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好的敌人》 :柏林电影节佳片之一
Wolfgang Murnburger的近作讲述的是两位终身好友鲁迪和维克多之间的故事:二战爆发后,鲁迪加入了纳粹,背叛了身为犹太人的维克多。当我要观看《我最好的敌人》时,我所知道的也仅有这么多。如果你也想观看这部紧张独创、充满感情和黑色幽默的电影,我不得不告诉你这部电影太棒了。希望我如下的描述不会破坏影片本该带给你们的惊险刺激。
如果你还心存好奇、犹豫踟蹰,抑或迫不及待,我将不吝小小八卦一下。维克多•考夫曼出身于富裕的威尼斯艺术品商人家庭,他的好友鲁迪伴随他一起长大,因为鲁迪的母亲在考夫曼家里做了25年的女佣。电影一开始已是1930年代早期,鲁迪刚刚从德国返回,他已经洞察到纳粹的政治野心,作为维克多好友的他不能不提醒维克多的父亲应该将家里的财产转移到瑞士去妥善保管。然而,鲁迪也开始心存私念,不失时机的提醒维克多的女友莱纳在此时嫁给一个犹太人非明智之选,他竟还公然表明对莱纳的倾心之意。
维克多全然信任鲁迪,并告知他一个天大的秘密:考夫曼家族拥有一副珍贵的米开朗基罗素描画。而鲁迪此时已加入了党卫军,为了获得器重他告发了考夫曼家族的秘密,但他的条件是保全考夫曼一家人的安全。显然鲁迪是异想天开,画作被掳走,考夫曼一家也被抓进了集中营…但所幸维克多的父亲早有防备,他用赝品成功的瞒天过海。二战后不久,德国想要把这幅米开朗基罗的素描画献给墨索里尼,以巩固协约国的联盟。但他们最终识破了画作的真伪,并命令鲁迪查找真画的下落。鲁迪押送维克多前往柏林受审,但在中途他们的飞机被游击队击落,维克多还救了鲁迪一命。这时候他们发现有人在靠近,鲁迪害怕是游击队,害怕他们发现他纳粹军官的身份后会枪决他,便同意换上了维克多的集中营制服;但维克多却提早发现来人并非游击队,而是纳粹,他犹豫不决的穿上了鲁迪的党卫军制服,并偷取了鲁迪的证件。
这部电影一反将二战期间犹太人至于受害者地位的常态,它给予了主人公维克多掌控自己命运的机会,甚至是复仇的机会。电影一开始,维克多只是个有点骄傲自大、及时行乐的小青年,但他在集中营里却仍然保有了他天性中的桀骜和仁慈。他在获得掌控自己命运的机会时所表现出来的自救不忘人,让人感到喜悦和满意。事实上,维克多十分像他的父亲:虽然雅各布﹒考夫曼(父亲)在被囚禁后没有获得类似的机遇,但他在囚禁之前毕竟是冒着很大风险制作了米开朗基罗素描的赝品;被囚禁之后,他更是巧妙的设法告知儿子真画所藏何处;他还积极的安慰和帮助他身边的狱友们。
维克多不羁的讽刺和幽默天赋使得电影不仅惊险刺激,还出人意料的趣味盎然。导演指出,电影在展现纳粹无法成功夺取画作中存在着喜剧成分。这种风格借鉴了英国二战电影的表现手法,通过展现纳粹的无能愚蠢来达到喜剧效果。电影还借鉴了雅﹒哈谢克(捷克作家)笔下帅克(《好兵帅克》中主人公)这一人物形象的性格特点。
这部电影引发了三个方面的争论。第一,采用喜剧手法展现严肃的二战题材。电影在这方面应该不会面对太多的批评,因为罗伯托﹒贝尼尼(意大利电影导演)已在早前相对轻松愉快、甜涩俱陈的《美丽人生》(1997)中有过尝试,而在这方面《我最好的敌人》甚至更加安全些,因为它涉及到集中营幽默生活的篇幅很少。《我最好的敌人》的幽默更趋向于讽刺化,而且是针对纳粹的,所以这部影片不大可能会被指责成对大屠杀过于轻描淡写。
