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德斯旷野上
When I go from hence, let this be my parting word, that what I have seen is unsurpassable.这是Sebastian Faulks的Birdsong开篇引言，出自泰戈尔《吉檀迦利》，也曾被战争诗人威尔弗莱德·欧文在留给母亲的最后音讯里引述。两年后的一天，当泰戈尔寓居伦敦时，欧文的母亲苏珊写下了这样一封信：
“敬爱的拉宾德拉纳特爵士：
自从我听说你身在伦敦后，我就一直试图鼓起勇气给您写信--但是直到今日想对你说些什么的愿望才得以在这封信里实现。它可能永远也不会抵达您的手中，因为我不晓得要如何署明地址，不过我相信在信封上写下您的名字就已足够。就在差不多两年前，我亲爱的大儿子出发去最后一次投入战斗，也就是在那一天他和我永诀--我们一同眺望着艳阳普照的大海，怀着破碎的心遥望向法兰西--那时，我那诗人儿子，吟诵了您的美妙诗句--'jabar diney ei kawthati boley jeno jai - ja dekhechi, ja peyechi tulona tar nai'--‘当我离开，就让这作为我的临别之语：我的眼之所见，我的生命之所领受，无与伦比。’他的小笔记本回到我手里时，我发现了他亲爱的笔迹书写下的这些字句，您的名字署于其下。若请您告诉我，在哪本书里我能找到完整的诗篇，是否过于冒昧？”
1918年11月4日，欧文在横越桑布尔运河的战斗中被机枪扫射身亡，时距离停战日仅剩一周。母亲收到儿子的丧报恰值停战日当日，教堂的钟声正敲响欢庆。这个年仅25岁的大男孩用生命实践了他的诀别之语，他的眼睛所见证的一切，无与伦比。他的诗笔记录下的这一切，使他成为了一次世界大战中最伟大的战争诗人。
I mean the truth untold,the pity of war.
--Wilfred Owen,Strange Meeting
欧文是因为精神崩溃被遣返苏格兰的Craiglockhart医院接受弹震症治疗，毫无疑问，在通过康复审查之后，他也并无意愿返回法国重复经历他所经历过的惊骇与恐怖。那他为什么还要回去呢？有两个理由：1、先期返回前线的萨松被友军误伤，又被送返英国，欧文认为自己有责任代替萨松留在前线，因为诗人的历史使命乃是见证，战争的可怖真相应该被述说。2、欧文也认为自己有责任与他的同辈人并肩战斗，哪怕是并肩迎接死亡。
我想说的是这第二个理由。当格雷上尉问斯蒂芬为什么还要回来时，他可以选择多种回答，比如他对维尔的那一种：“工作时间太长，同事很无聊。”但我宁愿相信他的潜台词是说，“我要回来和你们在一起。”
现在让我回想起我是怎么接触到一战，并将它作为一个“徘徊不去”的幽灵放置在案头和脑海中的，我多半已经想不起来了。我们这一代人离战争太过遥远，尽管战争从未离开过人类社会，但对于生活在大多数正常区域的人们而言，这个世界是和平的，各种边境冲突、种族屠杀、宗教纷争只是新闻报刊上的白纸黑字，茶余饭后的谈资话题，离我们这些和平世界里的年轻人遥不可及。很多男孩子喜欢研究军事战史，研究冷热兵器，我相信他们也只是抱着“自古知兵非好战”的认知，而没有多少人会想切身到战场上去厮杀。人们不喜欢疼痛，不喜欢杀戮，至少是不喜欢被杀戮，至少是绝大多数还愿意活着，不管生活在他们想象中有多么不顺遂如意。在和平年代里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对疼痛和苦难有多大的耐受力，我可能永远也不会知晓。我倒是祈祷我永远不用去知晓。
They died, so others came and had to stay
Till they died too, and every field and fen
Was heavy with the dead from day to day.
