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尋與異境》(修改一次)

　　電影，首先是關於夢的藝術。而夢，又是擬象的表達。

　　《千與千尋的神隱》並不僅僅是一位少女跟隨父母闖入異鄉的奇異夢幻，還代表了一代日本長輩囑託年輕人的警示之夢。

　　第一次看這部電影的時候我十三歲。當時並不能理解這部電影為什麼能摘取諸多桂冠。
　　在裡面沒有什麼文成武功的大英雄，沒有什麼堪稱宏大的場面，神祇不具應有的尊嚴，甚至從原畫設定到劇情都不夠唯美。除了小人物的善良與不懈努力令人感動之外，似乎一切都乏善可陳。

　　但，如果我是一位跟宮崎駿同齡，或者三十歲以上的日本人呢？又會帶著成人的自以為是，當做一部無足輕重的童話來輕視麼？
　　這部宮崎駿想要獻給年輕人的禮物，最初是希望創作一部能夠引起十歲女孩共鳴的作品；也希望能夠指引，並激勵那些將要直面社會的青年。
　　或許是因為宮崎駿對這部作品託付得太重，以我現在作為一個直面社會的青年看來，與這部作品最容易產生共鳴的，並不是十歲的少女和青年；而是上個世紀親歷過戰後崛起以及日本泡沫經濟的那一代人。也正如安徒生的童話，相較於兒童，更適合對於人生有所經歷的人。

　　這部鮮豔明快的作品，甚至戲劇性的隱喻了日本二戰之後的又一屈辱────在經濟中的戰敗。此後，日本的經濟在這二十年來一蹶不振。這是在作品本身就提及到的。千尋與父母迷路，路邊有「石祠」，雖然有被過度解釋的風險，但荒蕪的景象確是日本泡沫經濟後荒廢的爛尾樓的隱喻。千尋向母親問及：「那些像房子的是什麼？」而母親回答說：「那是『石祠』是神明的居所」。而隨後，我們在電影中將會看到所謂的「神明」，大部分是什麼樣的角色。千尋與父母迷路至一個朱紅色的大門前，匾額上寫著湯屋，入口卻是深邃的甬道；這在文學中通常有一種神祕主義的含義，甚至是宗教性的「洞穴感受」（Cavern-feeling），洞穴的背後意謂著別有洞天的異在世界。主人翁在經過異在世界的洗禮或特殊經驗之後蛻變，重返人間。正是這部電影所用的典型範本。在通過甬道之後，千尋的父親也辨認出：「這是主題公園的遺址，九十年代四處大興土木，泡沫經濟爆破後便紛紛倒閉，這裡一定是其中之一。」這句台詞對於沒有親歷過泡沫經濟的人而言並不敏感，但對於日本的兒童來說，即是在記憶田中埋下了印象。在以後接受歷史教育時，他們對於那段歷史將有一個童話化的記憶被喚醒，與知識進行再連結。甬道背後的反面即是世俗世界的入口，門上的匾額寫的「復樂」與鐘樓有一個特寫，以即將要天黑的劇情發展來看，這座荒廢鐘樓上的時間居然是吻合的。而千尋不斷回頭盼望的視野中，我們可以發現，甬道的此端和彼端在空間上卻不對應了。雖然一般的十歲左右兒童不致於觀察到這樣的細節，但電影仍然禀呈著日本式的完美。乾涸的河床使得千尋一家不費力地便誤闖了「彼岸」，這並不是哲學或宗教的那種上形而上的彼岸，而是「現世的碎片映照」，是文學中虛構出鏡像對立面以批判現世的經典手法。
千尋一家走到一片敗落的商業街道，卻盛放著豐盛的食物。去過日本或者請日本人吃過飯的人，或許會注意到日本人在飲食上薄弱的購買力與節制，以及他們對中國東道主在食物豐盛方面的驚訝，即便是這兩項經歷都沒有的人，也能夠注意到日本食物的經典代表就是壽司，精緻但份量小，卻也是日本飲食的一個縮影。電影中大魚大肉的景象在日本人眼中一定是荒誕的。但這畢竟是擬象的表達，其暗寓意那一個東京就可以買下整個美國的時代，當時的日本，最普通的公司也能發出半年的工資作為年終獎，連普通人都可以出入銀座這樣的高級場所，以致於年末尾牙都要提前半年定座。千尋父母以為有錢就可以不經店主同意（口頭契約尚未達成），可以等人來了再付錢（金錢即強權意識），甚至以有現金、信用卡便無度索取的行為也對應了泡沫消費；饕餮食物的姿態已經看得出偏離理性了。直至日落西山，彼岸世界的神祕力量開始顯現，千尋的父母也變成了豬。豬在日本的隱喻不僅僅是好吃懶做和愚笨，同時也隱含莽撞的意思，在電影中更是被比喻為等待宰殺的牲畜。看看我們身邊的卡奴和莽撞的泡沫消費，很容易理解。

