癖的兴趣已经可以看到苗头。但是，我必须声明，我从未经验过性变态，这只是一种理论和外在的诱惑，这让我觉得好玩儿，让我感兴趣，在我个人的性行为上绝对没有任何变态表现。从另一方面来说，我是一个罕见的人。我以为，一个变态者只会隐秘地，绝不会乐意在公开场合表现他的变态行为。
　　这部影片我也有遗憾的地方，我原想在巴黎里昂火车站的一个餐馆拍摄第一组镜头，但是餐馆的主人给我吃了闭门羹。时至今日，还有许多巴黎人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存在，但是，对我来说，那里是这世界上最美的地方之一。1900年，画家、雕塑家、美工师们为了纪念火车所取得的荣誉和那些为我们运输物资的国家在车站的第一层开设了一个展览厅。在巴黎的时候，我常去那里，有时候是一个人。我总是坐在靠近铁轨的那个地方吃饭。
　　在《复仇》和《维莉迪安娜》之后，在拍摄《白日美人》时，我又和拉瓦尔在一起了。我喜欢这个演员，我乐意听这个人叫我"叔叔"，我也叫他"侄子"。和演员们一起工作的时候，我没有任何特别的技术要求，而是取决于演员在我面前表现出的素质。要是演员挑的不好，我就得跟他们说戏，他们也要付出努力。不管怎样，导演对演员的指导依赖于导演的个人感觉，这种感觉只有导演才能找得到，而且也不是任何时候都能解释得清楚。
　　我的遗憾来自于审查机关，他们对这部电影的几个地方做了非常愚蠢的删节。特别是[乔治·马奇尔]和凯瑟琳·德纳芙的那场戏：凯瑟琳躺在棺材里，乔治喊他的女儿。这是发生在家里祈祷室中，在由格律内瓦尔德画的的基督画像熠熠生辉，在那幅画的下面，祈祷刚刚做完。基督受难的躯体总是令我激动。这场祈祷的删节明显地改变了这场戏的氛围。
　　关于这部影片，人们向我提出了很多有毫无意义的问题。有一个问题问的人最多，一位亚洲嫖客拿着一个小盒子到了妓院，他打开盒子，让姑娘们看里面装的东西，其实我们什么都看不见。姑娘们恐惧的高喊后退，只有塞维莉娜很感兴趣。我搞不清楚他们到底问了我多少次，特别是那些女人们，她们问：“盒子里到底装了什么？”因为我也不知道，所以只能回答：“您认为是什么就是什么吧。”
　　这部电影是在圣·莫利斯制片厂拍摄的，现在它已经不在了，但这个词就像人们常挂在嘴边的口头语一样，在我这本书中一次又一次地出现。路易·马勒正在附近场地拍摄《贼》，我的儿子胡安·路易斯是那部电影的助理导演。《白日美人》可能是我一生中所能获取的最大商业成功，但是这个成绩不是因为我的工作，而是因为娼妓获得的。
　　从《厨娘日记》开始，我的生活实际上就和我拍摄的电影混在了一起。我住在在墨西哥，每年去西班牙和法国呆上几个月，写剧本或者拍片：我不了解工作中的严重问题，我的生活安排的很简单。我遵循自己的习惯，住在过去住过的旅店，经常光顾常去的咖啡馆，而这些地方都是很早以前就存在了的。
　　尽管我确信拍一部电影赶不上写一个好剧本重要，但我从来不是文思泉涌的人。除去四部，几乎我所有的电影，我都需要一位作家或者编剧帮我清清楚楚地写出故事和对白。当然，这决不意味我的合作者只能像秘书一样负责记录下我所说过的话，确实不是这样，我的合作者有权也有责任讨论我的想法并提出他们的意见。当然，说到底，最后做决定的还是我。
　　在我这一生之中，我一共和18个不同的作家合作过。在他们之中，我特别难忘的是胡里奥·阿莱杭德罗和路易斯·阿尔克里萨。前者从事话剧工作，精通台词。后者是位身强体壮但敏感的人，很长时间以来他就自编自导影片了。无疑，我感到和我心灵相通的当属克洛德·卡里埃尔。从1963年开始，我们俩合写了六个电影剧本。
　　我以为，好的剧情能使人兴味盎然,一个剧本中最基本的元素就是不要让观众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人们可以探讨一部电影的内容、美学意义（要是有的话）、风格以及道德倾向，但绝不应该让人对此感到无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