緣於陳耀成的記錄劇電影閱讀《瑞典遊記》的心得劄抄
二十年前曾以＜浮世戀曲＞予人深刻印象的香港導演陳耀成，新近以康有為《瑞典遊記》為本，拍成了記錄劇電影。康氏之於瑞典的評價，多數人都將「文字」當真，遂只停留表面，而無能透過轉折進入其內心。其次，電影多層次牽引交感的藝術處理手法應當喝彩，影片滲合了些許政治態度與意識型態的轉向，（懷疑是作者不經意流露，也可能是有意識地想在無意中做出表白，）也值得付諸公開討論。
筆著欣賞電影，發現從影片所據《瑞典遊記》涉及的歷史知識，可以察覺曾經是香港電影標籤的孤島與漂鳥思想，隨著歷史的告一段落，悄然有了變化……以下這份混合了觀影與讀書的筆記劄抄，即緣此而作。僅關注電影的朋友，只讀第13﹣14節即可。
（1）錢穆是第一位真正重視康有為旅歐遊記之人
昔日剛開始喜歡上「讀書」這件事的時候，受友人影響嗜讀＜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心裡一直有個印象，錢穆可能是第一位真正重視康有為旅歐遊記之人。他在1940年代專門針對康氏遊歐見聞寫了討論文章，指出遊歐是辨識南海思想前後轉折的樞紐：康氏早歲為歐土文明的謳歌崇拜者，及至出洋親遊，踏上彼國土地，凡所遊觀往往出言批評鄙薄。至於他的政治與文化態度，也由早期維新時代效行西化的新政規畫者，在革命後逆轉成為中華文化本位之保皇黨人。其遊觀文化竟與政治態度之激變相應，彌合若此。
錢穆的文章應是第一篇針對康氏遊記而發的學術回應，其中頗有一種「能見人所未見」之思想的靈光。原來以為49年以前在大陸發表的舊文未必列入電腦網路檢索範圍之內，好奇試了一下「期刊論文索引系統」，竟能檢出。「思想史論叢」文末附識原刊於民33年，應是35年誤植。
（2）香港商務版並非康有為《瑞典遊記》首次以中文面世
2007年10月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康有為《瑞典遊記》，包括以這篇遊記所引發之靈感拍攝記錄劇電影的陳耀成，許多人以為這個版本是康氏這篇未刊遺稿首次以中文面世，其實並不正確。
考康有為在1904年撰有＜十一國遊記序＞，披露自己有意整理戊戌後遊歷各國考察之所見，但此前後僅見部份內容零星刊於報章，康氏或再撰文重申規畫預定寫作的細目，但多數未有成稿發表。日後梁啟超彙整報刊文章以《歐洲十一國遊記》為書名單行出版，其中僅義大利與法蘭西較為完整，德國另有專文述之、其他零星數語及之的國家有英國、土耳其、希臘、歐東之保加利亞與塞爾維亞、蒙地卡羅、美國、加拿大、巴西。至於原先預定十一國中的瑞典、瑞士、奧地利、匈牙利、丹麥、 比利時、荷蘭等國並未與世人見面。
康有為的女兒康同璧長年追隨父親，周遊歐美，她在父親逝世之後整理南海遺書，1956年將未收錄在《歐洲十一國遊記》中的瑞典之旅，交該國漢學家馬悅然就譯名等涉外事物訂正校改，於十五年後的1971年始以瑞典文出版，馬悅然為康有為在遊記中記錄的景點搭配攝影寫真增色不少，然而華文世界的讀者對康氏流亡海外期間曾長年住遊瑞典一事仍多無所悉。
康同璧為這本瑞典文的父親遊記寫了＜代序＞，其中提到：「關於遊記部份除已刊出者外，尚餘北歐、英、日、印度等稿，皆可陸續出版。」但據蕭公權1973年《康有為思想研究》的＜序言＞，Mary Wright 在四十年代末，曾由康同璧處得到一批康有為著作的微卷照片，後經華盛頓大學 Franz Michael 轉予蕭公權，內含許多不曾發表的未刊稿本。蕭公權描摹康氏的性格情懷，借重遊記頗多，甚為看重，但不見引述提及＜瑞典遊記＞。後來這批微捲移贈中研院收藏，蔣貴麟1979年在這批微捲中檢出＜印度遊記＞一篇，輯成《康南海先生遊記彙編》，也未見康同璧所稱北歐、英、日等稿。1985年岳麓書社、2007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分別曾據初版本重新編排打印《歐洲十一國遊記》，唯此時仍不見康氏瑞典行旅的第一手記錄刊佈。2007年9月人民大學出版《康有為全集》，完整蒐集康氏未刊遺稿，應該是＜瑞典遊記＞第一次以中文原始面貌與讀者見面，搶先香港商務印書館發行之《瑞典遊記》單行本僅1個月。
（3）康氏之遊記其實不只是遊記
我個人對於康氏瑞典等遊記遲未公開之原因有所猜測，載於這份筆記的最末。至於香港商務印書館企畫出版這本始終未與中文讀者見面的康氏遺稿，在附梓以前，未必知悉人民大學全集版的計畫，除了考量那陣子社會讀書大眾緣於章詒和《最後的貴族》所衍伸對康同璧的興趣，必定也還有其它具文化理想性的原因。雖然如此，最後呈現的結果顯示這個出版企畫案也實在太儉省了。康氏遊記確實是深入研究其人思想時，可以在研究者心裡做為某種對應路標的有用記號，除錢穆著眼思想史討論康氏遊記的學術專文，蕭公權也特在其專著之前為讀者描摹康氏性格，兩位學人不約而同對康氏已發表遊記做出「不只是遊記」的示範性解讀。然而香港商務僅擇瑞典文版馬悅然的序言做為導讀，此文不佳，恐怕反而將讀者導入歧途。蓋在這位瑞典漢學家眼中，康氏遊記不過就只是遊記而已，於是未能在思想層次上正確解譯，詳後。
（4）做為一般遊客之康有為非善遊者
康氏主政維新之前傾慕西方文明，大量閱讀江南製造局與傳教士合譯的西書。及後流亡海外，親遊三十餘國，但他發表的遊記，卻對各國風光、建設、文明、史蹟盡露批評嫌惡之色。例如：他滿懷殷羡的期望初訪巴黎，只因所遇「宮室未見瓌詭，道路未見奇麗，河水未見清潔」，竟因此失望，感嘆夙昔所聞之大謬。他在巴黎居遊凡十餘日，「日在車中，無所不遊」，一方面以為自己遍覽了花都之勝，另方面頻頻抱怨從中竟得不到什麼收穫，於是「厭極而去」；遊英倫，覺得市區「湫隘」，「所見遠不若平日讀書時之夢想神遊，為之失望」；遊羅馬，認為建築所用材料惡劣，功能設計「拙蠢」；遊希臘，「裹十日糧而來，徧遊兩小時，吞雅典者八九，意興與遊觀蕭然而盡，即決歸矣。」類似的例子也見於康氏遊美國黃石公園，踏足不久即顯意興瓓珊，圖罷而歸去。
