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加列夫作品《活着》观后座谈会纪要
这篇影评可能有剧透
西加列夫作品《活着》观后座谈会纪要
/范达明整理/
时 间：2013年6月15日（星期六）上午11：05—11：35
地 点：杭州南山路202号恒庐美术馆底层讲堂
（恒庐艺术影吧西加列夫作品《活着》观后现场）
与会者：（发言序）范达明、马以乐、任同玉、王文仁、高月建、朱明、金爱武、牛玉竹、丁云珍、蔡玲、任同安、钱家舵（观影者：池云飞、庞健、陈杏生、黄善民、俞柏文、陈琳芳、俞美珍、张从法、盛雪莲、姬伯庆、姜希珍、缪叶芝、邱华奋等）
主持人：范达明
记 录：蔡 玲
把对社会阴暗面的曝光推到极致，采用三组人物故事平行交叉的叙事方式
范达明：在淘影碟时，我比较注意俄罗斯的影片，包括苏联时期的老影片。尽管能够见到的俄片比起欧美影片来要少很多。但是前不久无意中发现了四部2012年的很让人震动的俄罗斯新片，决定都安排到本季度本月的影吧片目中来。上周看的《护送》主要是写俄罗斯-莫斯科警察的黑暗，今天的《活着》，直接描绘了当代俄罗斯普通民众中发生的阴暗冷酷的故事。本片的特色是把对社会阴暗面的曝光推到极致——过去好像还没有达到这等程度的影片；二是在叙事结构上把三组人物故事拧在一起，采用的是平行交叉的叙事方式——不是按照一二三的先后顺序，分开叙述三个先后展开的故事，而是三组人物、三个故事交叉叙述，并行发展。三个故事，可以分别概括为“儿子与生父继父的故事”（阿托姆与其生父及继父伊戈尔/父子关系），“年轻夫妻的故事”（安东与格里希卡/夫妻关系），“母亲与双胞胎女儿的故事”（戈丽雅•卡普斯齐娜与卡普斯汀姐妹/母女关系）；而三个故事的三组人物也不是完全没有联系，它们不仅是处在同一个寒冷的小镇里，而且人物之间还有所接触或相处。譬如，影片开始，采取的是儿子阿托姆从住宅楼窗口张望其生父在对面楼下摆弄自行车的视角，接着同一镜头内出现了继父上前将其自行车扔进垃圾槽里；以后是跟拍骑着自行车的生父（他大概是设法取回了自行车）的近景，见其鼻孔里还流着血（从后来听阿托姆的母亲与继父的对话，知道他是挨过继父的拳头受了伤的）。接着展现骑自行车的生父摔倒在地，而采取的视角是“年轻夫妻的故事”中的女主人公格里希卡的视角，是她在自家窗口见到了这幕情景，并将情况告诉其未婚夫安东（此时他们处在举行婚礼之前）。生父后来上了公交车（自行车随带上车），正是在此公交车里，我们还见到了第三个故事即“母亲与双胞胎女儿的故事”里的母亲卡普斯齐娜与那位女警官也坐在车内（以后的情节告诉我们，此时母亲大概是陪同女警官回家进行考察，确认她已有了新的家庭环境条件，可被允许让双胞胎女儿接回家来了）。影片开头的这个段落，通过生父骑自行车的行动，包括途中摔倒，上公交车，下公交车，再继续骑车的整个路线，非常巧妙地把全片内含的三组人物、三个故事串联到了一起。从后面的情节与人物对话中，我们就能知道，生父（被称做“胖子”或“胖老头”）好赌博，有劣迹，被老婆撵出了家门，老婆则与新的相好伊戈尔结婚或同居，但生父认为阿托姆是他所生，他要领回儿子，并还真把与他里应外合的儿子阿托姆领了回家，但儿子最终被其母亲与继父伊戈尔再抢了回去，生父最终在失望与绝望之余骑车来到河边，脱了鞋袜投河自尽了。影片三个故事中的人物，不是统统死亡（母亲与双胞胎女儿），就是部分死亡（生父与安东），而重点描绘的女主人公格里希卡，则是濒临于生死的边缘。影片赋予其人物的命运以如此的残酷性，确实是达到无情的顶点，不过由此它提出的社会问题亦更具有了尖锐性，它的震撼人心的力量也就发自于此。
