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德哥尔摩情人

林夕给陈奕迅写过一首词叫《斯德哥尔摩恋人》，里面有一句是：逃避分开的孤独，情愿一起不舒服。这部电影给我的感觉就是如此。林夕把一对彼此依赖而又彼此折磨的恋人比喻成绑架和被绑架的关系可谓妙笔生花，而吉田修一笔下的人物则是真正经历了不幸后才在一起，其中的心理折磨想必更甚。

影片的开头便是尾崎俊介和加奈子做爱的场景，电视机里传来了关于一名儿童被谋杀的报道，这种讲述方式在同样由吉田修一小说改编的《同栖生活》里出现过，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年轻人过着最普通的生活，而电视机里却播放着凶杀案的新闻，看似毫不相关的两件事就这样巧妙地联系了起来。在本片中儿童谋杀案作为了一个引子勾出了多年前的一起轮奸案，这其中起到穿针引线作用的是由大森南朋饰演的记者渡边，这个角色试图从观众的角度看清真相，但他又不仅仅是一个旁观者，前运动员的身份让他对本是棒球队主力的尾崎产生了同情，而妻子的冷漠使他在情感上与主角产生了共鸣。关于渡边的一个细节是其回到家后对着镜中自己的裸体发呆，略显发福的身材和妻子的唠叨声是这个中年男人的生活写照。所以对于渡边来说，揭开案子的真相更像是一次自我修复之旅。

在吉田修一的小说中时常会有推理的成分，本片中带着这个使命的就是水谷夏美的行踪问题，这位轮奸案的受害者在他人的口中无疑是命运悲惨的，婚后遭到丈夫的拳脚相加并突然人间蒸发是我们所知的关于她生活的一小部分，然而根据种种细节和暗示夏美的真实身份令人咋舌。这其中尾崎夫妇的微妙关系是最大伏笔，两人之间多场做爱戏无一不是机械冰冷地，在尾崎第一次被捕后加奈子的反应也十分冷漠，或许说这个女人始终都是面无表情的，好像让人生生剥去了七情六欲。尾崎第一次被释放后两人进行了一次怪异的对话，“难道你担心我了？”“这是正常的吧。”说起来不经意但却暗示了这段婚姻关系的非比寻常。如果说上述还只是初露端倪的话，那么加奈子的举报导致尾崎第二次被捕则令距离真相只剩一步之遥，是什么样的仇恨能让夫妻之间产生这么大的隔膜？或者说是丈夫做了什么让妻子无法原谅？我想观众此时心里已经有了答案，这之后的闪回不过是为了验证这个可怕的猜想，可是在看到加奈子向渡边娓娓道来事情的真相时，还是对这个黑暗的结果感到讶异。尤其是闪回中加奈子对尾崎恶狠狠的说：如果我死了你就能解脱的话，我是不会死的。这句恶毒的诅咒听上去是那样令人心颤，原来怨念是可以让人搭上自己的幸福的。

如果说吉田修一的故事提供给了电影很好的素材的话，那么细腻的摄影则将文字转变成了流转在光影间的情绪。记者围堵被害儿童家的一场戏里镜头慢慢升格，意图用审视的角度来看这个事件，对无良媒体的控诉也是不言而喻。渡边和尾崎第一次来到溪谷边，对话结束镜头里只留下渡边，而尾崎出画，之后渡边和加奈子在屋外的戏也是随着加奈子离开画面只剩下渡边一人，两个镜头相似的处理暗示了渡边一筹莫展的境地。加奈子在电话亭里哭诉的一场戏里，手持摄影的晃动突显出角色内心的不安。除了镜头的匠心独运外，细节前后的呼应也是本片一大看点。加奈子和尾崎吃拉面时，尾崎要给加奈子倒酒被拒，而后来加奈子洗澡出来，尾崎给她倒酒，加奈子欣然答应了。加奈子前后两次不同的反应也说明了其对尾崎态度上的转变，从开始的抵抗到现在的放下，从小小的倒酒就能窥见一二。诸如这样的戏还有加奈子和尾崎深夜在桥边，镜头里只有加奈子，而结尾两人同样在桥边，却是同时入画，心理防备的卸下就是这两组镜头所要表达的讯息，我们看到加奈子的鞋子被水冲走也是放下执念的一种印证。

在片中夏美提出了一个假设，如果事情发生当天走的是自己而不是加奈子，那么她的命运是否会大不同？或许当惨剧发生在自己身上时，每个人都会做这种假设，可是命运的不可逆又让这种假设变得毫无意义，夏美在旅馆登记时写下了加奈子的名字，至少她希望未来人生可以倒置。面对假设的不只是夏美一人，影片结尾渡边问尾崎：遇到夏美的人生和没遇到她的人生你选哪个？尾崎没有回答。当然他可能千万次地后悔遇见了夏美，可是这个女人已经渐渐融入了他的生命，没有了夏美则意味着他的一部分生命将被抹去。不禁感慨两个人离幸福只差一步，可是当初的那句“我们不是为了幸福在一起”却始终盘旋在彼此心中，令到两人不敢对幸福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