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过的媒体巴士
最近为一堆杂事忙得焦头烂额,以至于看到最后一集的时候居然能感受到虚伪的励志,决定把这片从三星改成五星。当然也有可能找回理性之后改到四星,因为如果按照迪士尼的路数,本剧绝对就剧终了,可事实上只要不是童话,故事都还要继续,虽然一想到也许下季会出现“Mac发现Will瞒着她跟八卦女交往过一段时间”的狗血剧情,我的心都直抽抽。
本季真是一个指导做挖粪报道(别嫌我用词粗俗,这是新闻史教材上的词汇)的好教材,而且这粪挖错了的剧情设定更加惊艳——是的,它还是教材。可惜得很,我没做过挖粪报道,只上过媒体巴士,所以Jim的故事让我更有带入感。
在导入与剧情完全无关(是的,大家可以关掉这个页面了)的故事前还想说一句:用大选报道结尾真加分!美国的新闻学与传播学发展都跟大选报道很有关系,我们这些报道不成大选的前记者只有羡慕妒忌恨的份儿。
好了开始讲故事。
我曾经在媒体巴士上做过意义不是那么严格的新闻官。话说有一次,各省主流媒体都跑到我们这儿来采访灾后重建的事情,部里指定我们做东道主,带着大家登上巴士去各区市县走一走看一看。我们的记者也上巴士,负责写通稿(不强制别家记者使用)兼联络,勉强可算新闻官吧。原本负责这事的记者对我们主任说她在车上写稿会晕车,要求换人。于是我虽然是一个坐在车上发短信都会晕车的主,可我没有当总编辑的丈夫,也没有在部里当高官的爹,我只好去了。
都说了,我没有当总编辑的丈夫,也没有在部里当高官的爹,所以我不光得当好这个意义不是那么严格的新闻官,还得远程指导我的实习生做好我本该做的新闻。于是我在每天采访完了坐车回酒店的路上给实习生打电话,问她当天跑新闻的情况,大致听她说一下采访的内容,觉得有不到位的地方就让她马上跟采访对象联系。一通电话打完,也差不多到酒店了,别的记者吃饭,我赶紧把通稿写出来;别的记者吃完饭开始就着我的通稿写稿件,我赶紧改实习生发过来的稿子,再传给主任审稿。
媒体巴士开了大半个月,我真是累得脱层皮。
我也有被赶下媒体巴士的经历。一次某机关请各媒体记者跟他们到外地采访,要跟两三天,每天早晨到该机关门口上车去外地,晚上在同样的地方下车,挺折腾的。本来负责跟这个机关的记者当时在职读研中,正是毕业论文要定稿的关键时期,跟主任求情告假,而我又是那个顶班的人。
第一天去了,机关好吃好喝地招待着。那天,该机关一哥说了一句话,这句话不管从新闻理论还是新闻实践的层面上分析,都绝对够写一篇稿子了。晚上回来写稿时犹豫了一下,还是不忍放过这条新闻,写了。那天主任也在外地出差,稿子交给副主任审,他什么也没说,给发了。
没多久就收到该机关新闻官的电话,让我撤稿,我说我没这权限,我得跟主任汇报。对方听后也没说什么,挂电话。我给主任打电话,把这事一说,主任问:那句话你录音了吗?我说录了。主任分析说,那机关老大的官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这事真要闹起来,他肯定不承认说过这句话,而且会给我们施加压力不许公布录音,不过我手上有录音,倒是可以自保。分析完,主任又想了想,决定撤稿吧,他去跟编辑说。
我又给该机关新闻官打电话,告诉他主任已经决定撤稿,正在跟编辑联系,很快就能办好。那边一副作威作福的腔调说我不用管这事了,他们已经联系了部里,部里会让我们总编辑撤稿的。我心中觉得好笑,姑娘我也不是吓大的,唬谁呢,很淡定地说,“那么解决了就好,再见。”说完收线。
其实,这份淡定一方面来自手中的录音,另一方面,我当时已快要离职回校读书,知道再也不会跟对方打交道,如果部里真要闹起来开除我什么的,我还能拿失业保险呢~
当然,稿子撤了,原本定于晚上某时间通知第二天上车时间的电话也没再打给我。我乐得不去,不过觉得有些对不起同事。后来再一想,我们好歹是所谓的主流媒体,该机关不至于从此不跟我们打交道,顶多下次见了同事把我狠吐槽一顿,同事再顺着说那姑娘就是傻兮兮的不懂事,这页就能翻过去了吧。