平行蒙太奇剪辑把影片两个爆发点叠合在一起，达到了影片情绪激化的高潮
马以乐：影片与通常热闹的影片有很大反差，片中一些人物对于生活较冷漠，对苦难的冷酷，譬如双胞胎姐妹与其母亲的故事，拍摄得很凄美。她们没有了父亲，母亲又酗酒。好不容易被允许让双胞胎女儿送回家来，途中却发生了撞车的车祸。
范达明：发生车祸的一瞬间，正是影片女主人公格里希卡在列车上目睹自己的新婚丈夫被强行隔离在车厢门里猛遭歹徒毒打，而她却叫天天不应，在绝望的呼号中拉响警笛之时。影片在此处有意识采用的平行蒙太奇剪辑，把车祸的爆发点与亲人遭毒打而爱莫能助的绝望的爆发点这两点叠合在一起，达到了影片情绪激化的高潮——尤其还对比了一边车厢里不多的旅客那种冷漠与无动于衷——他们个个都像木头人一样，没一个伸过援手来。“哀莫大于心死”。影片此处对于当今俄罗斯社会阴暗冷酷一面的无情批判的力度，也达到了极点。这是影片几个高潮节点中最具冲击力的一个，非常震撼人心！
影片用了一些浪漫主义虚幻的手法来表达人物的内心的期望，
任同玉：影片的表现手法与纯粹的现实主义有不同，是用了一些浪漫主义虚幻的手法来表达人物的内心的期望，譬如母亲假想自己的两个女儿并未死去——以这种反衬的手法突出地表达出了底层人民的悲苦。母亲的两个女儿被警方保护起来是因为她酗酒。在俄罗斯，百姓的酗酒现象仍然很严重。
王文仁：俄罗斯地广人稀，社会上表现的悲人悲事多，是悲惨的世界产生了悲惨的人。
高月建：整个影片故事压抑，酗酒问题的长期存在，冷漠、冷酷司空见惯。采用魔幻表现手法，让故事显得很新颖。
母亲假想的一幕戏是本片艺术处理的一个绝唱
范达明：母亲假想自己的双胞胎女儿并未死去，她雇人把她俩从墓地掘出用雪橇送回家，替她俩洗澡，换上同样花色的干净衣裙，看着饥饿的她俩全心地吃面包，喝牛奶，等等——这一幕无疑是整个影片中最美好、最温馨的场景，是影片唯有的一处能让人心有所安耽的时光。无奈，这一切，在这冷酷的世界中，不过是母亲一厢情愿的、主观的、魔幻的想象！编导的这一处理（类似的情况，还用在了格里希卡幻觉其死去的新婚爱人从医院返回家的一幕戏中，但其处理相对较为阴冷），不仅见出了影片审美品位的精湛，更对现实之黑暗与悲苦的境遇起到了强化与烘托的效果。这一幕戏应该是本片艺术处理的一个绝唱。
影片触动人的心灵与它的艺术特色
朱明：影片触动人的心灵。影片的艺术特色，一是通过诸多的个体描述带出了社会问题；再一个是将社会中人的冷漠状态加以放大。
格里希卡是影片突出塑造的女青年形象，有丰满的精神厚度与思想力度
范达明：格里希卡是影片突出塑造的现代俄罗斯女青年形象。在新婚丈夫安东死前，这个喜欢扎舌钉，头发梳成有诸多细辫子模样的她，还是一个比较单纯也比较开朗乐观的人；而在安东死后，命运的残酷打击，使她判若两人。影片中有她再次处于行进列车中的一个段落，通过她一个人打开一道道车厢隔门而在列车车厢中急速狂奔穿行，表现的似乎是她想从列车车厢的每个角落中寻求回答：命运何以会让她落到这个地步，何以会让她无端失去了自己的爱人。影片此处还给予了她不少静态的特写镜头，让观众从她失神的目光，欲哭无泪的无奈心态，以及口中从无声的念念有词到发出绝望语声的表情中，切实体会到主人公此刻心底无告的绝望与无比的痛楚。影片的这些描绘手段——还包括她跟躺在家中卧室床上而其实不存在的安东的没有回答的对话，以及她向教堂神甫问话，什么是爱，为什么让他失去曾经得到的爱？责怪他主持他们婚礼时是用了曾熄灭过的中国蜡烛等等，使这个人物形象具有相当丰满的精神厚度与思想力度。