以上顯示康有為對於未予修復之歷史遺址逕以廢墟原貌示人，以及未經開發的原始荒原景觀全無興趣（詳第7節）。若以一般文化型知識份子的旅遊趣味衡量之，康氏非善遊者。
（5）但在另一種意義下，康氏又絕對稱得上是絕佳的善遊者。
遊歷途中，能吸引康有為目光為之留連注意者，全在近期文明建制。他對異國自然風光幾乎全無興趣，即使古之宗教藝術建築器物，其實也並不真的措意於心。這可能與他對西洋政俗文化的看法有關，康氏認為神權政治之下宗廟壯麗，封建貴族必求器物精美，對於走馬看花之觀光客眾所關注的這兩大方面，康有為認其不足以代表真正高度精神文明，所以不多記述。
做為一名滿腦子經世濟民思想，藏施政謀畫於胸臆的政治家，他在遊歷途中心思所寄，大抵在於考察西洋政治風俗與歷史文化演變之跡，衡量其間是非得失之所以然。據當時擬定的寫作計畫，康有為計畫將遊歷心得，總結為「歐土政俗總論」、「中西文化比較」、與「物質救國論」三部。其在遊記所抒發的觀感，大抵對應上列寫作計畫列出的標題，例如（a）羅馬不如中國秦漢論；（b）遊日耳曼古戰場，有感千年戰禍之慘酷，推論專制君權與封建貴族之比較政治論；（c）由法國大革命與土耳其政改，權衡中國新政與革命手段之優劣得失；（d）英倫等國憲政由來有其地理因素，不能為中國責也。康氏遊記之精心結撰處，俱在於對歐洲文化史之闡述與中西文化比較，約略推敲這位前政治改革家的思想旅遊朼記，不難窺見其中漸次回歸中華文化本位的保守動向。
（6）緣於陳耀成記錄劇電影的遊記閱讀
陳耀成的「記錄劇電影」＜大同：康有為在瑞典＞，影片中無可避免觸及康氏遊觀瑞典之心境與所見聞，雖然這部份不是導演真正用心所寄，但觀影當下覺得銀幕上住遊瑞典的康有為，盛讚瑞典風光、建設、制度，與《歐洲十一國遊記》中所表露之鄙薄評價南轅北轍，無論遊觀風格或考察政俗目光之所向，各方面出入皆大，何其不類！
因為對陳耀成這部極特殊的作品在美學風格及影像暗中遙指的文化意涵有太多想法，遂在好奇心的趨使下買了一本《瑞典遊記》回家閱讀，想在討論陳耀成的影片之前，先行試著暸解何以康有為在相同期間遊覽瑞典與歐洲諸國的觀感竟會呈如此兩極化的評價。
（7）《瑞典遊記》中對自然的開發管理心態
康有為原以為瑞典「國小民貧，不足觀」，但是待他親遊之後對瑞典的良好印象卻與他踏足歐洲大肆批評不同。他不僅盛讚瑞典是「強國上邦」，而且社會福利制度已達於他理想中的大同治世。即使瑞典人馬悅然恐怕也不理解康氏何以對自己國家如此謬讚，他在＜序言＞中說：「當時瑞典在歐洲是個工業不發達、相對落後的窮國，但在康有為眼中，瑞典在各方面的發展卻超過世界上其他國家…」將康有為對瑞典的讚詞與他對其他國家的鄙薄之語對勘，可以沿路發現一條進入其人內在心境與旅遊意識的有趣路標。
「廣潔」與「瓌麗」是康有為對都市景觀最基本的欣賞要求，也是最終極的評價標準。斯德哥爾摩「街貎皆六樓，無一家少有高下者，皆髹新色，無一家少有塵舊者」，這種整肅新麗的街景地貎，與巴黎、羅馬等人口稠密，處處顯得狹小擁擠的歷史古都大相異趣，康有為評比其他都會城市景觀欠缺整體規畫，聽任住民自由搭建以至高矮新舊雜亂不堪，瑞典政府「不許平民自築小屋，故不見矮屋穢室雜處其間」，康氏極度心儀瑞典政府預作都市規畫，並強勢執行的作風。
前面舉例說明康有為對未經開發的自然景觀甚少興趣，他至瑞京郊外，所見卻是他在其他國家未曾見過，充份經人工打理，能令他在自然中驚艷人文富麗的「已開發景點」。郊野、高山、或海邊皆有各種便利遊客的人工設置，他未像之前遊覽自然風光那樣立即顯出倦意，反而遊興甚佳，不僅未曾想要折返旅館房間休息，還稱讚瑞典「村野皆兼城市，山林湖海宮館之勝，為地球所無焉」，所謂「村野皆兼城市」，在「山林湖海」猶見「宮館之勝」，反映了做為前政治家壯志未酬之以人工規畫為尚的施政心態。
康有為做為一名文化旅遊者，他所評價之自然其實皆人文化的自然，他以中國文人畫中的山水概念為基礎，將點綴山林水鄉的蕞爾涼亭或草舍，代換成現代奢華亮麗的休憩中心，遂有「天下山水之美，瑞典第一」之評價，其實引發康氏心中此刻對於美之呼應者，厥在「人工規畫，以見文明」。如此品味盡於遊記中＜思間慎公園＞一節。園中展示瑞典文明史蹟，舉凡居室、教養、營生，各進化之程皆以模型展出，附識施政說明，就官方立場而言是寓教化於遊樂，但其實不免於無形之中宣達統治牧民之權力。
（8）康有為對人工奢華景點之低俗惡趣味，乃是其身為「新政擘畫 者」所反映之心理投射
斯德哥爾摩甚致連郊外野地也一律劃分責任區，令居民負責剪修，這一點更令康有為贊嘆絕倒。康氏尤其鍾愛設在自然景觀區的美食街、餐飲區，認為「冠絕歐美」。這種低俗的惡趣味表面上看起來應歸咎給「做為一般遊客的康有為」，但細心究實仍可發現，抱負未展旋即出亡海外的「新政擘畫者康有為」，方才是旅歐途中處處誇贊瑞典的評價本尊。
康氏的欣賞品味其實正呼應他在蒼老的東方未及施展之「新政」，瑞京首都整齊畫一，嶄新潔淨的現代都市景觀，召喚出他心裡對於維新藍圖未能在中國付諸實現，淨掃古舊沉疴之心理上唏噓鬱結的投射。所以他在遊歐途中，看見文明古都不若他想像中的治平康樂氣象，尤其是屋多低小，來自鄉間的民眾垢穢襤褸，便有負面觀感，轉而自視中國進化高於西歐，認為「昔視歐美過高以為可漸至大同，由今按之，則升平尚未至也。今之學者，不通中外古今之勢，但聞歐人之俗，盛誇以為模準，輒欲舍棄一切，謬以彼為文明而師之… 」進而在中華文化本位的一偏之見下，也開始疾聲呼應時下「革命亦吾國自有」等自敬國本之義。
（9）康氏高度評價瑞典與他性格上習慣將自己置於論戰之一方有關
