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到底需不需要游击战

1943年10月13日，二战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与盟军签署了停战协定的意大利反戈一击，向曾经的盟友纳粹德国宣战。德意关系急转直下，意大利游击队遍地开花，除了向盟军提供情报，还频繁袭击德军，仅1944年6月到8月，德军即被游击队干掉5000人，伤者多达25000到30000人。在盟军的支援下，游击队解放了米兰、都灵等上百座城市，接受了两个德国步兵师的投降。

游击战为二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以此为题材的影片汗牛充栋。1945年罗西里尼描述游击战的《罗马，不设防的城市》轰动世界影坛，成为新现实主义的绝佳宣言。然而，游击战带给平民的痛苦、及其战争伦理上的困境始终无可回避。1907年《海牙第四公约：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禁止以背信弃义的方式杀伤敌军，游击队如果没有“可从一定距离加以识别的固定明显的标志”或“公开携带武器”，就不算合法的战斗人员，不受战争法的保护，被俘后不享受战俘待遇。

于情于法，谁不想堂堂正正、痛痛快快地跟敌人干一场？但在力量尚未壮大的情况下，游击队只能以平民身份为掩护，用隐匿武器等“背信弃义”的方式袭击强敌，否则无异于鸡蛋碰石头。敌占区的人们陷入两难选择：要么在暴政下忍辱偷生，等待盟军解放；要么违反战争法，用包括背信弃义在内的一切手段反抗法西斯。

用镜头表现对游击战的反思，始自梅尔维尔的经典《影子部队》（1969），法国城市游击战之肮脏、血腥，强烈地震撼着观众的心灵。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意大利影片《罗马大屠杀》（1973）来得更为直接：1944年3 月23日，游击队在罗马市区用路边炸弹炸死33个德军，前者并不担心遭到大规模报复：“你说德国人会屠杀人质？好，那就让他们干吧，整个罗马都会起来反对他们。”结果，纳粹按照以1还10的比例，在罗马附近的阿尔戴阿蒂纳山洞屠杀了335名人质。有观众为此发表政治严重不正确的评论：“那些意大利人就不该招惹德国人，人家巡逻也没碍他们什么事，炸了人家自己不也倒霉吗？”

意大利影片《将要来的人》（2010）以蒙特索雷和马察博托大屠杀为背景，“将要来的人”一语双关：村妇孕育的胎儿，以及即将到来的德军、游击队。前者象征着希望，后者将给平静的山村带来什么？村民阿尔曼多十分反感德军：“为什么他们不在家照顾自己的土地和家庭？我们已经够烦的了。”该死的德国佬竟然征收猪肉税，而今只有屁无捐，农民杀个猪就像做贼一样，这是游击队能够产生并得到民众支持的原因所在。

意大利热衷于拍摄格式化的抵抗、一味歌颂爱国主义，导演吉奥吉欧•蒂利提想从不同的角度审视并铭记历史。《将要来的人》不愿简单地鼓吹或质疑对暴政的反抗，而是通过阿尔曼多不愿说话的小女儿玛蒂娜的视角，展现大屠杀的前因后果。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意大利游击队的辉煌浸透着民众淋漓的鲜血。哪些是无谓的牺牲，哪些是必须付出的代价，今天的我们是否具备鉴别的能力？

村民对德军尽管谈不上有什么好感，双方鸡蛋和酒等农产品的买卖进行得还算融洽，有时德军还玩杂耍逗大家开心。游击队袭击德军之后，后者搜索无果，面孔青涩的少年兵仍把面包切开来分给孩子们，显示出发自内心的善意。“游击队中许多人的说话和穿着跟我们一样”，玛蒂娜作文里所写并非无的放矢。盟军向游击队空投物资、游击队袭击德军落单的车辆，就发生在沉默寡言的玛蒂娜的眼前。在那个对村民最为友好的少年兵被游击队处决之后，玛蒂娜非常难过，情势也骤然变得紧张起来。

作为德军数一数二的“垃圾”部队，党卫队第16“帝国领袖”装甲掷弹兵师以名头响亮、装备精良、战绩糟糕、滥杀平民著称。为报复游击队的袭击，1944年9月29日，在党卫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雷德尔少校的指挥下，第16师在蒙特索雷和马察博托大开杀戒，至少有770名老人、妇女和小孩惨遭屠杀。躲在山上无所作为的游击队员、赤手空拳向德军发起冲锋的阿尔曼多、刺杀纳粹军官的受伤少女，影片不动声色、对比鲜明的镜头流淌着无尽的悲哀。

抗争从来不是问题，问题是怎样的抗争才最符合民众的利益。1865年4月，南军司令罗伯特•李将军见大势已去，宁愿投降被当作战争罪犯绞死也不接受部下深入山区打游击的建议：“那等于把战争的责任推给了无辜的人民，带来的只会是无止境的争斗和血腥的屠杀。”李将军去世之后，他曾经服务过的华盛顿学院改名为华盛顿与李大学，将军的塑像也坐落在校园内。以此观之，千百年后有人吟诵“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何足为奇？（新民周刊。原题：将要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