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于萧红的黄金时代

 看了《黄金时代》不住地感慨，距离上次看《白夜行》以来好久没有发现一部特别好的电影了，每年上映的电影上千万部，想遇到一个好电影太难了。好电影不是票房能论证的，也不是别人说好就是好，每个人对好电影的感受不同，每次遇到好电影我都想呐喊，真是三生有幸这部电影让我有缘遇到了。每次看完好的电影我一定会去看影评（不好的电影不会去看），看影评可以通过他人的视角看到更多的东西，看完后翻看了一下影评，影评很多，赞扬的贬低的都有，有些评论也给我启发，如《萧红：文字与人生一起脱轨》、《漂泊者萧红：所有的不幸只因我是女人》、《盘点民国女作家：张爱玲已神话 萧红被低估》、《黄金时代是“萧军朋友圈对萧红的一次残忍补刀》。
     影片的票房并不高，片名取自1936年11月，在日本给萧军写的第29封信中的一段话：“窗上洒满月白的当儿，我愿意关了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就在这沉默中，就象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这个具有史诗情怀的主题，实际展现的是萧红悲剧性的一生，最终要揭示那个纯粹属于她个人的“黄金时代”。电影小众而文艺。对于不了解萧红生平和作品的人来说是乏味可陈的，估计电影放完都不知道在说什么。再加电影各种各样的叙事方式，回忆、闪回、超时空、对镜讲话、话外音、戏剧，穿插，倒叙，第三人讲述等新颖的手法，更会让不了解的人一头雾水。我想在未来中依旧会如此，懂萧红的人在偶遇到她时会感到惊喜，会想着进一步了解她；而不懂得人即使擦肩而过也不会产生任何感觉，更不用说产生共鸣了。这都是很正常的事，后人的评说都是身后事，对已走入历史尘埃中的萧红来说是无关的了。
    在导演的二次创作之前，我相信剧本作者就已深入了那个模糊而少为人知的女子的心灵深处，故事本身就已灌注了诗意、浪漫、伤感和乱世的情怀。从总体上来看我支持此部电影两个地方，一是叙事方法，对一个历史人物用生活片段的方式展示最能接近人物本来面目，所谓寥寥数笔的勾画比不切实际的想象对于讲诉历史中的真实人物显得更为重要，因为观众想要了解的是能写出这些一流作品的作者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而不是一味的拔高或是捕风捉影的八卦。电影的剪辑，在按时间轴的推动前行中，又会突然小小地来一下前后挪移。比如在某一时间点的故事中，会突然插进一小段在这个时间点之前或之后的故事。这种局部的时间轴错乱不仅为观众制造了安全范围内的新奇之感，又再次加深了那种对人物和故事的不确定感。你会发现无论如何，貌似在银幕再现的她的一生，其实只是隔着历史的迷雾看到些模糊和支离破碎而已。电影中对无法确定的史料也明确的做了说明，这很好，历史本身就有谜团，能最大程度接近历史就已然足够，剩下的留给观众自己去思考选择，不必给出唯一的答案；二是电影中运用了作者许多原著中的文字和话语，这让我想起我在高中时代读过有关的文章，顿时感到特别的亲切，即使撇开这点不谈，也使电影场景的调度上有了最真实的体现。最大的不足之处也正如一些评论家和学者所说的，电影过于纠结于萧红的生活，对她生命中最有价值的文学创作表现的太少。
    说到萧红的文学，这也是萧红一生最闪光的地方。一个人对于别人的价值说到底是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什么，而并不是自己得到了什么，古往今来都是这个道理。一个人死后，能让人记起的东西不会太多，民国千千万万的女子在那，为什么电影巴巴的要来拍萧红，绝不仅仅是萧红传奇的经历，有着传奇经历的人多了去，除了传奇的经历，究其另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萧红留下数百万字的存世遗著，鲜明的符号意象（作为近代中国第一批觉醒的文人女性），正是这些作品反而让后人想去探究作品背后的人，背后的人生经历。萧红一开始写作时也没受过多么高等的教育，其作品没有多么高深的文学技巧和雕饰，但其文学素养却十分接近文学真正的本质，究其原因大约是不断地学习和坎坷的经历铸就的。其作品也不为当时文坛主流和读者所认可；但正如萧红自己所说：“有各式各样的作者，就应该有各式各样的小说。”以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为例，读过的人都会认为此文是所有回忆鲁迅的文字中最感人，最温情动人的。与其他作者笔下的鲁迅冷峻，睿智，文坛领袖的形象不同。