蕭公權認為欲暸解康有為其人思想，應從性格下手。汪榮祖推崇蕭氏《康有為思想研究》，「對於康有為的性格情懷，落墨無多，而神貎自顯。終卷之後，康氏之狂態與自信，躍浮腦際，久久難忘」。蕭公權生動點描康有為數項性格上的特點：其一曰：強烈的自信心，幾近乎自誇，很難自承錯誤，此一不屈的自信使康氏無懼於論戰，但也不免如梁啟超所評：「以好博好異之故，往往不惜抺殺証據，或曲解証據…萬事純任主觀…其對客觀事實，或竟蔑視」，於是「常作大言」，徒具與實況不符的樂觀，如宣稱籌得巨款與軍隊勤王。或許也緣於堅信上天予他歷史性之使命，故領袖欲至高，導致與他共事者覺得他專橫傲慢。以上性格其實與康有為高度評價瑞典容或有關，他處處推崇瑞典，即連「飲食烹飪亦過他國」，即是明顯與一般認知情況不合之例。
康氏之不善遊，論者或以為其所見竟而影響其心態轉趨保守，或從相反方向論其心態保守轉而影響其所見，其實皆與其人總是將自己置於論戰中的一方，主觀、好異、好辯，乃至偏於己見的心態有關。在出洋之前，康氏面對的阻力是滿清政壇反改革的保守份子，故主張師夷之長，西化速變；其後出亡遊歷所觀，針對革命對手尊崇西化，遂故意反之而鄙薄西歐文明，其總結旅歐經驗：「深不樂當日國人之慕效法國，輕言革命」，細察他所唱反調裡的弦外之音，實離日後保皇論調不遠矣。
（10）康氏享樂主義的人生態度
蕭公權為康氏性格描繪最特殊、最生動，但也最容易被「思想研究者」忽略的是「享樂主義的人生態度」，名之曰：「對生命的歡樂感」。康氏甚看重肉體之享樂與舒服，早年已養成奢侈的習慣，即使流亡國外，對物質生活水準的要求仍高，衣食高貴，旅居義大利時甚致還專門為自己僱請一名奧地利籍廚師。
據章詒和＜最後的貴族＞，聽聞康氏次女談論康有為私底下愛吃西餐的一段逸事，某日康氏獨自走在倫敦街上，正想吃點東西，看見一家餐廳便走了進去，翻開菜單隨手就點了價格奇昂的龍蝦套餐。
相對飲食上的講究，在有人類文明搖籃稱號的雅典，「做為一般觀光客的康有為」對荒涼頃圯的歷史古墟倒盡胃口，這一倒儘胃口的觀感同一時間在「思想家康有為」所寫之文化遊記上便有反映：「人類進步有其文化之指標，而文化由享樂之程度量之。」＜義大利遊記＞亦載類似意見。
康氏旅遊所見西方物質文明之華美生活，則予贊美，例如多金豪客最愛之蒙地卡羅，認為「幾幾有以甲歐土者焉」，反之則鄙薄抱怨。無怪乎他對於雅典之「山陵枯索，飛塵滿天」，黃石公園之「石色枯黃，塵沙如山」意興索然。蕭公權歸結指出，在人造奢華與自然景物之間，康有為的選擇如此。
（11）康氏之漫遊與其思想世界的對應
康氏一生好遊，青年時期尚未投身政治的康有為即是一著名的文化旅遊者，「平生不作官，好遊有癖嗜」，在遍遊的同時研究碑文書法，寫成《廣藝舟雙輯》，也正是這本旅遊時附帶進行的文化考察錄，成為他上書受阻之後，重新吸引光緒老師翁同龢重視的敲門磚。但現在很少有人注意及這個青年康有為的旅遊者形象了，多數康氏傳記未肯挪出篇幅描繪這一從旅遊中見其思想世界的康有為。李敖的歷史小說《北京法源寺》倒是案外之例。故事開始於年輕的旅遊者康有為至北京，為變法救國有意上萬言書，某天在法源寺端詳寺內舊碑出神，接著與住持由寒暄進而辯論起善之判準等純哲學問題，再及於漢滿之分與民族主義，中國適宜改良抑或革命等討論。故事結束於38年後康有為再訪北京法源寺，於古碑前重逢昔年住持收留之小徒，昔日的小徒今為同情共產革命之大學教授，康有為再次就改良與革命與之展開辯論。
蕭公權指出康氏一生好遊…中年投身政治以後，更「將長期流亡當作快樂的旅遊」，其著《大同書》，更顯其「將漫遊投射於理想世界」，晚年更有「天遊」之論。他對康氏性格之描繪，引証遊記頗多，是真看重康氏遊記，視為深入其人思想之頗可參証的指引。陳耀成影片以康氏住遊瑞典做為切入大同思想的登駁口岸，在智解與藝術直覺上亦是有見，非僅偶合也。
（12）馬悅然之無能解譯康氏遊記
馬悅然雖然受托編校、出版了瑞典文的康氏遊記，由他所寫的序文來看，他非但不能正確解譯康氏住遊瑞典寫下的觀感，不解康氏為何給予當時相對貧弱的瑞典如此高度評價，也對康氏之評價原則無所感應，更遑論康氏在評價背後反映之綜理謀畫抱負未酬的前政治家心態，於是更不可能對康有為受異國現代都市景觀所召喚出憾恨古老中國未能施展新政之心理上的鬱結執念，在精神上有所交會。（參閱本文第7節）
尤其他在序文中以醒目的位置去評估美國學者 Martin Bernal 以為康氏《大同書》中的思想借自 Edward Bellamy 的烏托邦小說《百年一覺》，對此問題進行了學究性質的辯正討論。（文中混淆了傅蘭雅與李提摩太的外文姓名，應是負責校對的編輯誤植。）其實俄籍漢學家 Tikhvinsky 早在1959年也曾懷疑康氏撰作《大同書》時擷取了傅蘭雅口譯，交江南製造局刊印的《佐治芻言》。我未敢斷言馬悅然就此問題耗費篇幅，只為了與同行互別苗頭，但由這篇序文的論點鋪陳佈置，可以確知他校讀康氏文章之時，眼中所見只是單純的「遊記」而已，視為無可評介導讀的消遣性文字，遂只能轉移焦點至其他學術場域。
（13）陳耀成記錄劇電影多層次牽引交感之藝術處理手法，及其政治態度可能的轉進
至於以上提到康有為居遊瑞典時期，這種源於內外情意交感之心理投射，陳耀成透過江青這位浪遊天涯最後移居瑞典孤島之中國現代舞蹈第一人，分別與康有為、康同璧父女，再又與每一位俱在時代中漂流之中國人的心境形成多層次的牽引交感，其處理手法富涵極高藝術直覺，絕非他自謙的「巧遇」所能偶成。