--Lt.The Hon.Edward Wyndham Tennant, A Bas la Gloire
没有一个孩子能够承受住在他年轻时目睹数以千万计的人被砍倒在大地上，他们的血肉被践踏融入泥泞中，没有一位母亲愿意让她的孩子从目睹这样的景象中获得对苦难的忍受力。那是疯子的想法。然而在将近一百年前，这样疯狂的事情发生过。而且后来又发生过。在第一场灾难未发生之前，世界也如我们今日这般，局部的战事冲突不断，在大国的肚腹中，整整一代人正在以他们各式各样的轨迹履行着自出生以来的命运，贵族，平民，知识分子，农民，工匠，学生，教师，各行其是。然后，战争爆发了，贵族，平民，知识分子，农民，工匠，学生，教师，一瞬间全都涌上了战场。他们肩并肩地战斗，肩并肩地倒下，被埋葬在同一片简陋荒芜、除了鲜血和尸骸似乎别无所余的墓地，坟头上插上相差无几的木十字架。阶级的悬殊、门第的优劣、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似乎在这一刻才真正被抹除。首相的孩子和平民的孩子毗邻长眠。伯爵的孩子隔壁陪伴着木匠或泥瓦匠的孩子。疼痛与苦难刻在了整个民族的灵魂里。然后，战争停止了。先生吞声后生哭，来年红土复稻禾。就像玛斯菲尔德在《加利波利》（Gallipoli,1916）和《旧防线》（The Old Front Line,1917）里写的那样，当最臭名昭著的战场也被沃土中肥长起来的庄稼掩盖，当吞噬了成千上万生命的地名在最精细的地图上也不复可寻，紧接着就是遗忘。人类有一种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否则它要怎么从漫长历史中幸存下来，当记忆里一层又一层堆叠起如此厚重的悲伤？
那场大战的亲历者如今已无一存世。留下来的只有他们的回忆录、书信、日记、诗篇。
也许就是在某一天，我随手不知从何处翻开的一本书，或者就是一封极简短的信件，一位儿子写给母亲的，带领我回溯向了那段噩梦般的生活，而非过去或历史。它没有过去，也没有变成死的历史。它活着。它甚至不完全是噩梦。否则我不会常常感到哽咽塞住了咽喉，泪水充盈了眼眶。我应该只会感到愤怒，感到憎恨，或是沮丧，或是震惊，人类怎会如此愚蠢。在这些情绪之外，我还感到了酸楚的柔情，甜蜜的温存。我的眼眶湿润，我也微笑，甚至是大笑。信件打开的时候，整整一代人就活了过来。他们从坟墓里走出来，散步，叙阔，玩笑。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姿态，或成熟，或稚气未褪，有的矜持淡漠，有的腼腆安静，有的兴高采烈，活力旺盛，有的则冷嘲热讽，幽默犀利。他们的形象慢慢凝聚成型，变成了一个个我能喊出名字，能认出面貌，知道生平，从陌生到熟稔、从熟稔到亲切的人。也许某一日，当我踏足阵亡烈士公墓的时候，我会感觉到我是去见那一群从未谋面的老朋友。
We are the Dead. Short days ago
We lived, felt dawn, saw sunset glow,
Loved and were loved, and now we lie,
In Flanders fields.
--Lt.Col.John McCrae, In Flanders Fields
回到欧文和斯蒂芬的第二个理由。当战争真相逐渐在堑壕里的士兵眼前一览无遗时，恐惧与厌倦成为了主导情绪，大战最初阶段所怀抱的热情、对国家的忠诚，骑士精神和使命感如潮消退，“教堂里镶金的名牌”和“荣耀的木十字架”失去价值，还有什么积极情绪能够鼓舞起他们，在漫长的似乎不会再结束的战争中继续生存下去，直到终末降临？他们不会当逃兵，当然有人当逃兵，但不是多数，何况当逃兵是要受军法审判被枪毙的。I have my duty to stay with my company.忠诚不再是针对遥不可及的海峡对岸的祖国和君王，忠诚变得更具体化，它归属于战士所在的连队和他的comrades。你完全能够意识到，斯蒂芬是为了他的士兵而回去。萨松也罢，欧文也罢，他们在各种积极消极的反战行为过后，都无一例外返回了前线，理由很简单，他们只是不能抛弃他们的士兵。欧文才25岁，但他是个少尉，他有自己的手下，他亲切地喊他们"my boys"。
如果我们不为信仰、荣誉、祖国与君王而战，我们又该为捍卫谁而战？
查尔斯（Charles Alfred Lister）申请调转到胡德营，因为那里面有他的一众战前死党；第一次受伤休养期间有人建议他返回外交部工作，他拒绝了。爱德华（Edward William Horner）被提供较安全的职位时，他反问，我能这样做吗？我怎么能这样做！重伤动完手术后一恢复他就返回了前线。阿斯奎斯首相的长子雷蒙德（Raymond Asquith）被父亲强迫在英国远征军陆军总司令部担任情报工作四个月，他坚持申请返回他的营，在7月1日开始的索姆河战役前夕，他的申请被批准了。19岁的比姆（Edward Wyndham Tennant）是他的士兵们衷心爱戴的老大。
他们所有人无一幸免。1917年12月30日，挚友死伤殆尽的帕特里克（Patrick Shaw-Stewart）感到无比的孤单，他阵亡于新年到临之际，仿佛迫不及待，作为他的挚友里最后一位死难者：他活在那样一群才华横溢的天之骄子中间，现在在另一个世界又和他们团聚了。他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参战，他并不憎恨德国人，但他还是去了，再也没有回来。他们全都风华正茂，全都前程远大，全都死得荣耀而浪费。因为他们的门第和学识，历史花费了一点心思来记忆他们的名字。更多平凡无辜的声息，在四年半的每一个战斗日里，像气泡一样消失于无踪。然而在消失之前，血是热的，肉体是温暖的，就像Firebrace说的，爱，也被爱着。
Live fast,die young and happy.