如果接双胞胎姐妹回家不是让一个临时请来的替手开车，车祸本该避免
金爱武：我旅游去过别的西方国家，也去过俄罗斯，亲历过俄罗斯。相比而言，俄罗斯给我的感觉，就是比较冷漠。对我们中国去的人尤其如此。
范达明：从那个女警官几次办公务打手机的情形中，我们发现有一次她在通话中，好像还在与哪个男警官或男上司打情骂俏。她对她正在处理的母亲与双胞胎女儿团聚的问题，也显得没有太大的热情与积极性。在另一次与雷娜的公务手机的通话中，还讲到雷娜的司机不在，准备请什么人来替代；原本还打算“让她们坐公交吧”，又觉得就“一个半小时路程，会出什么事？”如果女警官的公务做得更细致更认真，如果接双胞胎姐妹回家是坐公交车，而不是让一个临时请来的替手开车，车祸本该避免。
酗酒问题，是俄罗斯的民族性问题；面临苦难，俄罗斯片子没有娱乐
牛玉竹：《周游世界》一书的作者说，东欧与西欧永远是不一样的。在“老大哥”的管理下，人与人的关系变的冷冰冰的，精神中的关怀被剥离了。当时俄罗斯是站在反纳粹的第一线，但是到后来，居然出现了光头党等新纳粹。还有酗酒问题，实际上是俄罗斯的民族性问题。真正面临苦难的时候，也将是崩溃的出现。俄罗斯近年的片子基本上没有娱乐。而我们的娱乐片又走得不踏实。
丁云珍：十月革命至今快一百年了，看了俄罗斯有些人还这样“活着”，可见要建立一个公平、公正、让老百姓都有好日子过的社会，是多么的艰难啊！
拥抱阳光，播撒微笑，保障各种安全，才是我们理想中的生活
蔡 玲：观看了俄罗斯这部残酷的《活着》，不免让我想起张艺谋的最好作品、至今尚未解禁的电影《活着》。两者同样是描写人生的悲剧，同样是因为制度的原因导致的人间悲剧。其实，当代世界已经清晰地摆明了什么是相对好的制度，但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重新选择，因为你已经走得太远无法折回。避免离好的制度更远是每个公民所应争取的。“活着”是所有动物中最低级的存在方式；而我们所追求的，是生活，有尊严的生活——拥抱阳光，播撒微笑，保障各种安全，才是我们理想中的生活。
“活着”：影片编导提供我们思考的基本命题
范达明：在三个故事的三组人物中，影片的重点显然是放在“儿子与生父继父的故事”之外的另两组故事与人物上——在“母亲与双胞胎姐妹的故事”里，双胞胎姐妹在被接回家的途中车祸而亡，母亲最终与两女儿的“尸体”在引爆燃气罐时同归于尽，故事突出的是“死亡”，尤其是“心灵的死亡”的悲剧的极致的惨景；而在“年轻夫妻的故事”里，婚礼后的新婚丈夫安东，在回家的列车上被歹徒打得半死，最终死在医院里，格里希卡本人在悲痛中割腕自杀又自救（幻觉中是重伤的新婚丈夫突然“幽灵”般地回到家来将她解救了）。这个故事同样是“死亡”与“心灵的死亡”，但又不仅如此，因为它最终转向了战胜死亡的“活着”的主题。这里，影片编导在片尾给我们安排了格里希卡于次日清晨来到一个公交车站候车的镜头（隐喻了生活的重新出发），只见一个车站小卖部正在卸门板开门营业，而格里希卡从店家买了点心食品，并开始吃了起来（以口嚼吞咽食物的动作隐喻影片“活着”的主题）——这正是影片编导提供我们思考的基本命题，也是编导对于格里希卡这样的新一代俄罗斯青年仍然寄予的一点希望。