　　「油」在日語中和溫泉「湯」共享同一個假名「ゆ」，所以在有的翻譯中，「油婆婆」和「油屋」又被翻譯作「湯婆婆」和「湯屋」。不僅僅是日本，有地理條件的民族都有泡溫泉的愛好。泡溫泉是高級享受的沐浴，沐浴的首要的功能是洗滌和治癒。但是在電影中，「湯屋」是個突出了歡娛享受功能的「世俗樂土」，甚至是金錢至上的小社會；雖然來往的都是神明，但正符合了那句格言：「並不是神依據自己的模樣創造了人，而是人以自己的模樣創造了『神』」；注重聲色感官享受是精神發展滯後於物質發展的人性失衡，在電影表達為神明的世俗化。湯婆婆的性格是複合的：擁有強力的魔法，管理著湯屋的契約，又能把不願工作、好吃懶做的人變成待宰牲畜或煤灰（意喻底層勞動者）；貪財、勢利以致於膚淺：將河神誤認成腐爛神，並且作為掌管洗滌和治癒的神明，一開始拒絕本來是需要沐浴和治癒的神，將米放在橋頭，把河神當做乞丐一樣打發，到後來無法拒絕的時候也沒有誠心為河神沐浴，甚至責怪千尋使用了高級的藥浴，這一切已經為一位墮落的神明畫好了肖像，她的意義在於表達：如果神明一旦也誤解了《國富論》中「生產者提供生產，服務者提供服務，並不是出於職責與道德，乃是止想要為自己謀利，但卻可以被一隻無形的手牽著去實現了他根本無意要實現的社會利益，其效果往往比那些真正想要實現社會利益的造作者還要好」的理論，便失去了原本的神性，成為以金錢來衡量自身價值的庸俗財奴；而自己的孩子被掉包了都沒有發現，這對於禽獸都是罕見的。雖然不是尼采所謂介於獸性與神性之間的超人，但卻是我們這個現實世界中某些「世俗超人」的抽象。她也代表一代脫離了傳統農耕勞作的失責家長的典型：把孩子溺愛於準備寬敞明亮和衛生的溫室、充足的飲食和玩具等等物質化肥中，以為孩子可以像植物一樣不聞不問，丟在一邊地自然生長。但他們忘記了，即便是植物，也是需要悉心培育的。

　　湯婆婆剝奪人的名字，並且支配人的含意在於：名字是自我的契約。當人與享慾之神立約，常常忽略了與自我的契約而喪失自我。電影中的典型例子即是琥珀主（白龍）：「聽說他平常都在外面，幫湯婆婆作壞事。」代表的是一種迷失自我卻又良心未泯的社會精英。日本的文化中有一個特色在於，一字多音和家族傳統的問題（有些姓氏有家族自己的發音），人們並不能看見名字就能立即讀出名字的發音。一定要請教名字的主人。擅自揣測別人的名字，一旦唸錯了即是相當失禮的事情；日本人出於禮貌，初次見面往往會主動說明自己的名字。所以，名字的契約功能在這樣的文化中是被強化的。

