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自己的和解
当我们从国家、民族或者人类的角度去探讨问题，往往会最后演变成后知后觉式结果导向的议论，并无可避免的掺杂进形形色色的价值观或者道德观；相反，如果，我们只是从一个人的个体层面来观察和思考，那么大多数的个体则如“薛定谔的猫”，总是会在命运巨大的不确定性前展示随机选择中的某一确定性。所以，这选择无关价值，这结果也无关悲喜剧，对于个体而言，它只是生活。
《柏林的女人》给人这样的思考。看完影片已经两周了，我被其深深震撼，却久久不能成文， 因为我困惑于影片在不同视角上所引发的思考中，究竟哪一个更接近真实。
在我读过的已有的评论中，涉及人性深埋的尊严、国家复兴的精神、战争于女性的残酷、德意志民族的坚强，等等。凡此种种，皆不能解释我心中的一个疑问：如若历史的真实是德国二战后就此沉沦，国民精神就此涣散，那将如何区分彼时的“忍辱负重”和“隔江犹唱后庭花”的不同？历史之外虽然没有假设，但是它的前进也绝不是依靠环环相扣的逻辑推理，所以，当我们以今天可见的结果来倒推当年决断和事实背后的动机，会显得多么的单薄和孱弱。更何况，影片中也绝没有回避展示他们同胞间为自己的逃避而互相出卖的自私，这只能加剧观众对于某些“精神”颂扬的怀疑。至于，作为记述者的作者本人是否潜意识的美化了自己一切行为的动机，就更是一件让半个世纪后的我们难以揣测的事情了。
所以，我宁愿回到个体层面上去理解那个历史的片断里发生的故事。如开头所说，我觉得，这无关价值、道德、国家和民族。这关乎作为一个人的内心对于现实中背离的自己能够达到的和解程度。影片在开头为我们呈现的那场舞会是这场心理和解历程的起点，那里保留着内心与现实一致的每个人。随着情节的发展，影片中的大多数德国人，男人和女人，为了外在的形象和风度，为了自己的尊严，为了能活下去，为了可以受比较少的凌辱，为了大大小小的各种事情，开始了与平稳生活中那个内心自我认识的自己开始了一次次冲突。大多数人的内心与现实中新的自己一次次和解了：他们或她们安之若素，女人们见面拿“多少次了”作为问候语，男人们在酒桌上为“苏德友谊”干杯，生活仿佛从来就是这样的；也有人的内心最终没能完成这样的和解，于是，他们死了，或者自杀，或者被打死。
生活从来都是这样。它要求我们的内心不停的和那个总在背离的自己去和解，这些不只是发生在战争年代。还记得少年时关于自己长大后的宏大理想吗？我们的内心早就和解了如今那个只在庸庸碌碌中朝九晚五“谋生”的现实的自己；还记得曾经为之激动振奋的道德经典和历史先贤吗？我们的内心或许也已经和解了那个在办公室的一角沉迷“潜伏”和“杜拉拉”中手段的现实的自己；还记得当年为爱情而满怀的浪漫和柔软的感动吗？我们的内心多半也和现实的婚姻中那个无奈的自己甚至无底的欲望中贪婪的自己和解了……
和解并不一定总是可怕，例如，尼娜依靠它顽强的生活了下来—但拿什么去和自己的内心作和解却有可能是可怕的，例如，我们在生活中，虚荣、金钱、晋升，甚至动物般贪婪欲望的满足被拿来和解。
所以，这便有了本部影片中主人公尼娜最让我感动的地方：和解于自己肉体的沦陷，为了生存，但是在这些和解的代价中，你不会找到她的生命中最真实的东西。因此，她可以勇敢的去担当，在众人的慌乱中，在一步步逼近的危险前；她还会懂得爱，还能够去理解并爱上那个同样是战争受害者的苏军少校；她甚至依然还能坦然安静的等待丈夫的归来，在战后，以及在他愤怒的离开以后。
我想，这便是“守执”了。人可以为理想而苟活，而不能以苟活为理想。司马迁在在《报任安书》中说“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不正是这个意思吗？
今天，太平盛世，不再有命悬一线的生死考验，也不再有力不能拒的凌辱，更不用饮盗泉求嗟来之食，但却又有多少人在为理想而苟活，而不以苟活为理想！
或许，也有人会问：为什么一定要和解呢？如果尼娜按照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坚贞不屈”的去死，难道不是比任何方式的苟活都要好吗？
我想起中学时我的英语老师有一次上课说到的故事。他说，有一个小姑娘想不开有轻生之念，别人如何安慰都不见回还。一个老太太却问她：你怕死吗？小姑娘毫不犹豫的回答：当然不怕。老太太接着她的话说：连死都不怕，那还怕活吗？
