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式主旋律——恢复性司法背景下的悲情故事

这是以恢复性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为背景的一个故事，整体的设计很巧妙，非线性的叙事结构，留给了观者更多的空间。一件工作服，一瓶药，一双红色的靴子，一副扑克......直到影片最后，我们还是在怀疑自己是否真的看到了故事的全貌，或者说故事的真相。也许，电影中所呈现的索尔与安娜的生活只是他们彼此在事后拼凑出来的画面。

同时，影片的剪辑同样很有意思，当索尔与安娜的生活场景交替时，那种并不重叠、并不相关的画面却仿佛有了交点，他在凝望她的生活，她在怜悯他的罪恶。两个人就像是两条曲线，同样作为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有着极为相似的经历，相似的言语，相似的动作，他们甚至在某个时刻是擦身而过的。

影片在处理索尔与安娜的生活时的色调并不相同，索尔的是偏冷调的暗色，而安娜是偏暖调的亮色。这与两人对于生活的态度相对应，面对同样存在缺陷的生活，他们要的都是宁静，却是站在了不同的角度。安娜有她的孩子，那几乎是她的所有。而索尔说：I was born alone，and to the end I am gonna die alone.他的绝望，渗透在他的言语中。影片里斯蒂芬对索尔说，上帝为你，为我，为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制定了计划。但是，就像索尔说的，上帝是如何选择为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计划？为什么你有一个每天早上为你做早饭的妈妈，放学以后迎接你回家；有一个忙完工作回家团聚和你踢球、帮你完成作业、给你讲睡前故事的爸爸。生活又会是怎样的，如果我们的计划被调换，你是坐在的那个人，唯一去看望你的人只有神父，那个不断的说服你即使是上帝创造出的最糟糕的生命也能找到生命的价值。

此外，影片中的环境音，如孩子的叫喊声，索尔的喘息声，在特定的场景中被放大，仿佛一种蔓延到骨子里的绝望气息。

最后，做个关于恢复性司法的解释（转），所谓恢复性司法，是指恢复性司法是指在一个特定的案件中，关涉各方共同解决犯罪问题，处理犯罪后果的过程及其对未来的意义。最早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1974年，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有两个年轻人实施了一系列的破坏性犯罪，共涉及侵犯了22人的财产。认罪后，在当地缓刑局等相关部门的和门诺派教徒中央委员会的共同努力下，两名犯罪人与22名被害人分别进行了会见，通过会见，两人从被害人的陈述中切实了解到自己的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损害和不便，并意识到赔偿金不是对自己行为的罚款，而是给被害人的补偿，6个月后，两人交清了全部赔偿金。受此案的鼓舞，从1974年到70年代末，在加拿大和美国共出现了十几个以同样的方式来处理的案例。1989年，新西兰以立法的形式肯定了当地土著人毛利人的明显带有恢复性特征的犯罪处理方式，并要求司法机关对青少年犯罪只能在以恢复性司法方式不能适当处理时才可以动用正规的刑事法司法程序。到了20世纪90年代，恢复性司法在西欧诸国、北美的美国和加拿大，拉美的巴西、智利、阿根廷，亚洲的新加坡，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几十个国家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至20世纪90年代末期，欧洲共出现了500多个恢复性司法计划，北美共有300多个恢复性司法计划，类似的计划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数目也超过了一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