后来人回望一战，似乎除了满是耗子和泥水的堑壕、铁刺网、机枪、毒气，和这一切联手造成的空前恐怖的伤亡数字外别无其他。在这样的恐怖中怎么会存在die young and happy这回事呢？这是多么天真的愿望？但这又是存在的，只不过更加令人不忍卒读、闻之哀悯。战争诗人Rupert Brooke在1915年3月18日他的最后一封信里写下"Life is a very good thing"这样的句子，1918年10月31日欧文在给母亲的最后一封信里亦有类似的句子"It is a great life.I am more oblivious than alas! "（读到这句时我是多么难过，要经历怎样的精神转变，才能让一个纯洁善良的孩子在夺取机枪杀戮敌人后说他对痛苦毫无意识，他知道这是错的，他隐瞒母亲说他只用手枪射杀了一个德国人，他曾说Suffer dishonour and disgrace, but never resort to arms. Be bullied, be outraged, be killed:but do not kill.）在1914年10月份的一封信里，Julian Grenfell甚至如此冒后来人之大不韪地写道:"I adore war.It is like a big picnic but without the objectivelessness of a picnic. I have never been more well or more happy." Julian被炮弹碎片击中头部身亡后两个月，小两岁的弟弟Billy阵亡。Julian死的时候有父母妹妹陪伴床侧，还能握着母亲的手请求她看着他直到最后一刻，Billy死的时候在猛烈的机枪火力下连尸体都没能抢回来。固然die young and happy，对于失去挚爱儿子的家庭和母亲而言，又哪里有丝毫幸福可言。
那场战争永远地改变了世界的形态，无论人们是否愿意承认，它也永远地改变了被席卷进那场战争中的人们的生活。旧的秩序崩解，万物不复旧观。
“敬爱的拉宾德拉纳特爵士：
自从我听说你身在伦敦后，我就一直试图鼓起勇气给您写信--但是直到今日想对你说些什么的愿望才得以在这封信里实现。它可能永远也不会抵达您的手中，因为我不晓得要如何署明地址，不过我相信在信封上写下您的名字就已足够。就在差不多两年前，我亲爱的大儿子出发去最后一次投入战斗，也就是在那一天他和我永诀--我们一同眺望着艳阳普照的大海，怀着破碎的心遥望向法兰西--那时，我那诗人儿子，吟诵了您的美妙诗句--'jabar diney ei kawthati boley jeno jai - ja dekhechi, ja peyechi tulona tar nai'--‘当我离开，就让这作为我的临别之语：我的眼之所见，我的生命之所领受，无与伦比。’他的小笔记本回到我手里时，我发现了他亲爱的笔迹书写下的这些字句，您的名字署于其下。若请您告诉我，在哪本书里我能找到完整的诗篇，是否过于冒昧？”
1918年11月4日，欧文在横越桑布尔运河的战斗中被机枪扫射身亡，时距离停战日仅剩一周。母亲收到儿子的丧报恰值停战日当日，教堂的钟声正敲响欢庆。这个年仅25岁的大男孩用生命实践了他的诀别之语，他的眼睛所见证的一切，无与伦比。他的诗笔记录下的这一切，使他成为了一次世界大战中最伟大的战争诗人。
I mean the truth untold,the pity of war.
