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城》：电影叙事的迷魂阵
在今天的文化语境中，人们常常以“文艺片”一词来指称那些不纯粹为了商业目的拍摄的电影。它通常包括两个层面：一、电影是导演个人的一种表达，这种表达可以是某种精神情操，某种历史关怀或者对于当下现实的某种关注，等等等等；二、电影具有一定程度的艺术性，它在形式和风格上不一味进行类型的复制，而拥有某种别具一格的开创性。随着“文艺片”导演章家瑞的新片《迷城》的上映，媒体再次把一个久违的话题带到了观众面前：即那些不纯粹以商业为目的拍摄的电影（“文艺片”）如何在商业与艺术之间取得平衡？
对此，我思考良久，仍旧觉得这种所谓的“平衡”终究因其逻辑关系混乱而只是一个笑话。其实，如果关注一下章家瑞导演在电影宣传期间在媒体发表的言论便不难发现，他在《迷城》中要去“平衡”的是以下两个方面：像章的许多片子一样，《迷城》也关注受到社会忽视的小人物的内心情感和世界，具体到电影里是两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打工者和一个贫困大学生的性压抑。这种关注首先是导演个体的一种表达，是他受的文化教育所树立的知识分子品格对于社会正义所肩负的一种责任。但除此之外，章家瑞还需要对电影的投资人负责，要帮助他们收回成本，并最好有所盈利。而电影资本本身，就像任何资本一样，它除了追求自我增值的责任之外是不知道其他责任的。所以，所谓的“平衡”实质上是一种博弈：是章家瑞个人的表达与投资人利益表达对于电影话语资源的争夺。无论这种争夺最后有无“平衡”，有一点是明确的，它与电影形式方面的艺术性都没有直接的关系。
《迷城》的问题在于，这种博弈还间接地侵害了与电影的艺术性直接相关的叙事形式：电影的前半部讲了一个对于当下具有现实意义的悲剧故事，整部电影却讲了一个狗血无比的故事。我对前半部分感到多少惊喜，就对后半部分感到多少失望！
先声明，以下是对电影前半部分剧情的概述，在电影的叙事完全结束时是不成立的：两个打工者陪同一名大学生和他女朋友出城游玩，当得知大学生的女朋友不是“女大学生”，而是一名发廊的洗头妹之后，两个打工者便淫心肆起，在避雨的废弃房屋内强暴了她。而内心自卑无比的大学生始终没有勇气上前制止，最终，洗头妹溺水而亡（或自杀，或慌乱中的失足）。撇开这个故事本身的道德考量不说，章家瑞在如何体现故事的现实感、如何刻画人物的真实感上面还是下足了功夫的。郭晓然饰演的大学生赵坡由于家庭贫困，生活在严重的自卑感之中，常常遭受室友的欺负和同学的歧视。为了让演员郭晓然体验何谓贫困，体验遭人歧视的感觉，章家瑞刻意让他到离重庆80公里的农村生活了两个月，和当地的农民一起挑水、掏粪，回来后又以插班生的身份到重庆的大学就读了一个月。所以，当他变成电影中的赵坡时几乎让人感觉不出是在表演，他的自卑、不自信、懦弱都活脱脱地体现在他的神情和动作中，融化在他的气质里。这是辛勤劳动换来的奖赏。电影在刻画社会的贫富差距方面也有许多可圈可点的细节：比如富家女殷琪“赠送”给赵坡钞票时那两个对人民币尴尬的特写；比如星巴克聚会时，赵坡自曝“父母是农民”后，突然来的那句悲凉而荒诞的“可我给地产商发过许多传单”。电影前半段的叙事在铺垫和推进方面都显得有条不紊，前后照应：有序幕中赵坡和两名打工兄弟偷看包工头老婆洗澡的桥段埋下的性压抑的伏笔，发生后面的暴行才不会突兀；有赵坡伪称女友是“女大学生”的虚荣才有之后的犹豫；电影中三人郊外骑行的段落如同“奥德赛”结构一般将人物的心理变化和最后的悲剧结果连贯在一起。电影对贫困这一社会现象背后问题的讨论不可谓不深刻：民粹式地对底层劳动者道德美化的理想瓦解了，人性恶的假设被推向极致。