2013年6月22日整理，24日补充
/范达明整理/
时 间：2013年6月15日（星期六）上午11：05—11：35
地 点：杭州南山路202号恒庐美术馆底层讲堂
（恒庐艺术影吧西加列夫作品《活着》观后现场）
与会者：（发言序）范达明、马以乐、任同玉、王文仁、高月建、朱明、金爱武、牛玉竹、丁云珍、蔡玲、任同安、钱家舵（观影者：池云飞、庞健、陈杏生、黄善民、俞柏文、陈琳芳、俞美珍、张从法、盛雪莲、姬伯庆、姜希珍、缪叶芝、邱华奋等）
主持人：范达明
记 录：蔡 玲
把对社会阴暗面的曝光推到极致，采用三组人物故事平行交叉的叙事方式
范达明：在淘影碟时，我比较注意俄罗斯的影片，包括苏联时期的老影片。尽管能够见到的俄片比起欧美影片来要少很多。但是前不久无意中发现了四部2012年的很让人震动的俄罗斯新片，决定都安排到本季度本月的影吧片目中来。上周看的《护送》主要是写俄罗斯-莫斯科警察的黑暗，今天的《活着》，直接描绘了当代俄罗斯普通民众中发生的阴暗冷酷的故事。本片的特色是把对社会阴暗面的曝光推到极致——过去好像还没有达到这等程度的影片；二是在叙事结构上把三组人物故事拧在一起，采用的是平行交叉的叙事方式——不是按照一二三的先后顺序，分开叙述三个先后展开的故事，而是三组人物、三个故事交叉叙述，并行发展。三个故事，可以分别概括为“儿子与生父继父的故事”（阿托姆与其生父及继父伊戈尔/父子关系），“年轻夫妻的故事”（安东与格里希卡/夫妻关系），“母亲与双胞胎女儿的故事”（戈丽雅•卡普斯齐娜与卡普斯汀姐妹/母女关系）；而三个故事的三组人物也不是完全没有联系，它们不仅是处在同一个寒冷的小镇里，而且人物之间还有所接触或相处。譬如，影片开始，采取的是儿子阿托姆从住宅楼窗口张望其生父在对面楼下摆弄自行车的视角，接着同一镜头内出现了继父上前将其自行车扔进垃圾槽里；以后是跟拍骑着自行车的生父（他大概是设法取回了自行车）的近景，见其鼻孔里还流着血（从后来听阿托姆的母亲与继父的对话，知道他是挨过继父的拳头受了伤的）。接着展现骑自行车的生父摔倒在地，而采取的视角是“年轻夫妻的故事”中的女主人公格里希卡的视角，是她在自家窗口见到了这幕情景，并将情况告诉其未婚夫安东（此时他们处在举行婚礼之前）。生父后来上了公交车（自行车随带上车），正是在此公交车里，我们还见到了第三个故事即“母亲与双胞胎女儿的故事”里的母亲卡普斯齐娜与那位女警官也坐在车内（以后的情节告诉我们，此时母亲大概是陪同女警官回家进行考察，确认她已有了新的家庭环境条件，可被允许让双胞胎女儿接回家来了）。影片开头的这个段落，通过生父骑自行车的行动，包括途中摔倒，上公交车，下公交车，再继续骑车的整个路线，非常巧妙地把全片内含的三组人物、三个故事串联到了一起。从后面的情节与人物对话中，我们就能知道，生父（被称做“胖子”或“胖老头”）好赌博，有劣迹，被老婆撵出了家门，老婆则与新的相好伊戈尔结婚或同居，但生父认为阿托姆是他所生，他要领回儿子，并还真把与他里应外合的儿子阿托姆领了回家，但儿子最终被其母亲与继父伊戈尔再抢了回去，生父最终在失望与绝望之余骑车来到河边，脱了鞋袜投河自尽了。影片三个故事中的人物，不是统统死亡（母亲与双胞胎女儿），就是部分死亡（生父与安东），而重点描绘的女主人公格里希卡，则是濒临于生死的边缘。影片赋予其人物的命运以如此的残酷性，确实是达到无情的顶点，不过由此它提出的社会问题亦更具有了尖锐性，它的震撼人心的力量也就发自于此。