陳耀成電影中屢屢出現孤島（和陽光）的意象，其一為康有為流亡避居的孤島，其二則是江青女士認為即使爆發大戰也仍然可以和丈夫攜手，安居耕食的家園。約莫九七之前十餘年間，香港電影經常出現與旅鳥、或是漂鳥相關的主題，香港人離開、出走、追尋，直到天涯海角，世界的盡頭，然後再回到做為自家原點的香港土地。如果以九七為時間的參照點，陳耀成出生在土洋夾雜，西化和傳統並陳，在近代史上被割讓給列強的香港，之後又移居美國，他拍攝這部影片，同時處理兩組天涯孤島的意像之餘，當然不免感懷身世，或許在不知不覺中竟以不在場、未現身的方式將自我這第三組孤島意像悄悄置入電影。只是令人好奇的是他在九七後十餘年，中國崛起的新時代背景下拍攝這部漂鳥新作，將「港人回港」的主題置換成「返回中國」，「若是採納康氏建言，而非走向革命，中國人民或許不致犧牲死亡如此之眾」，好奇作者是否意識到自己此番創作與昔日前九七時代認同香港的漂鳥，其間暗藏了多少時代意識在不同歷史處境中的轉進？
（14）錢穆當時未見＜瑞典遊記＞，陳耀成則完全略去康氏其他遊記中與瑞典評論相左處
梁啟超認為康氏實為進步主義又兼保守主義兩極之人，然在兩極之間必然有一路程尚待康氏走過。錢穆撰文討論康氏遊記之時，瑞典之行尚未披露。他從其他諸國的記事見出康有為之遊觀心得與政治態度表相一致，由崇尚西學的政治革新者，轉為呼應中華文化本位的保皇一族。
其實錢氏當時若能得見＜瑞典遊記＞，或能權衡康氏施政抱負未至全盤皆死，不致有「激變」之斷。畢竟康氏所謂「避島」，只是一種表面語言，反映其內心底層開始感覺恐怕再無施展政治抱負的機會，但挫敗猶未心死，他心目中憧憬的中國意象，以一種難以明暸、偽裝過的轉折之姿，唏噓投射在眼下正步上現代化的嶄新瑞典。要待時間更往前走，他也更老一些，君主立憲的希望完全破滅，埋首撰寫天遊之論的康有為，不再關心變法與治世革新，這才真正遺世獨遊了。
致於電影導演陳耀成若能在新版的《瑞典遊記》之外，細心重看舊版的《歐洲十一國遊記》，則由贊美瑞典的表面語言，深入康氏心境，或許也能識破康有為的出遊其實是蘊涵其個人學思養成的雙重趣味之遊：做為一般遊客的康有為，其享樂主義的人生態度實為他思想發展所據之生命組成最基底的部份；至於做為文化旅遊者的康有為，那些對新與都市的贊揚溢美之詞恐怕只是前政治從業者好施人工擘畫之某種低俗惡品味的反映而已。
康氏之於瑞典的評價，多數人都將「文字」當真，遂只停留表面，而無能透過與其他相關篇章的參照，轉折進入其內心。陳耀成在本片電影手法上的美學感動不能抺殺，但對康有為的「瑞典情結」無法在歷史知識的層次上做出解釋，於是部份根本沒有讀過康氏原書就為這部影片寫行銷文的影評作家，除了跟著讚嘆瑞典風光，為中國之命運掬一把眼淚，根本無能從影片涉及的歷史知識中察覺曾經是香港電影標籤的漂鳥與孤島思想，隨著歷史的告一段落，已經悄然有了變化 ……
（15）從康氏遊記尋繹其有意識的記錄與從記錄之網逃逸的私我
康有為早年對自己將會是在歷史上留名之人物懷有極大自信，遂對表露在外的形象不免有所節制、經營，舉凡無關其做為思想家、文化巨人之歷史形象的生活細節，如飲食遊樂欲望品味等私下面目，極少載入記錄，凡所發佈皆他願意公開於歷史之形象。
康同璧19歲時由日文報紙知悉父親滯留印度，其後她在慈禧禁令下冒險偷出京城，孑身一人過居庸關、潼關，經蘭州，穿越河西走廊，沿絲路古道進新疆，出喀什噶爾，帕米爾，越蔥嶺，轉進印度與父親會合，是中國女性西遊印度的第一人。此後追隨父親周遊世界，創辦中國最早的婦女報紙，成立中國第一個不纏足會。康有為寫了不少詩對自己的女兒加以贊勉，內容多涉民權、憲法、公理、救國、女權等「大事」，私情則無有。就連他晚年記述闔家安樂的家庭詩也儘遵禮法傳統，這都是成名人物難免意識自己無時不面對公眾眼光的形象反應，久之成為不自覺的習性。即使在反右、文革期間長期暫棲康宅避難的章詒和，恐怕也僅一次聽聞康同璧談起康有為私底下具體的生活形象（即上引倫敦吃西餐事）。
這一態度透過家庭教育潛移默化也見於康同璧。我們可以想像康同璧對生活品質之習慣養成闕在陪伴父親周遊時期，她們父女的衣著打扮屢次讓外國人誤以為是來自東方的貴族。章詒和記述康同璧母女生活重視情趣、意境與品質之優越、講究，尤其是能從吃食、美服、香水、義大利最新款高跟鞋等物質生活，更深一層透見其人重視品德格調的高貴心靈，這類資料極多。細心的讀者可以發現，其與測卦女士一段仍不免有不願「私底下未妥當照顧之形象外洩」之顧慮。康之孫女兒羅鳯儀雖非公眾人物，但生平不愛拍照，家庭相簿中幾無留影，她對章詒和的探詢表示：「相片對留影人來講，當然是寶貴的，然而日後一旦落在陌生人手裡，那將是個什麼情景？」
這些都可參証康有為的「文化思想家之遊」是他有意識地面對公眾眼光與歷史留下的記錄，至於「做為一般遊客的康有為」，則是從記錄之網裡逃逸的私我。兩者同樣的真實。
（16）對＜瑞典遊記＞何以遲未披露的一項猜測
或許正是因為上述習性（參閱第15節），康同璧整理父親遺稿，在遊記部份自然看重那些能表現父親有別於一般觀光客的政治與文化思想家之遊。這些至始就是為了公開而寫的中西文化史評論，是康有為有意識地為自己在歷史上的不朽形象所留的記錄。至於那些從有意識的記錄之網裡逃逸，與思想文化牽涉較淺的段落，也就在學術輕重的判斷下暫被擱置了。這是我猜想四十年代華盛頓大學輾轉由康同璧處得來首批康氏未刊遺稿中，並未包含瑞典在內等國遊記的原因。若非馬悅然50年代以瑞典外交人員身份駐職北京，為受托整理這份未刊遊記創造絕佳機緣，恐怕今天也不會有香港商務印書館為這份中國人所寫，卻只曾以瑞典文發表的遊記重出中文版本了。
已出版的康氏傳記多將他視為完完全全是一個在歷史上公開出現的思想人物，忽略了他私底下在物質方面如普通人一般講究錦衣玉食的生活習慣。這些私我的性格與生活習性，表面上看來不登大雅，其實是康氏哲學人性論的基礎，也是他政治設計論的出發點。由章詒和的點滴記述，進而重新上溯蕭公權點出應以康氏性格中享樂主義之人生態度為了解其思想之鑰，研究者的目光將會被引向康氏非有意識面對歷史的記錄，歷史作家接下來應該會改變研究方向，從歷史之崇高祭壇走下，在人間挖掘更多以往被忽略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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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著欣賞電影，發現從影片所據《瑞典遊記》涉及的歷史知識，可以察覺曾經是香港電影標籤的孤島與漂鳥思想，隨著歷史的告一段落，悄然有了變化……以下這份混合了觀影與讀書的筆記劄抄，即緣此而作。僅關注電影的朋友，只讀第13﹣14節即可。
