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闸门开启后人性之恶的充分释放

关于“革命”一词，言人人殊，尤其是在中国语境中，其含义就更是复杂，对其的讨论也成为持续性的话题。有人说，应该区分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有人撰文讨论革命洪流中，如何防止暴力和保证人们的身家性命与财产。也有人专门讨论如何处理革命与传统的关系。在具体的历史中，革命的闸门一旦打开，总伴随着一定程度的流血。相应的，由于个人的私欲没有得到满足或者在社会中受到欺凌，或者因为嫉妒而被撩拨起仇恨，一些人极容易在革命的暴力时间中借助“革命”的名义，盗用正义的目的，来对他人施加惩戒，甚至使自己的淫邪得到充分的满足，人性之恶也得以充分地释放。在更加特殊的地区，这一手段，就更易为阴险邪恶的小人翻云覆雨地利用了。未庄的阿Q就是这样。而若说，在辛亥枪响的中国，阿Q这种下层农民只是出于一种无意识的低劣想象与可能的报复的话，那么影片《戈雅之魂》中，作为教会长老的阿伦佐，利用特殊的教会法和自己的身份，在监狱中强暴当地富翁之女，革命一到，他又从外地回来，大肆宣传，批判教会，全然没有操守和个人的责任担当，更谈不上良知。
与此相似，影片《犀牛季节》中，在1979年伊朗发生革命之际，诗人的司机投向洪流之中，加入新的政权，利用自己手中的职权，令诗人萨赫尔和妻子米娜分离，自己对米娜实施强暴。整部影片在回忆和诗语的交织里进行，镜头的切换颇显意识流，但却基本串联起故事，画面也十分写意，颇具诗意，但在这诗意背后是个人生活的悲惨：诗人被判三十年，出狱后沉默寡言，苦苦寻找妻子；米娜逃出伊朗到了土耳其，还被司机牢牢控制，遭受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从个体命运入手，这些文艺作品也让我们重新认识革命，不是简单地拒绝，当然也不是各怀鬼胎地拥抱。同时，也让我们对观察到，在时代转换之际，人性的复杂一面，人的恶的面相如何在没有制度性约束的环境下，得以充分地显露，一些人成为新的权贵，一些人成为被随时折断的风中的芦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