平行蒙太奇剪辑把影片两个爆发点叠合在一起，达到了影片情绪激化的高潮
马以乐：影片与通常热闹的影片有很大反差，片中一些人物对于生活较冷漠，对苦难的冷酷，譬如双胞胎姐妹与其母亲的故事，拍摄得很凄美。她们没有了父亲，母亲又酗酒。好不容易被允许让双胞胎女儿送回家来，途中却发生了撞车的车祸。
范达明：发生车祸的一瞬间，正是影片女主人公格里希卡在列车上目睹自己的新婚丈夫被强行隔离在车厢门里猛遭歹徒毒打，而她却叫天天不应，在绝望的呼号中拉响警笛之时。影片在此处有意识采用的平行蒙太奇剪辑，把车祸的爆发点与亲人遭毒打而爱莫能助的绝望的爆发点这两点叠合在一起，达到了影片情绪激化的高潮——尤其还对比了一边车厢里不多的旅客那种冷漠与无动于衷——他们个个都像木头人一样，没一个伸过援手来。“哀莫大于心死”。影片此处对于当今俄罗斯社会阴暗冷酷一面的无情批判的力度，也达到了极点。这是影片几个高潮节点中最具冲击力的一个，非常震撼人心！
影片用了一些浪漫主义虚幻的手法来表达人物的内心的期望，
任同玉：影片的表现手法与纯粹的现实主义有不同，是用了一些浪漫主义虚幻的手法来表达人物的内心的期望，譬如母亲假想自己的两个女儿并未死去——以这种反衬的手法突出地表达出了底层人民的悲苦。母亲的两个女儿被警方保护起来是因为她酗酒。在俄罗斯，百姓的酗酒现象仍然很严重。
王文仁：俄罗斯地广人稀，社会上表现的悲人悲事多，是悲惨的世界产生了悲惨的人。
高月建：整个影片故事压抑，酗酒问题的长期存在，冷漠、冷酷司空见惯。采用魔幻表现手法，让故事显得很新颖。
母亲假想的一幕戏是本片艺术处理的一个绝唱
范达明：母亲假想自己的双胞胎女儿并未死去，她雇人把她俩从墓地掘出用雪橇送回家，替她俩洗澡，换上同样花色的干净衣裙，看着饥饿的她俩全心地吃面包，喝牛奶，等等——这一幕无疑是整个影片中最美好、最温馨的场景，是影片唯有的一处能让人心有所安耽的时光。无奈，这一切，在这冷酷的世界中，不过是母亲一厢情愿的、主观的、魔幻的想象！编导的这一处理（类似的情况，还用在了格里希卡幻觉其死去的新婚爱人从医院返回家的一幕戏中，但其处理相对较为阴冷），不仅见出了影片审美品位的精湛，更对现实之黑暗与悲苦的境遇起到了强化与烘托的效果。这一幕戏应该是本片艺术处理的一个绝唱。
影片触动人的心灵与它的艺术特色
朱明：影片触动人的心灵。影片的艺术特色，一是通过诸多的个体描述带出了社会问题；再一个是将社会中人的冷漠状态加以放大。
格里希卡是影片突出塑造的女青年形象，有丰满的精神厚度与思想力度
范达明：格里希卡是影片突出塑造的现代俄罗斯女青年形象。在新婚丈夫安东死前，这个喜欢扎舌钉，头发梳成有诸多细辫子模样的她，还是一个比较单纯也比较开朗乐观的人；而在安东死后，命运的残酷打击，使她判若两人。影片中有她再次处于行进列车中的一个段落，通过她一个人打开一道道车厢隔门而在列车车厢中急速狂奔穿行，表现的似乎是她想从列车车厢的每个角落中寻求回答：命运何以会让她落到这个地步，何以会让她无端失去了自己的爱人。影片此处还给予了她不少静态的特写镜头，让观众从她失神的目光，欲哭无泪的无奈心态，以及口中从无声的念念有词到发出绝望语声的表情中，切实体会到主人公此刻心底无告的绝望与无比的痛楚。影片的这些描绘手段——还包括她跟躺在家中卧室床上而其实不存在的安东的没有回答的对话，以及她向教堂神甫问话，什么是爱，为什么让他失去曾经得到的爱？责怪他主持他们婚礼时是用了曾熄灭过的中国蜡烛等等，使这个人物形象具有相当丰满的精神厚度与思想力度。