　　河神受難形象的出場，保留了宮崎駿對於自然環境及生態平衡的一貫關注和人性感召。河川原本也具備洗滌及滋養的功能，但是在人類的盲目逐利下，具備洗滌能力的神明也無暇顧及自身。甚至要到湯屋尋求洗滌和治療。無奈湯婆婆也不以自身的職責與道德為事，止是出於對方的強勢而免強接受了這位客人。河神的丸子，功能也是清洗，清洗出琥珀主的詛咒、以及無臉男吃掉的那些利慾燻心的人和汙穢。

　　無臉男，在劇情中沒有一以貫之的性格，造型也不同於日本傳統沒有五官的無臉妖怪。在盛行戲劇的希臘和羅馬，性格在希臘語和拉丁文中的詞源就是面具；在東方的舞台上，臉譜的圖案也與角色的性格關係密切；但是在電影中，角色的「面具」本身就是人物形象，而他的形象是一張以沒有特色為特色的面具下，黑幕一般的身體。他的性個即是沒有性格。他既不是隱喻市場，也不是隱喻亞當•斯密提出的那隻看不見的手，而是在一種大到交易人互不照面的大市場內的「反饋力量」和帳幕，擁有這種力量的系統，其仿真模型構築得越好，其得到的預測結果就越混沌。這種力量導致長期預測的無能，遠見的失明。而這種失明間接導致泡沫交易。其力量的來源是群眾性的，因此沒有面目。在無人參與的時候，無臉男是不作為的，是千尋為他開了門（善意），他發現千尋需要牌子，作為（善意）反饋，幫千尋取得了牌子；之後發現人們對黃金趨之若鶩，也反饋給黃金，但是當人們對他表現出貪婪的時候，他又反饋貪婪將人們吞沒，被吞沒者的性格融合進無臉男的性格中，陷入了這種反饋力量。當陷入其中的人都是利慾燻心的饕餮之徒，他饕餮食物的姿態已經比之千尋的父母更甚了，力量的反饋也就是吃下更多的人。而當人們發現這種力量在吃人，或無法繼續反饋的時候，即是系統的崩潰。「雪崩時沒有任何一片雪花認為自己負有責任。」──Stanislaw J. Lec。而無臉男的意義之一恰恰意味著任何一位參與者都對事件負有責任。Robert J. Shiller 在《非理性繁榮》中將此稱之為「自然發生的龐氏騙局」。但卻不能被算作一場商業或金融上的犯罪，因為並沒有哪個人能策劃這一切，而每一個人都參與了其中的一部分。反饋力量的效用取決於參與者，其本身沒有正負善惡的屬性。
　　經歷過泡沫經濟的那一代日本人將會在這一幕中找到似曾相識的感覺，社會的迷失、貪婪與瘋狂，人性的負面，災難後果在無臉男的鬧劇上戲劇性演繹，惡夢再現。卻沒有以兒童不適宜這樣的情節與場景作為藉口將此迴避，反而主動從歷史中抽出，敢於面對自己的缺點和錯誤，隱喻在童話中展現給年輕人。這或許是最真誠的自省，對年輕人的囑託，期望不要再下犯同樣的錯誤。是民族自強關鍵因素之一。