--Wilfred Owen,Strange Meeting
欧文是因为精神崩溃被遣返苏格兰的Craiglockhart医院接受弹震症治疗，毫无疑问，在通过康复审查之后，他也并无意愿返回法国重复经历他所经历过的惊骇与恐怖。那他为什么还要回去呢？有两个理由：1、先期返回前线的萨松被友军误伤，又被送返英国，欧文认为自己有责任代替萨松留在前线，因为诗人的历史使命乃是见证，战争的可怖真相应该被述说。2、欧文也认为自己有责任与他的同辈人并肩战斗，哪怕是并肩迎接死亡。
我想说的是这第二个理由。当格雷上尉问斯蒂芬为什么还要回来时，他可以选择多种回答，比如他对维尔的那一种：“工作时间太长，同事很无聊。”但我宁愿相信他的潜台词是说，“我要回来和你们在一起。”
现在让我回想起我是怎么接触到一战，并将它作为一个“徘徊不去”的幽灵放置在案头和脑海中的，我多半已经想不起来了。我们这一代人离战争太过遥远，尽管战争从未离开过人类社会，但对于生活在大多数正常区域的人们而言，这个世界是和平的，各种边境冲突、种族屠杀、宗教纷争只是新闻报刊上的白纸黑字，茶余饭后的谈资话题，离我们这些和平世界里的年轻人遥不可及。很多男孩子喜欢研究军事战史，研究冷热兵器，我相信他们也只是抱着“自古知兵非好战”的认知，而没有多少人会想切身到战场上去厮杀。人们不喜欢疼痛，不喜欢杀戮，至少是不喜欢被杀戮，至少是绝大多数还愿意活着，不管生活在他们想象中有多么不顺遂如意。在和平年代里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对疼痛和苦难有多大的耐受力，我可能永远也不会知晓。我倒是祈祷我永远不用去知晓。
They died, so others came and had to stay
Till they died too, and every field and fen
Was heavy with the dead from day to day.
--Lt.The Hon.Edward Wyndham Tennant, A Bas la Gloire
没有一个孩子能够承受住在他年轻时目睹数以千万计的人被砍倒在大地上，他们的血肉被践踏融入泥泞中，没有一位母亲愿意让她的孩子从目睹这样的景象中获得对苦难的忍受力。那是疯子的想法。然而在将近一百年前，这样疯狂的事情发生过。而且后来又发生过。在第一场灾难未发生之前，世界也如我们今日这般，局部的战事冲突不断，在大国的肚腹中，整整一代人正在以他们各式各样的轨迹履行着自出生以来的命运，贵族，平民，知识分子，农民，工匠，学生，教师，各行其是。然后，战争爆发了，贵族，平民，知识分子，农民，工匠，学生，教师，一瞬间全都涌上了战场。他们肩并肩地战斗，肩并肩地倒下，被埋葬在同一片简陋荒芜、除了鲜血和尸骸似乎别无所余的墓地，坟头上插上相差无几的木十字架。阶级的悬殊、门第的优劣、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似乎在这一刻才真正被抹除。首相的孩子和平民的孩子毗邻长眠。伯爵的孩子隔壁陪伴着木匠或泥瓦匠的孩子。疼痛与苦难刻在了整个民族的灵魂里。然后，战争停止了。先生吞声后生哭，来年红土复稻禾。就像玛斯菲尔德在《加利波利》（Gallipoli,1916）和《旧防线》（The Old Front Line,1917）里写的那样，当最臭名昭著的战场也被沃土中肥长起来的庄稼掩盖，当吞噬了成千上万生命的地名在最精细的地图上也不复可寻，紧接着就是遗忘。人类有一种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否则它要怎么从漫长历史中幸存下来，当记忆里一层又一层堆叠起如此厚重的悲伤？
那场大战的亲历者如今已无一存世。留下来的只有他们的回忆录、书信、日记、诗篇。
也许就是在某一天，我随手不知从何处翻开的一本书，或者就是一封极简短的信件，一位儿子写给母亲的，带领我回溯向了那段噩梦般的生活，而非过去或历史。它没有过去，也没有变成死的历史。它活着。它甚至不完全是噩梦。否则我不会常常感到哽咽塞住了咽喉，泪水充盈了眼眶。我应该只会感到愤怒，感到憎恨，或是沮丧，或是震惊，人类怎会如此愚蠢。在这些情绪之外，我还感到了酸楚的柔情，甜蜜的温存。我的眼眶湿润，我也微笑，甚至是大笑。信件打开的时候，整整一代人就活了过来。他们从坟墓里走出来，散步，叙阔，玩笑。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姿态，或成熟，或稚气未褪，有的矜持淡漠，有的腼腆安静，有的兴高采烈，活力旺盛，有的则冷嘲热讽，幽默犀利。他们的形象慢慢凝聚成型，变成了一个个我能喊出名字，能认出面貌，知道生平，从陌生到熟稔、从熟稔到亲切的人。也许某一日，当我踏足阵亡烈士公墓的时候，我会感觉到我是去见那一群从未谋面的老朋友。
We are the Dead. Short days ago
We lived, felt dawn, saw sunset glow,
Loved and were loved, and now we lie,
In Flanders fields.
