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总是输于想象，想象未必高于现实

      Netflix的新剧《马可·波罗》甫一亮相，我就去看了。抛开“史上第二贵美剧”的噱头不谈，其中国历史题材足够让身为中国人的我兴致盎然。
      片子从马可随父亲叔叔一路东行开始，不期遇到蒙古士兵，被带到了大都皇宫。父亲叔叔仓惶解释自己为何来到蒙古境内，但未取得可汗忽必烈的信任。倒是马可的能说会道吸引了忽必烈的注意，让忽必烈做出留下马可成为臣子的决定，并让马可一步步成为连太子真金都嫉羡不已的宫廷红人。前四集中马可单独觐见忽必烈的戏太像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野心勃勃但又充满哲学思辨的君主，来到陌生环境好奇地观察一切物事的外国游者，一个仔细地听，一个认真地讲，用言语勾勒生活，用质疑交流可能。这样的一个带着一丝脉脉温情的忽必烈汗，对大多数爱好历史的中国人来说应该是陌生的吧。
      本来这样一个以蒙古视角讲述的南宋覆灭故事就容易让人产生不适感，更何况南宋在本片中是那个顽固的反面角色，是那个阻碍忽必烈实现祖父毕生梦想的绊脚石。片中诸多历史谬误，更是贻笑大方：南宋宫廷居然不在杭州而在襄阳；理宗薨逝时继位的居然不是他侄子度宗而直接是度宗的儿子；贾似道固然大权在握被度宗称为“师臣”，但居然敢用火药轰死当朝皇太后。更不要提贾似道为了维护南宋政权化身战争狂人、送身为宫妃的妹妹去蒙古刺杀蒙古皇后等奇葩设定了。所以若是希望通过看这部剧温习元朝史那就不必了，夸张的想象让这部剧成为美国人对东方的幻想剧，像是在讲一个带有中国元素的中世纪罗曼史。
      不过，用马可·波罗这个真实性存疑的人物当做这部剧的主角，本身就是默认了想象成分的合理性吧。毕竟，《马可·波罗游记》这部旷世奇书早就被历史学家发现充满了夸张和时间错乱。
      剧中没有出现南宋国都杭州，实在是令我感到万分失望的事（剧中提到苏州的次数都比杭州多！）。在美剧中会如何呈现那座“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天城”，让我无比好奇。因为缺少考古资料，法国历史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在《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La vie quotidienne en Chine à la veiile de l'invasion mongole, 1250-1276）中援引了不少《马可·波罗游记》中对行在（杭州）的描述来论证杭州在13世纪惊人的繁华。但若仔细思考，就会发现其中的些许不合常理之处：马可·波罗被认为是于1276年至1292年间来到中国，那时的中国已经是蒙古治下（杭州于1276年和平沦陷），他笔下的杭州自然也是蒙元初期的杭州。谢和耐显然认为蒙元初期的杭州和南宋时期的杭州变化不大，所以引用了该文献。但这难道不应该让人诧异么？不谈杭州失去国都身份后带来的巨大经济冲击，杭州一如往昔地保持繁荣这一事实让谢和耐在其导言中所写的“在蒙古人入侵的前夜，中华文明在许多方面都处于它的辉煌顶峰，而由于此次入侵，它却在其历史中经受着彻底的破坏”这一论断显得有些自相矛盾。
      实际上，我们一直以来对蒙古和元朝的想象，就如此般。“中华文明破坏者”、“至始至终未能融入中华文明的短命王朝”是我们对蒙古人和元朝的固有印象。但现实果真如此么？日本历史学家杉山正明在《忽必烈的挑战：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的大转向》中,力求打破这样的思维定式。就拿前文提到的杭州来说，在除去政治因素后仍能以百万人口和繁荣经济傲视全球，这一事实本身就值得我们重新思考蒙古时代究竟是怎样的。
      剧中的蒙古宫廷看似十分“国际化”。穆斯林官僚、蒙古将军、大马士革工程师在其间各司其职，而这其实的确是忽必烈政权的真实写照。忽必烈求贤若渴且对人才的使用不拘一格。他注重能干实事的实务型官僚，尤其是负责经济事物的人才。汉族文人对蒙古政权不满的很大原因是在元朝几乎没有组织过科举考试，但如果从蒙古政权的治国方针来看，这么做的确有理：只懂得儒家经典、不谙实务的儒生在蒙古政权没法发挥作用，自然也没有提拔的价值。剧中重要的配角之一阿合马（Ahmad）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他是个伊朗系的穆斯林人。由强大的穆斯林商人团作为支撑，他和汉人张惠等人在忽必烈政权中操持经济事务。剧中出现的征税官桑加（Sanga）亦是有其真实考据：在忽必烈政权下，征税几乎完全委任给穆斯林人，且多数以”承包“的形式来进行。
      杉山正明指出，忽必烈政权的最大特点就是重商主义与自由经济。忽必烈及其策士从一开始就决心实践经济立国，考虑创造世界性规模的流通、通商。吞并南宋，亦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当时世界上生产力最高的地区，将为蒙古帝国构建一个世界性规模的贸易帝国贡献不可替代的力量（p.204）。阿合马创造了专管经济、财务的特别中央机关“制国用使司”，即之后的“尚书省”，这与一向“以农为本，以商为末”的中华王朝形成了鲜明对比（p.206-207）。坐拥当时世界上最大经济力和生产力的中国，忽必烈政权采取自由经济政策，奖励超越区域与“文明圈”框架的大型通商。无论出身、种族，只要支付三十分之一的商税与关税，皆可在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境内自由通行经商（p.238）。西亚、中东、甚至西欧都纷纷进入以大元汗国为中心的欧亚通商圈，政治上的壁垒在日益频繁的贸易交流中消失（p.243-244)。对于中华文化来说，蒙古政权带来的不是毁灭而是机会。贸易和文化交流不仅极大增强了中国本土的经济实力，更造就了璀璨夺目的物质文化，闪烁着伊斯兰审美情趣和“回回青”特有色泽的青花瓷即是东西文化交流的精华之一。“中国的皇帝？蒙古的皇帝？吾将会成为世界的主宰！”剧中的忽必烈如是说道。这或许并非只是豪气万千的夸张之语，而是历史中的忽必烈真正付诸实践的事。
      重商主义、自由经济、遍及欧亚大陆的通商网络……就某种程度而言，蒙古时代或许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全球化”。这样的论断，或许也是超乎我们许多人的想象的吧。
     “现实总是输于想象的，陛下。”马可·波罗说。
      但想象，也未必高于现实。

                                               参考文献
【法】谢和耐.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插图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日】杉山正明.忽必烈的挑战：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的大转向 [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