（1）錢穆是第一位真正重視康有為旅歐遊記之人
昔日剛開始喜歡上「讀書」這件事的時候，受友人影響嗜讀＜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心裡一直有個印象，錢穆可能是第一位真正重視康有為旅歐遊記之人。他在1940年代專門針對康氏遊歐見聞寫了討論文章，指出遊歐是辨識南海思想前後轉折的樞紐：康氏早歲為歐土文明的謳歌崇拜者，及至出洋親遊，踏上彼國土地，凡所遊觀往往出言批評鄙薄。至於他的政治與文化態度，也由早期維新時代效行西化的新政規畫者，在革命後逆轉成為中華文化本位之保皇黨人。其遊觀文化竟與政治態度之激變相應，彌合若此。
錢穆的文章應是第一篇針對康氏遊記而發的學術回應，其中頗有一種「能見人所未見」之思想的靈光。原來以為49年以前在大陸發表的舊文未必列入電腦網路檢索範圍之內，好奇試了一下「期刊論文索引系統」，竟能檢出。「思想史論叢」文末附識原刊於民33年，應是35年誤植。
（2）香港商務版並非康有為《瑞典遊記》首次以中文面世
2007年10月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康有為《瑞典遊記》，包括以這篇遊記所引發之靈感拍攝記錄劇電影的陳耀成，許多人以為這個版本是康氏這篇未刊遺稿首次以中文面世，其實並不正確。
考康有為在1904年撰有＜十一國遊記序＞，披露自己有意整理戊戌後遊歷各國考察之所見，但此前後僅見部份內容零星刊於報章，康氏或再撰文重申規畫預定寫作的細目，但多數未有成稿發表。日後梁啟超彙整報刊文章以《歐洲十一國遊記》為書名單行出版，其中僅義大利與法蘭西較為完整，德國另有專文述之、其他零星數語及之的國家有英國、土耳其、希臘、歐東之保加利亞與塞爾維亞、蒙地卡羅、美國、加拿大、巴西。至於原先預定十一國中的瑞典、瑞士、奧地利、匈牙利、丹麥、 比利時、荷蘭等國並未與世人見面。
康有為的女兒康同璧長年追隨父親，周遊歐美，她在父親逝世之後整理南海遺書，1956年將未收錄在《歐洲十一國遊記》中的瑞典之旅，交該國漢學家馬悅然就譯名等涉外事物訂正校改，於十五年後的1971年始以瑞典文出版，馬悅然為康有為在遊記中記錄的景點搭配攝影寫真增色不少，然而華文世界的讀者對康氏流亡海外期間曾長年住遊瑞典一事仍多無所悉。
康同璧為這本瑞典文的父親遊記寫了＜代序＞，其中提到：「關於遊記部份除已刊出者外，尚餘北歐、英、日、印度等稿，皆可陸續出版。」但據蕭公權1973年《康有為思想研究》的＜序言＞，Mary Wright 在四十年代末，曾由康同璧處得到一批康有為著作的微卷照片，後經華盛頓大學 Franz Michael 轉予蕭公權，內含許多不曾發表的未刊稿本。蕭公權描摹康氏的性格情懷，借重遊記頗多，甚為看重，但不見引述提及＜瑞典遊記＞。後來這批微捲移贈中研院收藏，蔣貴麟1979年在這批微捲中檢出＜印度遊記＞一篇，輯成《康南海先生遊記彙編》，也未見康同璧所稱北歐、英、日等稿。1985年岳麓書社、2007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分別曾據初版本重新編排打印《歐洲十一國遊記》，唯此時仍不見康氏瑞典行旅的第一手記錄刊佈。2007年9月人民大學出版《康有為全集》，完整蒐集康氏未刊遺稿，應該是＜瑞典遊記＞第一次以中文原始面貌與讀者見面，搶先香港商務印書館發行之《瑞典遊記》單行本僅1個月。
（3）康氏之遊記其實不只是遊記
我個人對於康氏瑞典等遊記遲未公開之原因有所猜測，載於這份筆記的最末。至於香港商務印書館企畫出版這本始終未與中文讀者見面的康氏遺稿，在附梓以前，未必知悉人民大學全集版的計畫，除了考量那陣子社會讀書大眾緣於章詒和《最後的貴族》所衍伸對康同璧的興趣，必定也還有其它具文化理想性的原因。雖然如此，最後呈現的結果顯示這個出版企畫案也實在太儉省了。康氏遊記確實是深入研究其人思想時，可以在研究者心裡做為某種對應路標的有用記號，除錢穆著眼思想史討論康氏遊記的學術專文，蕭公權也特在其專著之前為讀者描摹康氏性格，兩位學人不約而同對康氏已發表遊記做出「不只是遊記」的示範性解讀。然而香港商務僅擇瑞典文版馬悅然的序言做為導讀，此文不佳，恐怕反而將讀者導入歧途。蓋在這位瑞典漢學家眼中，康氏遊記不過就只是遊記而已，於是未能在思想層次上正確解譯，詳後。
（4）做為一般遊客之康有為非善遊者
康氏主政維新之前傾慕西方文明，大量閱讀江南製造局與傳教士合譯的西書。及後流亡海外，親遊三十餘國，但他發表的遊記，卻對各國風光、建設、文明、史蹟盡露批評嫌惡之色。例如：他滿懷殷羡的期望初訪巴黎，只因所遇「宮室未見瓌詭，道路未見奇麗，河水未見清潔」，竟因此失望，感嘆夙昔所聞之大謬。他在巴黎居遊凡十餘日，「日在車中，無所不遊」，一方面以為自己遍覽了花都之勝，另方面頻頻抱怨從中竟得不到什麼收穫，於是「厭極而去」；遊英倫，覺得市區「湫隘」，「所見遠不若平日讀書時之夢想神遊，為之失望」；遊羅馬，認為建築所用材料惡劣，功能設計「拙蠢」；遊希臘，「裹十日糧而來，徧遊兩小時，吞雅典者八九，意興與遊觀蕭然而盡，即決歸矣。」類似的例子也見於康氏遊美國黃石公園，踏足不久即顯意興瓓珊，圖罷而歸去。