影片可能面临的另外一个指责是它为了娱乐大众而人为创造了不真实的情境。关于这个指责的一个回应是,电影的编剧保罗﹒横戈是一个犹太人,如果不是经过深思熟虑他不可能选择这样的二战情境。在关于电影的采访和申明中,导演直言对电影的叙事方式斟酌良久:他说当他得知某些犹太人并不喜欢在二战电影中一成不变的将犹太人刻画成受害者的身份时,他更加确信了。即使电影中的情境是虚构的,但仍然别样的传达了犹太人为了生存而表现出来的勇敢和坚定。
虚构的党卫军军官(鲁迪)和囚犯(维克多)角色互换的情节有着别样的趣味性:它展现了更为复杂多变的人性,而不是像其他二战电影那样非黑即白。当维克多穿上了党卫军的制服后,他感受到了它所带来的优越感和特权,这相对于他在集中营中所遭受的苦楚折磨无疑是一种解脱。维克多说他明白了为何鲁迪如此醉心,因为他感受到了由制服所带来的位高权重的幻像。近年来,有几部二战电影为了弱化摩尼教差别论(Manichean distinction),而赋予了某些反抗斗士以不愉快的性格特点,或者是补偿性的赋予一些纳粹军官以优秀的品质,比如保罗﹒范霍文的《黑皮书》(2006)便是其中之一。在一次采访中,Murnberger说到,如果电影会面临批评,很可能是因为在电影中纳粹被赋予了太多的人性。我觉得他不用为这个担忧,因为总体来讲,这部电影中的纳粹一如既往的骇人恐怖,他们是不懂仁慈和怜悯的战争机器。(最起码在对待他们认为的敌人时如此,甚至彼此之间也是如此)只是鲁迪身上存在着某些补偿性的性格特点,观众在观影结束后不会过于贬低他,因为大家明白了他为什么会那样,但这并不表明观众原谅了他的所作所为。最后,不管怎样,大家不该忘记电影的名字是《我最好的敌人》,而非《我最好的朋友》 。
(翻译自外文网站)
如果你还心存好奇、犹豫踟蹰,抑或迫不及待,我将不吝小小八卦一下。维克多•考夫曼出身于富裕的威尼斯艺术品商人家庭,他的好友鲁迪伴随他一起长大,因为鲁迪的母亲在考夫曼家里做了25年的女佣。电影一开始已是1930年代早期,鲁迪刚刚从德国返回,他已经洞察到纳粹的政治野心,作为维克多好友的他不能不提醒维克多的父亲应该将家里的财产转移到瑞士去妥善保管。然而,鲁迪也开始心存私念,不失时机的提醒维克多的女友莱纳在此时嫁给一个犹太人非明智之选,他竟还公然表明对莱纳的倾心之意。
维克多全然信任鲁迪,并告知他一个天大的秘密:考夫曼家族拥有一副珍贵的米开朗基罗素描画。而鲁迪此时已加入了党卫军,为了获得器重他告发了考夫曼家族的秘密,但他的条件是保全考夫曼一家人的安全。显然鲁迪是异想天开,画作被掳走,考夫曼一家也被抓进了集中营…但所幸维克多的父亲早有防备,他用赝品成功的瞒天过海。二战后不久,德国想要把这幅米开朗基罗的素描画献给墨索里尼,以巩固协约国的联盟。但他们最终识破了画作的真伪,并命令鲁迪查找真画的下落。鲁迪押送维克多前往柏林受审,但在中途他们的飞机被游击队击落,维克多还救了鲁迪一命。这时候他们发现有人在靠近,鲁迪害怕是游击队,害怕他们发现他纳粹军官的身份后会枪决他,便同意换上了维克多的集中营制服;但维克多却提早发现来人并非游击队,而是纳粹,他犹豫不决的穿上了鲁迪的党卫军制服,并偷取了鲁迪的证件。