萧红笔下的鲁迅温情细腻，对待青年人、对待朋友的温和，与人拉家常，待人接物，对待家仆，作为丈夫，作为父亲的鲁迅，疾病中的鲁迅，甚至细致到鲁迅家里的布置，鲁迅的工作状态，许广平缝补衣物，鲁迅如何送客，如何品论萧红衣服的配色。看后的读者都会感受到鲁迅的家庭不是不食人间烟火，鲁迅不是高高在上，也不是那只存在文章中不断呐喊的人，而是如同平常人一样，只是一个睿智亲切的长者。这里一方面是一般人无法如此近距离观察鲁迅，熟悉鲁迅；另一方面是萧红自己女性独特的视角和细腻的笔触。再看萧红代表作《呼兰河传》中运用孩子的视角写自家的后院：“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飞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花就开一个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相比于其他作家半欧化的语言，无疑这样的文字勾勒方式更为接地气，如果说和她同时代的其他左翼作家的语言是正统的西洋画，那萧红的文风更像是简洁明朗的国画，或者说更像是稚童的随性涂鸦，孩子气却如此的色彩斑斓，在另外一些时候，萧红的笔下又显出不同寻常的幽默，她在描写鲁迅先生生气时拍桌子的情景：鲁迅先生一拍桌子，桌上的碗碟就呱嗒呱嗒的跑。但如果仅仅觉得文字孩子气和散发童真，那可谓是一点都没看到内在的东西，或者说是肤浅的认识。作者写《呼兰河传》时并不是一个小女孩，而是生命的最后一年，此时作者已是备尝人世风霜的成人，孩子般的视角下无法掩饰文字透露出的迷离和荒凉，明媚的文字将尖锐的疼痛小心翼翼包装起来，作者刻意把苦痛内藏，展现给读者的只是平缓的语调娓娓述说，我想这并非感受不到苦痛，而是作者经历的苦痛无望的时刻太多太多，一般人遇到如此糟糕的境遇也许会发疯，但萧红是一位作家，作家既然拥有敏锐纤细的内心，自会将这些苦痛都酿为芬芳的美酒。在描写自己在哈尔滨极度困苦生活的《商市街》中有一篇《饿》，对于饥饿的描写这样写到：“轻轻扭动钥匙，门一点响动也没有。探头看了看，“列巴圈”对门就挂着，东隔壁也挂着，西隔壁也挂着。天快亮了！牛奶瓶的乳白色看得真真切切，“列巴圈”比每天也大了些，结果什么也没有去拿，我心里发烧，耳朵也热了一阵，立刻想到这是“偷”。儿时的记忆再现出来，偷梨吃的孩子最羞耻。过了好久，我就贴在已关好的门扇上，大概我像一个没有灵魂的、纸剪成的人贴在门扇。大概这样吧：街车唤醒了我，马蹄嗒嗒、车轮吱吱地响过去。我抱紧胸膛，把头也挂到胸口，向我自己心说：我饿呀！不是‘偷’呀！……”。在描写饥饿的自嘲中写道：“郎华仍不会来，我拿什么来喂肚子呢？桌子可以吃吗？草褥子可以吃吗？”自问的笔调，鲜活的心理与环境描写，如果不是真实遭受饥饿与虚弱的折磨，是无法写出这样的文字。对于萧红而言，生活已经坏成这样了，还能坏到哪里去？这或许也能理解她人生处事的一些风格。
     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为上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的中国，那是一个民气十足、海阔天空的时代，却也同样是一个风雨飘摇、山河破碎的年代。感谢作为第七艺术的电影，让我能比较直观的去看那段风起云涌的历史。内忧外患的时代中个人与国家民族的命运如此深刻复杂的掺杂在一起，可以发现整个人物的命运一直被看不见的命运之手不断地推动着前进，同时人物本身的灵魂意识也在不断觉醒，不断做出复杂的考量，不断地选择自己的道路，对于这样的道路正确与否已然不那么重要，只知道过程与结局是主人公在两种力量的支配撕扯下终生漂泊。主人公也有缺点，用现在来看主人公可以用“作”来形容，年纪大的人会认为主人公在胡闹，主人公一生无法选择自己怎么生怎么死，但主人公却可以选择怎么爱，怎么活。萧红的一生是追求自由的一生，不论处于如何灰暗沉重的时代与环境，也不论有如何破败的身体，却拥有着属于自己自由不羁的灵魂天空。
      电影的最后响起《呼兰河传》中的文字，“红花开在墙头，越鲜艳，越荒凉。”主人公生命的最后时刻，魂魄仿佛轻轻飘起，又回到了呼兰河，回到了她生命的起点，交织的画面与意象将整部电影的浪漫和悲情推向了极致。影片放在大背景下，可以读懂女主角悲剧的宿命，而脱离历史背景，又可以看到精彩恣意的人生百态。整部电影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没有可歌可泣的故事，却有着一个人对自己命运的掌控，对自己人生的考量。沧海横流的风潮中，虽然只是一介女子却也给人荡气回肠的感叹，实属不易，从这个方面说，文字与人生一起越轨的萧红，不仅有着属于自己文学创作的黄金时代，也有着属于自已人生的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