以上顯示康有為對於未予修復之歷史遺址逕以廢墟原貌示人，以及未經開發的原始荒原景觀全無興趣（詳第7節）。若以一般文化型知識份子的旅遊趣味衡量之，康氏非善遊者。
（5）但在另一種意義下，康氏又絕對稱得上是絕佳的善遊者。
遊歷途中，能吸引康有為目光為之留連注意者，全在近期文明建制。他對異國自然風光幾乎全無興趣，即使古之宗教藝術建築器物，其實也並不真的措意於心。這可能與他對西洋政俗文化的看法有關，康氏認為神權政治之下宗廟壯麗，封建貴族必求器物精美，對於走馬看花之觀光客眾所關注的這兩大方面，康有為認其不足以代表真正高度精神文明，所以不多記述。
做為一名滿腦子經世濟民思想，藏施政謀畫於胸臆的政治家，他在遊歷途中心思所寄，大抵在於考察西洋政治風俗與歷史文化演變之跡，衡量其間是非得失之所以然。據當時擬定的寫作計畫，康有為計畫將遊歷心得，總結為「歐土政俗總論」、「中西文化比較」、與「物質救國論」三部。其在遊記所抒發的觀感，大抵對應上列寫作計畫列出的標題，例如（a）羅馬不如中國秦漢論；（b）遊日耳曼古戰場，有感千年戰禍之慘酷，推論專制君權與封建貴族之比較政治論；（c）由法國大革命與土耳其政改，權衡中國新政與革命手段之優劣得失；（d）英倫等國憲政由來有其地理因素，不能為中國責也。康氏遊記之精心結撰處，俱在於對歐洲文化史之闡述與中西文化比較，約略推敲這位前政治改革家的思想旅遊朼記，不難窺見其中漸次回歸中華文化本位的保守動向。
（6）緣於陳耀成記錄劇電影的遊記閱讀
陳耀成的「記錄劇電影」＜大同：康有為在瑞典＞，影片中無可避免觸及康氏遊觀瑞典之心境與所見聞，雖然這部份不是導演真正用心所寄，但觀影當下覺得銀幕上住遊瑞典的康有為，盛讚瑞典風光、建設、制度，與《歐洲十一國遊記》中所表露之鄙薄評價南轅北轍，無論遊觀風格或考察政俗目光之所向，各方面出入皆大，何其不類！
因為對陳耀成這部極特殊的作品在美學風格及影像暗中遙指的文化意涵有太多想法，遂在好奇心的趨使下買了一本《瑞典遊記》回家閱讀，想在討論陳耀成的影片之前，先行試著暸解何以康有為在相同期間遊覽瑞典與歐洲諸國的觀感竟會呈如此兩極化的評價。
（7）《瑞典遊記》中對自然的開發管理心態
康有為原以為瑞典「國小民貧，不足觀」，但是待他親遊之後對瑞典的良好印象卻與他踏足歐洲大肆批評不同。他不僅盛讚瑞典是「強國上邦」，而且社會福利制度已達於他理想中的大同治世。即使瑞典人馬悅然恐怕也不理解康氏何以對自己國家如此謬讚，他在＜序言＞中說：「當時瑞典在歐洲是個工業不發達、相對落後的窮國，但在康有為眼中，瑞典在各方面的發展卻超過世界上其他國家…」將康有為對瑞典的讚詞與他對其他國家的鄙薄之語對勘，可以沿路發現一條進入其人內在心境與旅遊意識的有趣路標。
「廣潔」與「瓌麗」是康有為對都市景觀最基本的欣賞要求，也是最終極的評價標準。斯德哥爾摩「街貎皆六樓，無一家少有高下者，皆髹新色，無一家少有塵舊者」，這種整肅新麗的街景地貎，與巴黎、羅馬等人口稠密，處處顯得狹小擁擠的歷史古都大相異趣，康有為評比其他都會城市景觀欠缺整體規畫，聽任住民自由搭建以至高矮新舊雜亂不堪，瑞典政府「不許平民自築小屋，故不見矮屋穢室雜處其間」，康氏極度心儀瑞典政府預作都市規畫，並強勢執行的作風。
前面舉例說明康有為對未經開發的自然景觀甚少興趣，他至瑞京郊外，所見卻是他在其他國家未曾見過，充份經人工打理，能令他在自然中驚艷人文富麗的「已開發景點」。郊野、高山、或海邊皆有各種便利遊客的人工設置，他未像之前遊覽自然風光那樣立即顯出倦意，反而遊興甚佳，不僅未曾想要折返旅館房間休息，還稱讚瑞典「村野皆兼城市，山林湖海宮館之勝，為地球所無焉」，所謂「村野皆兼城市」，在「山林湖海」猶見「宮館之勝」，反映了做為前政治家壯志未酬之以人工規畫為尚的施政心態。
康有為做為一名文化旅遊者，他所評價之自然其實皆人文化的自然，他以中國文人畫中的山水概念為基礎，將點綴山林水鄉的蕞爾涼亭或草舍，代換成現代奢華亮麗的休憩中心，遂有「天下山水之美，瑞典第一」之評價，其實引發康氏心中此刻對於美之呼應者，厥在「人工規畫，以見文明」。如此品味盡於遊記中＜思間慎公園＞一節。園中展示瑞典文明史蹟，舉凡居室、教養、營生，各進化之程皆以模型展出，附識施政說明，就官方立場而言是寓教化於遊樂，但其實不免於無形之中宣達統治牧民之權力。
（8）康有為對人工奢華景點之低俗惡趣味，乃是其身為「新政擘畫 者」所反映之心理投射
斯德哥爾摩甚致連郊外野地也一律劃分責任區，令居民負責剪修，這一點更令康有為贊嘆絕倒。康氏尤其鍾愛設在自然景觀區的美食街、餐飲區，認為「冠絕歐美」。這種低俗的惡趣味表面上看起來應歸咎給「做為一般遊客的康有為」，但細心究實仍可發現，抱負未展旋即出亡海外的「新政擘畫者康有為」，方才是旅歐途中處處誇贊瑞典的評價本尊。
康氏的欣賞品味其實正呼應他在蒼老的東方未及施展之「新政」，瑞京首都整齊畫一，嶄新潔淨的現代都市景觀，召喚出他心裡對於維新藍圖未能在中國付諸實現，淨掃古舊沉疴之心理上唏噓鬱結的投射。所以他在遊歐途中，看見文明古都不若他想像中的治平康樂氣象，尤其是屋多低小，來自鄉間的民眾垢穢襤褸，便有負面觀感，轉而自視中國進化高於西歐，認為「昔視歐美過高以為可漸至大同，由今按之，則升平尚未至也。今之學者，不通中外古今之勢，但聞歐人之俗，盛誇以為模準，輒欲舍棄一切，謬以彼為文明而師之… 」進而在中華文化本位的一偏之見下，也開始疾聲呼應時下「革命亦吾國自有」等自敬國本之義。
（9）康氏高度評價瑞典與他性格上習慣將自己置於論戰之一方有關