这部电影一反将二战期间犹太人至于受害者地位的常态,它给予了主人公维克多掌控自己命运的机会,甚至是复仇的机会。电影一开始,维克多只是个有点骄傲自大、及时行乐的小青年,但他在集中营里却仍然保有了他天性中的桀骜和仁慈。他在获得掌控自己命运的机会时所表现出来的自救不忘人,让人感到喜悦和满意。事实上,维克多十分像他的父亲:虽然雅各布﹒考夫曼(父亲)在被囚禁后没有获得类似的机遇,但他在囚禁之前毕竟是冒着很大风险制作了米开朗基罗素描的赝品;被囚禁之后,他更是巧妙的设法告知儿子真画所藏何处;他还积极的安慰和帮助他身边的狱友们。
维克多不羁的讽刺和幽默天赋使得电影不仅惊险刺激,还出人意料的趣味盎然。导演指出,电影在展现纳粹无法成功夺取画作中存在着喜剧成分。这种风格借鉴了英国二战电影的表现手法,通过展现纳粹的无能愚蠢来达到喜剧效果。电影还借鉴了雅﹒哈谢克(捷克作家)笔下帅克(《好兵帅克》中主人公)这一人物形象的性格特点。
这部电影引发了三个方面的争论。第一,采用喜剧手法展现严肃的二战题材。电影在这方面应该不会面对太多的批评,因为罗伯托﹒贝尼尼(意大利电影导演)已在早前相对轻松愉快、甜涩俱陈的《美丽人生》(1997)中有过尝试,而在这方面《我最好的敌人》甚至更加安全些,因为它涉及到集中营幽默生活的篇幅很少。《我最好的敌人》的幽默更趋向于讽刺化,而且是针对纳粹的,所以这部影片不大可能会被指责成对大屠杀过于轻描淡写。
影片可能面临的另外一个指责是它为了娱乐大众而人为创造了不真实的情境。关于这个指责的一个回应是,电影的编剧保罗﹒横戈是一个犹太人,如果不是经过深思熟虑他不可能选择这样的二战情境。在关于电影的采访和申明中,导演直言对电影的叙事方式斟酌良久:他说当他得知某些犹太人并不喜欢在二战电影中一成不变的将犹太人刻画成受害者的身份时,他更加确信了。即使电影中的情境是虚构的,但仍然别样的传达了犹太人为了生存而表现出来的勇敢和坚定。
虚构的党卫军军官(鲁迪)和囚犯(维克多)角色互换的情节有着别样的趣味性:它展现了更为复杂多变的人性,而不是像其他二战电影那样非黑即白。当维克多穿上了党卫军的制服后,他感受到了它所带来的优越感和特权,这相对于他在集中营中所遭受的苦楚折磨无疑是一种解脱。维克多说他明白了为何鲁迪如此醉心,因为他感受到了由制服所带来的位高权重的幻像。近年来,有几部二战电影为了弱化摩尼教差别论(Manichean distinction),而赋予了某些反抗斗士以不愉快的性格特点,或者是补偿性的赋予一些纳粹军官以优秀的品质,比如保罗﹒范霍文的《黑皮书》(2006)便是其中之一。在一次采访中,Murnberger说到,如果电影会面临批评,很可能是因为在电影中纳粹被赋予了太多的人性。我觉得他不用为这个担忧,因为总体来讲,这部电影中的纳粹一如既往的骇人恐怖,他们是不懂仁慈和怜悯的战争机器。(最起码在对待他们认为的敌人时如此,甚至彼此之间也是如此)只是鲁迪身上存在着某些补偿性的性格特点,观众在观影结束后不会过于贬低他,因为大家明白了他为什么会那样,但这并不表明观众原谅了他的所作所为。最后,不管怎样,大家不该忘记电影的名字是《我最好的敌人》,而非《我最好的朋友》 。
(翻译自外文网站)
这篇影评有剧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