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另一面镜子》）

一.宿命感——“疾病的隐喻” 在影片得开头，画面内只出现了塔罗牌和不停的洗牌，翻牌的两双手，通过画外音的对话，暗示出克莱奥正在请一位老妇人为她占卜，而占卜的老妇人通过塔罗牌揭示出奥克莱目前的身份和状态，其中包括疾病带给她的威胁。当画面镜头切换到老妇人和克莱奥的脸时，画面从彩色变为黑白。彩色属于塔罗牌的世界，一旦进入现实生活，画面便呈现为黑色。彩色与黑白画面的对比，从视觉上揭示出彩色画面的强悍和黑白世界的无力——一个人无法对抗自己的命运。直到影片的结尾处，命运对克莱奥的裁决也没有被揭晓：克莱奥只是被告知不要太担心和先进行两个月的治疗，医生并没有点明她是否患了癌症，命运看起来仍然强悍和不可知。导演瓦尔达非常擅长在自己的电影中表现一些非典型性的情节和暧昧多艺的结局，并始终避免强列的戏剧冲突和明显的因果联系，在某种程度上，这样的表现方式也显示出对男性所代表的理性世界的反抗。塔罗牌代表的是不可抗拒的命运女神，就像癌症往往毫无征兆地到来。但人类既不能按照理性去分析它，也不能祈求完全解读它。 这样的宿命态度带有典型的女性色彩，反过来也是克莱奥人生道路上的制约因素。除却生病时会去占卜病情，克莱奥的各种行为也被带有宿命色彩的规则所限制。比如，周二是换新装的大忌，所以她买好的帽子怒能立即戴上，只能让店家送到家里；女朋友的包掉到地上镜子碎了一地，使克莱奥情绪大坏，觉得那象征了死亡。克莱奥跟助理说，可能她死了男朋友也不会难过，助理却劝她不要胡思乱想，更不要挑战命运。 人类历史上，疾病不仅意味着身体的败坏，也经常被附加很多意义。疾病代表人体内部环境的失衡，在某种意义上，生病就是一个初始的自我被一点点异化的过程。而在现代社会中，癌症往往被看作是个体压抑，无力和背离自我的结果，并在跟城市的发展密切相关。桑塔格曾说：“当城市事实上还未被看做是致癌环境前，城市自身就被看做是癌症——是一个畸形的，非自然增长的地方，一个充斥着挥霍，贪婪和情绪的地方。在二战结束后的欧洲，个体这种内在的不安情绪是非常强烈的。对克莱奥说，这些疾病的隐喻强化了她的宿命感，并使他产生了自我厌弃心理和对周围世界的怀疑，克莱奥觉得自己受到了诅咒。 二.男性的凝视 作为一名电台歌手，克莱奥被大众消费的是自己的声音，但她的外表也由此受到大众文化的制约，因此，克莱奥会主动按照男人喜欢的样子打扮自己，使自己成为”被观看“的对象。克莱奥不自觉地按照男性看待自己的目光来看待自己，把自己物化成一个美丽的标本，使得自己被无所不在的男性的凝视所控制。在影片的开头，克莱奥从克莱奥从占卜老妇人的家里走出来，在楼下看到一面镜子，她望向镜子里面的自己，喃喃自语：”美丽的蝴蝶，不要匆匆飞走“，这目光跟男性对她的凝视目光是一样的。对男性来说，美丽标本式的女性对他们的吸引力在于她们没有威胁感，而且可以满足他们的想象，是欲望的安全投射对象；而对女性来说，要想取得男性的喜爱，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就是自我物化，成为美丽的标本，以满足男性凝视的需要。克莱奥无法想象自己做人体模特的好友那样，坦然地把自己暴露在众人的目光之下，因为她担心身体上的弱点被男性的目光所发现。在影片中，不同的镜子出现在不同的场合里，用以反映克莱奥在自我认知所产生的变化，不同镜像中的克莱奥，心态也是不同的。克劳奥渐渐的感知到自我的虚妄，她所迷恋的自我不过是无所不在的男性凝视下的女性客体，所以，克莱奥决定一个人出去走走，她把假发摘下，穿上黑色的衣服，带上不合时宜的新帽子。 对克莱奥来说，在所有男人中，对她形成最大束缚的便是那位优雅，慷慨，善于交际的男朋友。每次在他面前，克莱奥总要表现出最好的状态，或者说，是男友希望的状态。而这个男人却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克莱奥的感受，不仅由于他总是忙，还因为她似乎并不愿意花费时间来触及克莱奥的内心。克莱奥男朋友属于上层社会，他为克莱奥带来的压迫是双重的，除了性别压迫，还有她所代表的阶层的生存准则。另外，造成克莱奥自恋最深的原因是她没有真正的倾诉对象，情感被长期压制，这是女性长期处于被支配地位的结果，她们只能从男性的目光中学会如何看待自己，最终造成了女性爱的能力的丧失。所以，克莱奥的痛苦就在于——她发现了自己内在的巨大空洞，以及造成这些空洞的原因。 3.在歌曲之外，我存在哪里？ 除了男友，克莱奥身边也有其他男性，比如两位事业合作伙伴。