蕭公權認為欲暸解康有為其人思想，應從性格下手。汪榮祖推崇蕭氏《康有為思想研究》，「對於康有為的性格情懷，落墨無多，而神貎自顯。終卷之後，康氏之狂態與自信，躍浮腦際，久久難忘」。蕭公權生動點描康有為數項性格上的特點：其一曰：強烈的自信心，幾近乎自誇，很難自承錯誤，此一不屈的自信使康氏無懼於論戰，但也不免如梁啟超所評：「以好博好異之故，往往不惜抺殺証據，或曲解証據…萬事純任主觀…其對客觀事實，或竟蔑視」，於是「常作大言」，徒具與實況不符的樂觀，如宣稱籌得巨款與軍隊勤王。或許也緣於堅信上天予他歷史性之使命，故領袖欲至高，導致與他共事者覺得他專橫傲慢。以上性格其實與康有為高度評價瑞典容或有關，他處處推崇瑞典，即連「飲食烹飪亦過他國」，即是明顯與一般認知情況不合之例。
康氏之不善遊，論者或以為其所見竟而影響其心態轉趨保守，或從相反方向論其心態保守轉而影響其所見，其實皆與其人總是將自己置於論戰中的一方，主觀、好異、好辯，乃至偏於己見的心態有關。在出洋之前，康氏面對的阻力是滿清政壇反改革的保守份子，故主張師夷之長，西化速變；其後出亡遊歷所觀，針對革命對手尊崇西化，遂故意反之而鄙薄西歐文明，其總結旅歐經驗：「深不樂當日國人之慕效法國，輕言革命」，細察他所唱反調裡的弦外之音，實離日後保皇論調不遠矣。
（10）康氏享樂主義的人生態度
蕭公權為康氏性格描繪最特殊、最生動，但也最容易被「思想研究者」忽略的是「享樂主義的人生態度」，名之曰：「對生命的歡樂感」。康氏甚看重肉體之享樂與舒服，早年已養成奢侈的習慣，即使流亡國外，對物質生活水準的要求仍高，衣食高貴，旅居義大利時甚致還專門為自己僱請一名奧地利籍廚師。
據章詒和＜最後的貴族＞，聽聞康氏次女談論康有為私底下愛吃西餐的一段逸事，某日康氏獨自走在倫敦街上，正想吃點東西，看見一家餐廳便走了進去，翻開菜單隨手就點了價格奇昂的龍蝦套餐。
相對飲食上的講究，在有人類文明搖籃稱號的雅典，「做為一般觀光客的康有為」對荒涼頃圯的歷史古墟倒盡胃口，這一倒儘胃口的觀感同一時間在「思想家康有為」所寫之文化遊記上便有反映：「人類進步有其文化之指標，而文化由享樂之程度量之。」＜義大利遊記＞亦載類似意見。
康氏旅遊所見西方物質文明之華美生活，則予贊美，例如多金豪客最愛之蒙地卡羅，認為「幾幾有以甲歐土者焉」，反之則鄙薄抱怨。無怪乎他對於雅典之「山陵枯索，飛塵滿天」，黃石公園之「石色枯黃，塵沙如山」意興索然。蕭公權歸結指出，在人造奢華與自然景物之間，康有為的選擇如此。
（11）康氏之漫遊與其思想世界的對應
康氏一生好遊，青年時期尚未投身政治的康有為即是一著名的文化旅遊者，「平生不作官，好遊有癖嗜」，在遍遊的同時研究碑文書法，寫成《廣藝舟雙輯》，也正是這本旅遊時附帶進行的文化考察錄，成為他上書受阻之後，重新吸引光緒老師翁同龢重視的敲門磚。但現在很少有人注意及這個青年康有為的旅遊者形象了，多數康氏傳記未肯挪出篇幅描繪這一從旅遊中見其思想世界的康有為。李敖的歷史小說《北京法源寺》倒是案外之例。故事開始於年輕的旅遊者康有為至北京，為變法救國有意上萬言書，某天在法源寺端詳寺內舊碑出神，接著與住持由寒暄進而辯論起善之判準等純哲學問題，再及於漢滿之分與民族主義，中國適宜改良抑或革命等討論。故事結束於38年後康有為再訪北京法源寺，於古碑前重逢昔年住持收留之小徒，昔日的小徒今為同情共產革命之大學教授，康有為再次就改良與革命與之展開辯論。
蕭公權指出康氏一生好遊…中年投身政治以後，更「將長期流亡當作快樂的旅遊」，其著《大同書》，更顯其「將漫遊投射於理想世界」，晚年更有「天遊」之論。他對康氏性格之描繪，引証遊記頗多，是真看重康氏遊記，視為深入其人思想之頗可參証的指引。陳耀成影片以康氏住遊瑞典做為切入大同思想的登駁口岸，在智解與藝術直覺上亦是有見，非僅偶合也。
（12）馬悅然之無能解譯康氏遊記
馬悅然雖然受托編校、出版了瑞典文的康氏遊記，由他所寫的序文來看，他非但不能正確解譯康氏住遊瑞典寫下的觀感，不解康氏為何給予當時相對貧弱的瑞典如此高度評價，也對康氏之評價原則無所感應，更遑論康氏在評價背後反映之綜理謀畫抱負未酬的前政治家心態，於是更不可能對康有為受異國現代都市景觀所召喚出憾恨古老中國未能施展新政之心理上的鬱結執念，在精神上有所交會。（參閱本文第7節）
尤其他在序文中以醒目的位置去評估美國學者 Martin Bernal 以為康氏《大同書》中的思想借自 Edward Bellamy 的烏托邦小說《百年一覺》，對此問題進行了學究性質的辯正討論。（文中混淆了傅蘭雅與李提摩太的外文姓名，應是負責校對的編輯誤植。）其實俄籍漢學家 Tikhvinsky 早在1959年也曾懷疑康氏撰作《大同書》時擷取了傅蘭雅口譯，交江南製造局刊印的《佐治芻言》。我未敢斷言馬悅然就此問題耗費篇幅，只為了與同行互別苗頭，但由這篇序文的論點鋪陳佈置，可以確知他校讀康氏文章之時，眼中所見只是單純的「遊記」而已，視為無可評介導讀的消遣性文字，遂只能轉移焦點至其他學術場域。
（13）陳耀成記錄劇電影多層次牽引交感之藝術處理手法，及其政治態度可能的轉進
至於以上提到康有為居遊瑞典時期，這種源於內外情意交感之心理投射，陳耀成透過江青這位浪遊天涯最後移居瑞典孤島之中國現代舞蹈第一人，分別與康有為、康同璧父女，再又與每一位俱在時代中漂流之中國人的心境形成多層次的牽引交感，其處理手法富涵極高藝術直覺，絕非他自謙的「巧遇」所能偶成。
陳耀成電影中屢屢出現孤島（和陽光）的意象，其一為康有為流亡避居的孤島，其二則是江青女士認為即使爆發大戰也仍然可以和丈夫攜手，安居耕食的家園。約莫九七之前十餘年間，香港電影經常出現與旅鳥、或是漂鳥相關的主題，香港人離開、出走、追尋，直到天涯海角，世界的盡頭，然後再回到做為自家原點的香港土地。如果以九七為時間的參照點，陳耀成出生在土洋夾雜，西化和傳統並陳，在近代史上被割讓給列強的香港，之後又移居美國，他拍攝這部影片，同時處理兩組天涯孤島的意像之餘，當然不免感懷身世，或許在不知不覺中竟以不在場、未現身的方式將自我這第三組孤島意像悄悄置入電影。只是令人好奇的是他在九七後十餘年，中國崛起的新時代背景下拍攝這部漂鳥新作，將「港人回港」的主題置換成「返回中國」，「若是採納康氏建言，而非走向革命，中國人民或許不致犧牲死亡如此之眾」，好奇作者是否意識到自己此番創作與昔日前九七時代認同香港的漂鳥，其間暗藏了多少時代意識在不同歷史處境中的轉進？