就这样,我被赶下了媒体巴士。我觉得该给同事道个歉,毕竟给人家添麻烦了,可那时候年轻,爱面子,没好意思开口,同事大概也不好意思说我。于是直到现在,谁也没提过这件事。
本季真是一个指导做挖粪报道(别嫌我用词粗俗,这是新闻史教材上的词汇)的好教材,而且这粪挖错了的剧情设定更加惊艳——是的,它还是教材。可惜得很,我没做过挖粪报道,只上过媒体巴士,所以Jim的故事让我更有带入感。
在导入与剧情完全无关(是的,大家可以关掉这个页面了)的故事前还想说一句:用大选报道结尾真加分!美国的新闻学与传播学发展都跟大选报道很有关系,我们这些报道不成大选的前记者只有羡慕妒忌恨的份儿。
好了开始讲故事。
我曾经在媒体巴士上做过意义不是那么严格的新闻官。话说有一次,各省主流媒体都跑到我们这儿来采访灾后重建的事情,部里指定我们做东道主,带着大家登上巴士去各区市县走一走看一看。我们的记者也上巴士,负责写通稿(不强制别家记者使用)兼联络,勉强可算新闻官吧。原本负责这事的记者对我们主任说她在车上写稿会晕车,要求换人。于是我虽然是一个坐在车上发短信都会晕车的主,可我没有当总编辑的丈夫,也没有在部里当高官的爹,我只好去了。
都说了,我没有当总编辑的丈夫,也没有在部里当高官的爹,所以我不光得当好这个意义不是那么严格的新闻官,还得远程指导我的实习生做好我本该做的新闻。于是我在每天采访完了坐车回酒店的路上给实习生打电话,问她当天跑新闻的情况,大致听她说一下采访的内容,觉得有不到位的地方就让她马上跟采访对象联系。一通电话打完,也差不多到酒店了,别的记者吃饭,我赶紧把通稿写出来;别的记者吃完饭开始就着我的通稿写稿件,我赶紧改实习生发过来的稿子,再传给主任审稿。
媒体巴士开了大半个月,我真是累得脱层皮。
我也有被赶下媒体巴士的经历。一次某机关请各媒体记者跟他们到外地采访,要跟两三天,每天早晨到该机关门口上车去外地,晚上在同样的地方下车,挺折腾的。本来负责跟这个机关的记者当时在职读研中,正是毕业论文要定稿的关键时期,跟主任求情告假,而我又是那个顶班的人。
第一天去了,机关好吃好喝地招待着。那天,该机关一哥说了一句话,这句话不管从新闻理论还是新闻实践的层面上分析,都绝对够写一篇稿子了。晚上回来写稿时犹豫了一下,还是不忍放过这条新闻,写了。那天主任也在外地出差,稿子交给副主任审,他什么也没说,给发了。
没多久就收到该机关新闻官的电话,让我撤稿,我说我没这权限,我得跟主任汇报。对方听后也没说什么,挂电话。我给主任打电话,把这事一说,主任问:那句话你录音了吗?我说录了。主任分析说,那机关老大的官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这事真要闹起来,他肯定不承认说过这句话,而且会给我们施加压力不许公布录音,不过我手上有录音,倒是可以自保。分析完,主任又想了想,决定撤稿吧,他去跟编辑说。
我又给该机关新闻官打电话,告诉他主任已经决定撤稿,正在跟编辑联系,很快就能办好。那边一副作威作福的腔调说我不用管这事了,他们已经联系了部里,部里会让我们总编辑撤稿的。我心中觉得好笑,姑娘我也不是吓大的,唬谁呢,很淡定地说,“那么解决了就好,再见。”说完收线。
其实,这份淡定一方面来自手中的录音,另一方面,我当时已快要离职回校读书,知道再也不会跟对方打交道,如果部里真要闹起来开除我什么的,我还能拿失业保险呢~
当然,稿子撤了,原本定于晚上某时间通知第二天上车时间的电话也没再打给我。我乐得不去,不过觉得有些对不起同事。后来再一想,我们好歹是所谓的主流媒体,该机关不至于从此不跟我们打交道,顶多下次见了同事把我狠吐槽一顿,同事再顺着说那姑娘就是傻兮兮的不懂事,这页就能翻过去了吧。
就这样,我被赶下了媒体巴士。我觉得该给同事道个歉,毕竟给人家添麻烦了,可那时候年轻,爱面子,没好意思开口,同事大概也不好意思说我。于是直到现在,谁也没提过这件事。
这篇影评有剧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