赵坡这样一个懦弱得让人同情的角色，口口声声说自己并不在乎女友甘秀是大学生还是洗头妹，却在后者死后迟迟没有去警察去报案，仅仅是勇气的问题吗？面对甘秀的亡魂，他不禁自问，“当时自己是不是因为内心深处觉得你不过是洗头妹才没有上前阻止，也因为你是洗头妹才迟迟没有去报案？”在今天这个贫富分化加剧的社会，在那些自认为可以做到公正不倚，甚至抱着一颗善良的同情心的人中间，是不是都有可能对那些弱势群体、身份低贱的人存在某种潜意识的歧视（因为在许多事情面前，他们像赵坡一样选择了不作为）？
这个问题电影没有回答，甚至没有问完。为什么？不是章家瑞不想问，是电影资本的市场逻辑不让问。以赵坡走进警察局报案为界线，电影的后半部分进入另一种逻辑，我称之为“精神病逻辑”。警察局的同志以强有力的证据告诉赵坡：你看到的不是事实，一切只是你的臆想，因为你是个精神病人；电影的叙事同时也告诉观众：你们看到的悲剧不是发生在这个世界的现实，而是一个精神病人的幻觉。于是电影前半部分叙事的严肃性所积累的意义完全瓦解掉了。或许你可以争辩说赵坡的精神病也有某种现实意义（比如导致他精神病的家庭悲剧，大学生的心理疾病等等），但这种意义也与前面的内容脱节了。接着，类型电影的种种元素便纷纷冒了出来，悬疑、惊悚、恐怖，在娱乐中将导演的表达蚕食殆尽。
这部电影的叙事是一个迷魂阵，这个迷魂阵是给观众摆的。好莱坞也常常摆出这样的迷魂阵，在《蛇蝎美人》里，帕尔玛怕观众接受不了太黑暗的结局，当主人公死去时又让她突然从梦中醒来，于是一切重新来过。《火柴人》中的凯奇最终发现自己的“女儿”原来是个骗子，一切都只是一场精心布置的骗局，于是电影中表现父女情深的许多桥段都成了对观众的一场诓骗。最著名的一次发生在一部德国电影里，《卡里加利博士的小屋》，电影中变态的杀人凶手，精神病院院长最后成了一名慈父般的人物，而真正的凶手却是电影的叙事者，一个患了精神幻想症的年轻人。当电影学者们纷纷拿这部电影的布景和表现主义风格大做文章之时，只有克拉考尔指出，在这种迷魂阵的背后，暴露的是德国人对混乱的恐惧和对秩序的渴望，以致他们甘愿于臣服威权的统治。这话放到中国电影中也有三分道理。
对此，我思考良久，仍旧觉得这种所谓的“平衡”终究因其逻辑关系混乱而只是一个笑话。其实，如果关注一下章家瑞导演在电影宣传期间在媒体发表的言论便不难发现，他在《迷城》中要去“平衡”的是以下两个方面：像章的许多片子一样，《迷城》也关注受到社会忽视的小人物的内心情感和世界，具体到电影里是两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打工者和一个贫困大学生的性压抑。这种关注首先是导演个体的一种表达，是他受的文化教育所树立的知识分子品格对于社会正义所肩负的一种责任。但除此之外，章家瑞还需要对电影的投资人负责，要帮助他们收回成本，并最好有所盈利。而电影资本本身，就像任何资本一样，它除了追求自我增值的责任之外是不知道其他责任的。所以，所谓的“平衡”实质上是一种博弈：是章家瑞个人的表达与投资人利益表达对于电影话语资源的争夺。无论这种争夺最后有无“平衡”，有一点是明确的，它与电影形式方面的艺术性都没有直接的关系。
《迷城》的问题在于，这种博弈还间接地侵害了与电影的艺术性直接相关的叙事形式：电影的前半部讲了一个对于当下具有现实意义的悲剧故事，整部电影却讲了一个狗血无比的故事。我对前半部分感到多少惊喜，就对后半部分感到多少失望！