（14）錢穆當時未見＜瑞典遊記＞，陳耀成則完全略去康氏其他遊記中與瑞典評論相左處
梁啟超認為康氏實為進步主義又兼保守主義兩極之人，然在兩極之間必然有一路程尚待康氏走過。錢穆撰文討論康氏遊記之時，瑞典之行尚未披露。他從其他諸國的記事見出康有為之遊觀心得與政治態度表相一致，由崇尚西學的政治革新者，轉為呼應中華文化本位的保皇一族。
其實錢氏當時若能得見＜瑞典遊記＞，或能權衡康氏施政抱負未至全盤皆死，不致有「激變」之斷。畢竟康氏所謂「避島」，只是一種表面語言，反映其內心底層開始感覺恐怕再無施展政治抱負的機會，但挫敗猶未心死，他心目中憧憬的中國意象，以一種難以明暸、偽裝過的轉折之姿，唏噓投射在眼下正步上現代化的嶄新瑞典。要待時間更往前走，他也更老一些，君主立憲的希望完全破滅，埋首撰寫天遊之論的康有為，不再關心變法與治世革新，這才真正遺世獨遊了。
致於電影導演陳耀成若能在新版的《瑞典遊記》之外，細心重看舊版的《歐洲十一國遊記》，則由贊美瑞典的表面語言，深入康氏心境，或許也能識破康有為的出遊其實是蘊涵其個人學思養成的雙重趣味之遊：做為一般遊客的康有為，其享樂主義的人生態度實為他思想發展所據之生命組成最基底的部份；至於做為文化旅遊者的康有為，那些對新與都市的贊揚溢美之詞恐怕只是前政治從業者好施人工擘畫之某種低俗惡品味的反映而已。
康氏之於瑞典的評價，多數人都將「文字」當真，遂只停留表面，而無能透過與其他相關篇章的參照，轉折進入其內心。陳耀成在本片電影手法上的美學感動不能抺殺，但對康有為的「瑞典情結」無法在歷史知識的層次上做出解釋，於是部份根本沒有讀過康氏原書就為這部影片寫行銷文的影評作家，除了跟著讚嘆瑞典風光，為中國之命運掬一把眼淚，根本無能從影片涉及的歷史知識中察覺曾經是香港電影標籤的漂鳥與孤島思想，隨著歷史的告一段落，已經悄然有了變化 ……
（15）從康氏遊記尋繹其有意識的記錄與從記錄之網逃逸的私我
康有為早年對自己將會是在歷史上留名之人物懷有極大自信，遂對表露在外的形象不免有所節制、經營，舉凡無關其做為思想家、文化巨人之歷史形象的生活細節，如飲食遊樂欲望品味等私下面目，極少載入記錄，凡所發佈皆他願意公開於歷史之形象。
康同璧19歲時由日文報紙知悉父親滯留印度，其後她在慈禧禁令下冒險偷出京城，孑身一人過居庸關、潼關，經蘭州，穿越河西走廊，沿絲路古道進新疆，出喀什噶爾，帕米爾，越蔥嶺，轉進印度與父親會合，是中國女性西遊印度的第一人。此後追隨父親周遊世界，創辦中國最早的婦女報紙，成立中國第一個不纏足會。康有為寫了不少詩對自己的女兒加以贊勉，內容多涉民權、憲法、公理、救國、女權等「大事」，私情則無有。就連他晚年記述闔家安樂的家庭詩也儘遵禮法傳統，這都是成名人物難免意識自己無時不面對公眾眼光的形象反應，久之成為不自覺的習性。即使在反右、文革期間長期暫棲康宅避難的章詒和，恐怕也僅一次聽聞康同璧談起康有為私底下具體的生活形象（即上引倫敦吃西餐事）。
這一態度透過家庭教育潛移默化也見於康同璧。我們可以想像康同璧對生活品質之習慣養成闕在陪伴父親周遊時期，她們父女的衣著打扮屢次讓外國人誤以為是來自東方的貴族。章詒和記述康同璧母女生活重視情趣、意境與品質之優越、講究，尤其是能從吃食、美服、香水、義大利最新款高跟鞋等物質生活，更深一層透見其人重視品德格調的高貴心靈，這類資料極多。細心的讀者可以發現，其與測卦女士一段仍不免有不願「私底下未妥當照顧之形象外洩」之顧慮。康之孫女兒羅鳯儀雖非公眾人物，但生平不愛拍照，家庭相簿中幾無留影，她對章詒和的探詢表示：「相片對留影人來講，當然是寶貴的，然而日後一旦落在陌生人手裡，那將是個什麼情景？」
這些都可參証康有為的「文化思想家之遊」是他有意識地面對公眾眼光與歷史留下的記錄，至於「做為一般遊客的康有為」，則是從記錄之網裡逃逸的私我。兩者同樣的真實。
（16）對＜瑞典遊記＞何以遲未披露的一項猜測
或許正是因為上述習性（參閱第15節），康同璧整理父親遺稿，在遊記部份自然看重那些能表現父親有別於一般觀光客的政治與文化思想家之遊。這些至始就是為了公開而寫的中西文化史評論，是康有為有意識地為自己在歷史上的不朽形象所留的記錄。至於那些從有意識的記錄之網裡逃逸，與思想文化牽涉較淺的段落，也就在學術輕重的判斷下暫被擱置了。這是我猜想四十年代華盛頓大學輾轉由康同璧處得來首批康氏未刊遺稿中，並未包含瑞典在內等國遊記的原因。若非馬悅然50年代以瑞典外交人員身份駐職北京，為受托整理這份未刊遊記創造絕佳機緣，恐怕今天也不會有香港商務印書館為這份中國人所寫，卻只曾以瑞典文發表的遊記重出中文版本了。
已出版的康氏傳記多將他視為完完全全是一個在歷史上公開出現的思想人物，忽略了他私底下在物質方面如普通人一般講究錦衣玉食的生活習慣。這些私我的性格與生活習性，表面上看來不登大雅，其實是康氏哲學人性論的基礎，也是他政治設計論的出發點。由章詒和的點滴記述，進而重新上溯蕭公權點出應以康氏性格中享樂主義之人生態度為了解其思想之鑰，研究者的目光將會被引向康氏非有意識面對歷史的記錄，歷史作家接下來應該會改變研究方向，從歷史之崇高祭壇走下，在人間挖掘更多以往被忽略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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