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寻黄河边的中国之出路

牛大胆生于1918年，我的奶奶与他同龄，即使耳聋也依然在追看着这部剧，对于他们这代人来说，那些被绝大多数人遗忘或者不再去管的岁月，从来就不曾走远。《老农民》开篇，便是在混沌的黄河边上，两个黝黑的老农民，在皲裂的大地上，为了同样黝黑的子女的命运，角力两个字，一横一竖，横着的死去，竖着的活下去。然而，1948年的山东老农民（或者说是传统农业工作者），无论他们是地主还是雇农、智慧还是狡猾、冷静还是癫狂、执着坚毅还是随遇而安，都将迎来三千年来最大的变局，他们从法理上平等的拥有了土地，然后再成为集体的一员，在漫长的三十年集体生活里，最大的存在便是活着，直到革命的异化脱敏。集体所有制的人民公社，是热火朝天的戏剧化生产模式，表面看来是璀璨辉煌的大词汇叙事而实际上则是土地的黄昏，《孙子兵法》有云：“上下同欲者胜”，本剧明示，暴风骤雨、翻天覆地之后并非是理想国，乌托邦式的集体所有制，依旧难以解决农村落后的生产力问题。“人人所有、人人无份”，农民作为土地的主人扭曲为奴隶，他们需要不断忍耐困苦，有胆识者在寻找出路，《老农民》正面给予了礼赞。

麦香岭、黄河与山东，是中国三农的象征，他们的遭际，后人难以用简单的悲剧性词汇来形容，他们的生存本身便是史诗剧。区区三升麦子，作为结婚的聘礼，竟然难为死陈宝国，这是变态的修辞，不过历史就是这样残酷，十年之后，依然是这块土地上的人，他们可以制造亩产万斤和大炼钢铁，他们不可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至于他们为什么要演出这样的荒诞戏，具体还是要看高满堂编剧、张新建导演的《老农民》。前三十年为了一口吃而活着，后三十年为了更好的自己而活着，本剧的主人公毫无疑问便是“土地”。陈宝国饰演的牛大胆与冯远征饰演的马仁礼既是二元对立又合二为一，在划分阶级属性时他们是对立的，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又彼此扶持、缠斗和激荡。为了那三升小麦，牛大胆与牛莉饰演的杨灯的婚事告吹。

在相当长时间内的经济制度体系中，三农是作为工业背景而存在的，当大队长牛大胆盘算出集体一年的盈余只够买一盒火柴时，从实践的角度就宣告了集体所有制的破产。传统农村社会的内核，是以血缘或亲缘关系为纽带的“面对面的社群”、“圈子社会”、“熟人社会”，稳定社会关系的力量，是相对的了解和同情，但是不断的革命、斗争以及无处不在的指令生产，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生产力也在最低层面上不停的折腾。《老农民》告诉观众，“乱自上作”，犁庭扫穴后的农村，已经是全国一盘棋里的卑微棋子，农业被彻底的剪刀差所伤害，农民只有口粮和种子可以留存，三农发展从共和国经济体制上便无可能。有故人经常相助的滚刀肉牛大胆，作为一个戏剧人物，可以一再反抗、尝试（在黑市里卖烟、卖鱼、卖黄金，过年包饺子等等），在真实历史中估计被打垮十回、枪毙五分钟不成任何问题。牛大胆的核心思想就是直寻，更好的活着是其自然之旨，构成了农民作为土地的主人本应该有的本体论的追求，革命和饥饿作为本剧的高频词，前者大家都说不清内涵和外延，而后者则是公开的禁忌和私下的最大公约数，每个人活着的人都在与死亡的幽灵进行贴面而行的对话。

莫言的《生死疲劳》讲述了另外一个方向的山东老农民故事，土地改革中被枪毙的地主西门闹和他六道轮回的见证与折腾，中国最后一家单干户，正好可以和本剧参照来读。在困难时期，牛大胆开垦荒地或者借一点集体的土地，都被代表政策的基层领导们批判、剥夺其争取活着的权力，《生死疲劳》里的单干户，尽管是孤独的、被排斥的，然而却有自由生产的权力，这份权力在“统分结合、分地到户”之后的1980年代普遍拥有，1980年代也是中国近代化以来，农民唯一的黄金时代，农村释放了粗暴而有力的生产力，本剧中的牛大胆们甚至到俄罗斯去种地，农业户口也难得的缩小了非农户口的财富差距。与2008年至今，农村土地产权的确权在进行中。希望在不久的未来，可以通过土地金融化、证券化等等手段，与城市里的土地不再有过大的等级地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