如果接双胞胎姐妹回家不是让一个临时请来的替手开车，车祸本该避免
金爱武：我旅游去过别的西方国家，也去过俄罗斯，亲历过俄罗斯。相比而言，俄罗斯给我的感觉，就是比较冷漠。对我们中国去的人尤其如此。
范达明：从那个女警官几次办公务打手机的情形中，我们发现有一次她在通话中，好像还在与哪个男警官或男上司打情骂俏。她对她正在处理的母亲与双胞胎女儿团聚的问题，也显得没有太大的热情与积极性。在另一次与雷娜的公务手机的通话中，还讲到雷娜的司机不在，准备请什么人来替代；原本还打算“让她们坐公交吧”，又觉得就“一个半小时路程，会出什么事？”如果女警官的公务做得更细致更认真，如果接双胞胎姐妹回家是坐公交车，而不是让一个临时请来的替手开车，车祸本该避免。
酗酒问题，是俄罗斯的民族性问题；面临苦难，俄罗斯片子没有娱乐
牛玉竹：《周游世界》一书的作者说，东欧与西欧永远是不一样的。在“老大哥”的管理下，人与人的关系变的冷冰冰的，精神中的关怀被剥离了。当时俄罗斯是站在反纳粹的第一线，但是到后来，居然出现了光头党等新纳粹。还有酗酒问题，实际上是俄罗斯的民族性问题。真正面临苦难的时候，也将是崩溃的出现。俄罗斯近年的片子基本上没有娱乐。而我们的娱乐片又走得不踏实。
丁云珍：十月革命至今快一百年了，看了俄罗斯有些人还这样“活着”，可见要建立一个公平、公正、让老百姓都有好日子过的社会，是多么的艰难啊！
拥抱阳光，播撒微笑，保障各种安全，才是我们理想中的生活
蔡 玲：观看了俄罗斯这部残酷的《活着》，不免让我想起张艺谋的最好作品、至今尚未解禁的电影《活着》。两者同样是描写人生的悲剧，同样是因为制度的原因导致的人间悲剧。其实，当代世界已经清晰地摆明了什么是相对好的制度，但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重新选择，因为你已经走得太远无法折回。避免离好的制度更远是每个公民所应争取的。“活着”是所有动物中最低级的存在方式；而我们所追求的，是生活，有尊严的生活——拥抱阳光，播撒微笑，保障各种安全，才是我们理想中的生活。
“活着”：影片编导提供我们思考的基本命题
范达明：在三个故事的三组人物中，影片的重点显然是放在“儿子与生父继父的故事”之外的另两组故事与人物上——在“母亲与双胞胎姐妹的故事”里，双胞胎姐妹在被接回家的途中车祸而亡，母亲最终与两女儿的“尸体”在引爆燃气罐时同归于尽，故事突出的是“死亡”，尤其是“心灵的死亡”的悲剧的极致的惨景；而在“年轻夫妻的故事”里，婚礼后的新婚丈夫安东，在回家的列车上被歹徒打得半死，最终死在医院里，格里希卡本人在悲痛中割腕自杀又自救（幻觉中是重伤的新婚丈夫突然“幽灵”般地回到家来将她解救了）。这个故事同样是“死亡”与“心灵的死亡”，但又不仅如此，因为它最终转向了战胜死亡的“活着”的主题。这里，影片编导在片尾给我们安排了格里希卡于次日清晨来到一个公交车站候车的镜头（隐喻了生活的重新出发），只见一个车站小卖部正在卸门板开门营业，而格里希卡从店家买了点心食品，并开始吃了起来（以口嚼吞咽食物的动作隐喻影片“活着”的主题）——这正是影片编导提供我们思考的基本命题，也是编导对于格里希卡这样的新一代俄罗斯青年仍然寄予的一点希望。
2013年6月22日整理，24日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