　　而金錢，是金融危機的永恆配角。電影中與湯婆婆外表無異的錢婆婆，並不能讓觀眾輕易地辨認出她就是錢的神明。她除了像湯婆婆那樣滿身珠光寶氣，名字中有個錢之外，彷彿和錢沒有什麼聯繫。
　　她住在純樸的田園鄉村中，而不是比湯屋更加奢華的銀行或商業城市，她擁有強大的魔法，卻不喜歡使用，家中不僅有紡車這樣古老的工具，還親手織毛衣。這樣的形象不僅僅是在構築錢婆婆的親切感，而是在東亞薩滿式的泛神論中，神性就是體現在原始和質樸的品格中。她的隱居鄉村，更是隱含了她正坐落在源頭和目的地的座標上，這兩個端點也通常意謂著神性的充實，正如《聖經》中，上帝的真身也就出現在最初的創造和最後的審判（其餘的出現被詮釋為通過天使代行的顯現，這也同電影中錢婆婆通過化身而非真身出現在湯屋巧合的。）。而鄉村不止於人類文明的開端，還意謂人類社會與自然最緊密的接壤，安頓心靈和人生旅途的歸依，生命棲息的處所。湯婆婆的湯屋和與之關連的商業街道，與其說是為人生提供了另一種形式的棲居，不如說是提供了一條供人生馳求的旅途，人在馳求的過程中，心靈不但得不到安頓，也極易迷失自我。電影中更是極端的表現為湯婆婆的強制剝奪。錢婆婆說湯婆婆愛趕時髦，也在說明湯婆婆的轄域中具有一種盲目性，而不是具有以一貫之的目的或準則。當人們在旅途中察覺到到這種迷失感所帶來的無所適從之後，喚起一種回歸鄉村的意識，這在現代城市生活中的人多有體現，劇中的代表則是小玲說起要離開湯屋到村莊去的話。
　　千尋進入的不是真正的神的世界，而是現世的映照。所以這個洞穴小宇宙中的神，也不會是形而上學或經院、教父神學中的神。在電影中聚滿隱晦的神聖符號的錢婆婆，正如她名字標榜的一樣：「金錢是世俗之神。」────Simmel
　　與以往傳統膚淺觀念所不同的是：電影非但沒有灌輸金錢萬惡的意識，將錢婆婆醜化，比起湯婆婆來，她也和藹多了。她甚至是一個遵守規矩的「神明」。這是我個人認為這部電影可貴之處；同時也很敬佩作者，即便是在日本經歷過泡沫經濟，在金錢上吃過這麼大的虧，卻沒有將金錢妖魔化。而是誠懇地反省到：問題出在他們自己的社會性迷失和墮落的享慾上。
　　傳統中，人們膚淺的觀念認為金錢是引誘人墮落的Daimon。直至今天依舊深入人心。但其實，金錢之所以會被人指為Daimon，不僅因為金錢是衡量價格的工具，是兌換商品的證券，在大型的社會交易中具有壟斷性；金錢還象一面鏡子，使人的慾望和價值觀念得以直接地客觀表現。諷刺的是：當我們在厭惡鏡子的同時，是否意謂我們也認為自己的慾望和價值觀念面目可憎？
　　認識到這一點之後，湯婆婆與錢婆婆顯然地對立起來，正如投射在鏡中鏡像的本源與鏡子是對立的一樣。

　　不能辨認她們的顯然不僅是我們的傳統觀念。電影中，湯婆婆的孩子也不能夠分辨。中文配音與字幕中一般稱他為胖寶寶，或寶寶。在配音演員表中，他的名字是他肚兜上的「坊」字。應該是指「坊主」，即公子哥的意思。他擬象為一個巨型嬰孩的模樣，這樣的表達再直接不過，即人格停止在嬰孩時期；不是Christ Jesus式的聖嬰，而是像Augustinus 在《懺悔錄》中所提及的普遍有罪（宗教道德上的罪）的嬰孩，止是像而已，因為這位「坊」連Augustinus 認為的「嬰孩的純潔不過是肢體的稚弱」也不具備。所以，他被變成小老鼠之後，他反而在被剝奪了嬰孩的表象之下，又在實質上被賦予了嬰孩的美德，即稚弱。
　　看似優越的生活環境，或許至今還能被一些「小孩子們」視為「夢寐以求」的「生活」，其實讓他生活得像器皿內的活標本，那些保護他而將他埋沒的枕頭，看起來不是與他擔心的病菌很像麼？過度的保護也是過度的拘束，使他的人格成長壓抑在被過度保護的那一刻。藉由千尋闖入他的小溫室，以及錢婆婆的魔法，得以打破原本平靜的器皿生活。
　　「坊」的台詞雖然不多，但肢體語言卻相當飽滿。在千尋的身邊「默默地」表達著成長。比起千尋這位半大不小的兒童，嬰孩的處境能更普遍地讓人感召起對未來的憂慮。即便是在他擁有了闊綽的「生活」環境與妖怪的能力時也是如此。如果沒有千尋的干擾事件，我們可以想像，他的未來極有可能就是我們日常話語中的富二代。他和千尋作為片中僅有的兩位「未成年」，雖然分屬社會的不同階層，但都携帶著作者厭惡的性格出場。令我不得不注意到作者對於未來的憂慮感，並據聞日本戰後崛起的一代長輩對日本現代的年輕人普遍不滿，也體現在劇中僅有的兩位未成年身上。