先声明，以下是对电影前半部分剧情的概述，在电影的叙事完全结束时是不成立的：两个打工者陪同一名大学生和他女朋友出城游玩，当得知大学生的女朋友不是“女大学生”，而是一名发廊的洗头妹之后，两个打工者便淫心肆起，在避雨的废弃房屋内强暴了她。而内心自卑无比的大学生始终没有勇气上前制止，最终，洗头妹溺水而亡（或自杀，或慌乱中的失足）。撇开这个故事本身的道德考量不说，章家瑞在如何体现故事的现实感、如何刻画人物的真实感上面还是下足了功夫的。郭晓然饰演的大学生赵坡由于家庭贫困，生活在严重的自卑感之中，常常遭受室友的欺负和同学的歧视。为了让演员郭晓然体验何谓贫困，体验遭人歧视的感觉，章家瑞刻意让他到离重庆80公里的农村生活了两个月，和当地的农民一起挑水、掏粪，回来后又以插班生的身份到重庆的大学就读了一个月。所以，当他变成电影中的赵坡时几乎让人感觉不出是在表演，他的自卑、不自信、懦弱都活脱脱地体现在他的神情和动作中，融化在他的气质里。这是辛勤劳动换来的奖赏。电影在刻画社会的贫富差距方面也有许多可圈可点的细节：比如富家女殷琪“赠送”给赵坡钞票时那两个对人民币尴尬的特写；比如星巴克聚会时，赵坡自曝“父母是农民”后，突然来的那句悲凉而荒诞的“可我给地产商发过许多传单”。电影前半段的叙事在铺垫和推进方面都显得有条不紊，前后照应：有序幕中赵坡和两名打工兄弟偷看包工头老婆洗澡的桥段埋下的性压抑的伏笔，发生后面的暴行才不会突兀；有赵坡伪称女友是“女大学生”的虚荣才有之后的犹豫；电影中三人郊外骑行的段落如同“奥德赛”结构一般将人物的心理变化和最后的悲剧结果连贯在一起。电影对贫困这一社会现象背后问题的讨论不可谓不深刻：民粹式地对底层劳动者道德美化的理想瓦解了，人性恶的假设被推向极致。赵坡这样一个懦弱得让人同情的角色，口口声声说自己并不在乎女友甘秀是大学生还是洗头妹，却在后者死后迟迟没有去警察去报案，仅仅是勇气的问题吗？面对甘秀的亡魂，他不禁自问，“当时自己是不是因为内心深处觉得你不过是洗头妹才没有上前阻止，也因为你是洗头妹才迟迟没有去报案？”在今天这个贫富分化加剧的社会，在那些自认为可以做到公正不倚，甚至抱着一颗善良的同情心的人中间，是不是都有可能对那些弱势群体、身份低贱的人存在某种潜意识的歧视（因为在许多事情面前，他们像赵坡一样选择了不作为）？
这个问题电影没有回答，甚至没有问完。为什么？不是章家瑞不想问，是电影资本的市场逻辑不让问。以赵坡走进警察局报案为界线，电影的后半部分进入另一种逻辑，我称之为“精神病逻辑”。警察局的同志以强有力的证据告诉赵坡：你看到的不是事实，一切只是你的臆想，因为你是个精神病人；电影的叙事同时也告诉观众：你们看到的悲剧不是发生在这个世界的现实，而是一个精神病人的幻觉。于是电影前半部分叙事的严肃性所积累的意义完全瓦解掉了。或许你可以争辩说赵坡的精神病也有某种现实意义（比如导致他精神病的家庭悲剧，大学生的心理疾病等等），但这种意义也与前面的内容脱节了。接着，类型电影的种种元素便纷纷冒了出来，悬疑、惊悚、恐怖，在娱乐中将导演的表达蚕食殆尽。
这部电影的叙事是一个迷魂阵，这个迷魂阵是给观众摆的。好莱坞也常常摆出这样的迷魂阵，在《蛇蝎美人》里，帕尔玛怕观众接受不了太黑暗的结局，当主人公死去时又让她突然从梦中醒来，于是一切重新来过。《火柴人》中的凯奇最终发现自己的“女儿”原来是个骗子，一切都只是一场精心布置的骗局，于是电影中表现父女情深的许多桥段都成了对观众的一场诓骗。最著名的一次发生在一部德国电影里，《卡里加利博士的小屋》，电影中变态的杀人凶手，精神病院院长最后成了一名慈父般的人物，而真正的凶手却是电影的叙事者，一个患了精神幻想症的年轻人。当电影学者们纷纷拿这部电影的布景和表现主义风格大做文章之时，只有克拉考尔指出，在这种迷魂阵的背后，暴露的是德国人对混乱的恐惧和对秩序的渴望，以致他们甘愿于臣服威权的统治。这话放到中国电影中也有三分道理。
这篇影评有剧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