跟克莱奥的男朋友相比，这两位小伙子没有权势，也没有金钱，他们靠为克莱奥创作歌曲来获取生存的资本，克莱奥在他们面前没有负担，可以任性地表现自己的欢乐，悲伤和焦虑，两位小伙子也总是想办法逗她开心。但是面对他们，克莱奥的内心独白却是：“每个人都宠我，但是没人爱我。两位小伙子为克莱奥创造了各式各样的歌曲，在不同的歌曲中，克莱奥被塑造成不同的女性角色，有时是任性的女孩，有时是喜爱说谎的女孩，有时是甜美乖巧的女孩，有时是玩弄感情的女孩，有时则是一个神经濒临崩溃的女人。克莱奥感觉自己就要被这些歌曲榨干，在歌曲之外，她不知道真正的自己在哪里存在。 两个小伙子的思维方式是典型的文化工业的思维方式，他们擅长创造出不同的情境，塑造不同的形象，目的是为了自己的作品更好地被市场消费。他们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地转换思维方式，但却不投入感情。在刚进克劳奥家门时，他们听说克莱奥生病不开心，便找了大白衣，扮成医生逗克莱奥开心。但是，他们的行为只会让克莱奥变得更加懊恼，因为他们随时随性进行扮演的状态让克莱奥感觉到个体的虚妄。当他们说克莱奥反复无常时，克莱奥支持是他们让自己变成这个样子。对克莱奥来说，这两个小伙子虽然没有男友给她的压迫感，但他们创作的歌曲和他们自身的状态，却发展出一种文化工业的吞噬力量，在这种力量的作用下，个体被分离成不同样式，人的情感深度变浅，自我被弱化。 现代社会的文化生产方式对个体精神结构的影响在影片其他环节也有所表现。比如，当克莱奥和助理乘坐出租车的时候，听到广碧里播报着一条接着一条内容完全不同的信息，有洗发水广告，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毒工人被下水道冲走，博物馆的开馆时间等，每条信息只寥寥数语，而且下一条信息总是迅速替代前一条，这种信息传播方式使得收听者无法聚焦自己关注的焦点，信息的重要性也被分解。 四.不彻底的女性主义 女性之间的联盟一直被女性作为反抗男性压迫的重要方式，因为，女性联盟建立了一种没有男性的性别连接方式，打破了女性必须以男性为参照的桎梏。但在这部影片中，女性之间的联盟并没有那么成功，而且，影片中出现的女性角色似乎都为克莱奥带来了困扰。 和克莱奥关系最密切的是她的助理，在影片的开头，占卜的老妇人就指出，克莱奥的身边有一个给她负面影响的寡妇，而且着重强调，“她带你远离了朴素的家庭生活”尽管影片没有具体指出，但毫无疑问，这个寡妇就是克莱奥的助理。寡妇处在男权社会相对边缘的位置，但是在影片中，这样身份的女人却不能形成对男权社会的批判性力量，而且，她还带领克莱奥远离了普通人的幸福。在影片中，助理处处对克莱奥进行限制，但却缺乏对克莱奥的真正关心，面对克莱奥的困扰，她只用“小孩脾气”这样的话搪塞。占卜的老妇人对克莱奥也不够友善，她不仅传递给克莱奥负面的信息，而且面对克莱奥的恐惧，她没有一句安慰。克莱奥在出租车上遇到的女司机，看起来非常自我和没礼貌。真正能够让克莱奥放松下来的女性是她的一位从小到大的朋友，这个以人体模特为职业的女孩乐观，阳光，充满活力。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女孩刚出场时就被置身于众人的目光中，不过，在目光中，不过，在众人目光的交织下，她却显得非常自如，暗示出这是一个从男人的凝视中解脱出来的女孩。跟克莱奥的爱情相比，这个女孩的爱情更为平凡，但却显得更加美好。克莱奥身边唯一一个生活自如的女性，并非是一个强烈反抗男权社会的女人，但是她也无法与奥克莱形成联盟，因为她纯净自由的心灵无法完全感知到克莱奥的困境。 克莱奥最终遇到一位能够给她带来快乐的小伙子，在影片最后30分钟，他始终陪着克莱奥，并跟她共同面对了最终的诊断结果。这个小伙子在影片中扮演着拯救者的角色，尽管这个拯救者有一种临时性，因为他马上要离开巴黎，再度返回战场，所以，在这部影片中，女性同盟的不成功和男性拯救者的出现，都使得影片的女性主义立场显得不那么彻底。 影片《五点到七点的克莱奥》在当年一上映，便让人赞叹不已，其中表现出的时间性，纪实性和女性角度，为观众提供了看待人生的一个新方式，就像随着克莱奥的游走，观众看到一个更多烟火气，更为平民化的巴黎。导演瓦尔达用影像展现了克莱奥的恐惧，也展现了巴黎，因为在克莱奥的恐惧，也展现了巴黎的恐惧，因为在克莱奥的身上可以找到当时在巴黎出现的各种现象，而”克莱奥“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名字，只是代表了那个——被各种交织的欲望和权力控制的形象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