　　在宮崎駿以往的作品中，很難見到主人翁的出場像千尋這樣，慵懶的躺在車後座上，手捧花束還不懂得感謝。對於我們這一代的人可謂常態，但在宮崎駿那樣嚴厲的日本家長看來是招人厭的孩子。不過這樣的設定卻也同時為她的成長預備了對比。平庸小人物的成長永遠會為我們帶來振奮人心的希望。
　　現世世界的平庸小人物意外闖入異在世界成為救世主的劇情框架，在今天看來已經不新鮮，甚至在日系的作品中還有些老套。但那些作品中的大多數中，主人翁在異世界的能力也被相應提高，以此來作為原本平庸小人物能夠拯救世界的合理化解釋。但在這部作品中卻恰恰相反，在異世界中，千尋的硬件能力顯得更渺小，她不像那些作品中的主人翁成為世界的中心，相反作為人類，在異世界的社會結構處於最邊緣，卻能不以涉及任何暴力與超能的行為，做到了妖怪也沒能做到的事情：完成自我拯救的過程中，也幫助了他人的拯救。大環境下，小人物的主觀能動被真誠地肯定。並同時得以在社會結構的最邊緣，對整個社會結構內的成員達成了一場毫無稜角的道德審判。
　　如此免去俗套，又都合乎情理，在同類的劇情大框架中獨樹一幟。
　　千尋這個人物實際上還寄望了連接起戰後崛起一代中某些極端焦慮「家長」，以及年輕一代中某些極端「墮落」年輕人的紐帶。不止是日本人，當今世界的很多的年輕人在面對一個日新月異飛速變化的大時代與大社會、大背景的同時，對自己個人渺小的主觀能動沒有信心；首先否定自己的主觀能動，再由此否定自己的個人與社會的責任。特別在日本經歷泡沫經濟之後，隨即迎來的電子科技的飛躍發展，高速淘汰的電子產品，使得一度令日本人自傲的「日本質量」失去了原有的價值。內敛自律的民族性格使得社會情緒進一步壓抑，由此帶來的迷茫導致某些年輕人容易墮落。這或許是某些戰敗後崛起的那一代人心中，認為比二戰失敗、泡沫經濟、和「日本質量」掉價更加屈辱的事實，因為這體現的是他們引以為傲的民族精神的衰落。二戰失敗後的逆境中，同樣是一個日新月異飛速變化的大時代，國際情勢複雜的大背景，他們都沒有否定自己作為渺小人物的主觀能動而迅速崛起，為什麼在基礎更加優越的現在，日本卻是一蹶不振的呢？於是某些人將矛盾聚焦在了年輕人的身上，導致了「家長」的不滿。而千尋的人格成長呈現出的希望，承上安慰了某些焦慮的「家長」，啟下指引了某些「墮落」的年輕人。

　　當然，指望一部電影就能改變日本的逆境是不現實的。但這樣的「沒有用」，並不能否定這部作品在藝術領域的品質與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