“连死都不怕，还怕活吗？”—这多像这部影片里的尼娜用自己的言行展现给我们的精神：圆融、顽强、令人敬佩的活下去，却不在内心迷失坚守的东西：作为一个人所应有的信念和感情。不会有比这种和解更难的事情，也不会有什么发出比这种和解后的人性更耀眼的光。
当下，亦然。
《柏林的女人》给人这样的思考。看完影片已经两周了，我被其深深震撼，却久久不能成文， 因为我困惑于影片在不同视角上所引发的思考中，究竟哪一个更接近真实。
在我读过的已有的评论中，涉及人性深埋的尊严、国家复兴的精神、战争于女性的残酷、德意志民族的坚强，等等。凡此种种，皆不能解释我心中的一个疑问：如若历史的真实是德国二战后就此沉沦，国民精神就此涣散，那将如何区分彼时的“忍辱负重”和“隔江犹唱后庭花”的不同？历史之外虽然没有假设，但是它的前进也绝不是依靠环环相扣的逻辑推理，所以，当我们以今天可见的结果来倒推当年决断和事实背后的动机，会显得多么的单薄和孱弱。更何况，影片中也绝没有回避展示他们同胞间为自己的逃避而互相出卖的自私，这只能加剧观众对于某些“精神”颂扬的怀疑。至于，作为记述者的作者本人是否潜意识的美化了自己一切行为的动机，就更是一件让半个世纪后的我们难以揣测的事情了。
所以，我宁愿回到个体层面上去理解那个历史的片断里发生的故事。如开头所说，我觉得，这无关价值、道德、国家和民族。这关乎作为一个人的内心对于现实中背离的自己能够达到的和解程度。影片在开头为我们呈现的那场舞会是这场心理和解历程的起点，那里保留着内心与现实一致的每个人。随着情节的发展，影片中的大多数德国人，男人和女人，为了外在的形象和风度，为了自己的尊严，为了能活下去，为了可以受比较少的凌辱，为了大大小小的各种事情，开始了与平稳生活中那个内心自我认识的自己开始了一次次冲突。大多数人的内心与现实中新的自己一次次和解了：他们或她们安之若素，女人们见面拿“多少次了”作为问候语，男人们在酒桌上为“苏德友谊”干杯，生活仿佛从来就是这样的；也有人的内心最终没能完成这样的和解，于是，他们死了，或者自杀，或者被打死。
生活从来都是这样。它要求我们的内心不停的和那个总在背离的自己去和解，这些不只是发生在战争年代。还记得少年时关于自己长大后的宏大理想吗？我们的内心早就和解了如今那个只在庸庸碌碌中朝九晚五“谋生”的现实的自己；还记得曾经为之激动振奋的道德经典和历史先贤吗？我们的内心或许也已经和解了那个在办公室的一角沉迷“潜伏”和“杜拉拉”中手段的现实的自己；还记得当年为爱情而满怀的浪漫和柔软的感动吗？我们的内心多半也和现实的婚姻中那个无奈的自己甚至无底的欲望中贪婪的自己和解了……
和解并不一定总是可怕，例如，尼娜依靠它顽强的生活了下来—但拿什么去和自己的内心作和解却有可能是可怕的，例如，我们在生活中，虚荣、金钱、晋升，甚至动物般贪婪欲望的满足被拿来和解。
所以，这便有了本部影片中主人公尼娜最让我感动的地方：和解于自己肉体的沦陷，为了生存，但是在这些和解的代价中，你不会找到她的生命中最真实的东西。因此，她可以勇敢的去担当，在众人的慌乱中，在一步步逼近的危险前；她还会懂得爱，还能够去理解并爱上那个同样是战争受害者的苏军少校；她甚至依然还能坦然安静的等待丈夫的归来，在战后，以及在他愤怒的离开以后。
我想，这便是“守执”了。人可以为理想而苟活，而不能以苟活为理想。司马迁在在《报任安书》中说“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不正是这个意思吗？
今天，太平盛世，不再有命悬一线的生死考验，也不再有力不能拒的凌辱，更不用饮盗泉求嗟来之食，但却又有多少人在为理想而苟活，而不以苟活为理想！
或许，也有人会问：为什么一定要和解呢？如果尼娜按照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坚贞不屈”的去死，难道不是比任何方式的苟活都要好吗？
我想起中学时我的英语老师有一次上课说到的故事。他说，有一个小姑娘想不开有轻生之念，别人如何安慰都不见回还。一个老太太却问她：你怕死吗？小姑娘毫不犹豫的回答：当然不怕。老太太接着她的话说：连死都不怕，那还怕活吗？
“连死都不怕，还怕活吗？”—这多像这部影片里的尼娜用自己的言行展现给我们的精神：圆融、顽强、令人敬佩的活下去，却不在内心迷失坚守的东西：作为一个人所应有的信念和感情。不会有比这种和解更难的事情，也不会有什么发出比这种和解后的人性更耀眼的光。
当下，亦然。
这篇影评有剧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