--Lt.Col.John McCrae, In Flanders Fields
回到欧文和斯蒂芬的第二个理由。当战争真相逐渐在堑壕里的士兵眼前一览无遗时，恐惧与厌倦成为了主导情绪，大战最初阶段所怀抱的热情、对国家的忠诚，骑士精神和使命感如潮消退，“教堂里镶金的名牌”和“荣耀的木十字架”失去价值，还有什么积极情绪能够鼓舞起他们，在漫长的似乎不会再结束的战争中继续生存下去，直到终末降临？他们不会当逃兵，当然有人当逃兵，但不是多数，何况当逃兵是要受军法审判被枪毙的。I have my duty to stay with my company.忠诚不再是针对遥不可及的海峡对岸的祖国和君王，忠诚变得更具体化，它归属于战士所在的连队和他的comrades。你完全能够意识到，斯蒂芬是为了他的士兵而回去。萨松也罢，欧文也罢，他们在各种积极消极的反战行为过后，都无一例外返回了前线，理由很简单，他们只是不能抛弃他们的士兵。欧文才25岁，但他是个少尉，他有自己的手下，他亲切地喊他们"my boys"。
如果我们不为信仰、荣誉、祖国与君王而战，我们又该为捍卫谁而战？
查尔斯（Charles Alfred Lister）申请调转到胡德营，因为那里面有他的一众战前死党；第一次受伤休养期间有人建议他返回外交部工作，他拒绝了。爱德华（Edward William Horner）被提供较安全的职位时，他反问，我能这样做吗？我怎么能这样做！重伤动完手术后一恢复他就返回了前线。阿斯奎斯首相的长子雷蒙德（Raymond Asquith）被父亲强迫在英国远征军陆军总司令部担任情报工作四个月，他坚持申请返回他的营，在7月1日开始的索姆河战役前夕，他的申请被批准了。19岁的比姆（Edward Wyndham Tennant）是他的士兵们衷心爱戴的老大。
他们所有人无一幸免。1917年12月30日，挚友死伤殆尽的帕特里克（Patrick Shaw-Stewart）感到无比的孤单，他阵亡于新年到临之际，仿佛迫不及待，作为他的挚友里最后一位死难者：他活在那样一群才华横溢的天之骄子中间，现在在另一个世界又和他们团聚了。他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参战，他并不憎恨德国人，但他还是去了，再也没有回来。他们全都风华正茂，全都前程远大，全都死得荣耀而浪费。因为他们的门第和学识，历史花费了一点心思来记忆他们的名字。更多平凡无辜的声息，在四年半的每一个战斗日里，像气泡一样消失于无踪。然而在消失之前，血是热的，肉体是温暖的，就像Firebrace说的，爱，也被爱着。
Live fast,die young and happy.
后来人回望一战，似乎除了满是耗子和泥水的堑壕、铁刺网、机枪、毒气，和这一切联手造成的空前恐怖的伤亡数字外别无其他。在这样的恐怖中怎么会存在die young and happy这回事呢？这是多么天真的愿望？但这又是存在的，只不过更加令人不忍卒读、闻之哀悯。战争诗人Rupert Brooke在1915年3月18日他的最后一封信里写下"Life is a very good thing"这样的句子，1918年10月31日欧文在给母亲的最后一封信里亦有类似的句子"It is a great life.I am more oblivious than alas! "（读到这句时我是多么难过，要经历怎样的精神转变，才能让一个纯洁善良的孩子在夺取机枪杀戮敌人后说他对痛苦毫无意识，他知道这是错的，他隐瞒母亲说他只用手枪射杀了一个德国人，他曾说Suffer dishonour and disgrace, but never resort to arms. Be bullied, be outraged, be killed:but do not kill.）在1914年10月份的一封信里，Julian Grenfell甚至如此冒后来人之大不韪地写道:"I adore war.It is like a big picnic but without the objectivelessness of a picnic. I have never been more well or more happy." Julian被炮弹碎片击中头部身亡后两个月，小两岁的弟弟Billy阵亡。Julian死的时候有父母妹妹陪伴床侧，还能握着母亲的手请求她看着他直到最后一刻，Billy死的时候在猛烈的机枪火力下连尸体都没能抢回来。固然die young and happy，对于失去挚爱儿子的家庭和母亲而言，又哪里有丝毫幸福可言。
那场战争永远地改变了世界的形态，无论人们是否愿意承认，它也永远地改变了被席卷进那场战争中的人们的生活。旧的秩序崩解，万物不复旧观。
这篇影评有剧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