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背“范达因准则”的后果
这篇影评可能有剧透
违背“范达因准则”的后果
——对比《东风雨》和《风声》的叙事
2005年以来，随着电视剧《暗算》、《潜伏》的热播，电影《风声》、《秋喜》以及《东风雨》也登堂入室，影视联手共同掀起一波谍战片热潮。我认为，谍战片其实就是变种的侦探片，把悬疑的元素放置到谍战的背景下，由来自不同阵营的谍报人员去完成推理破案的工作，能否完成任务？主人公最后的命运如何？谁是潜藏的叛徒或者战友？这些悬疑使观众参与其中，牢牢地维系着观影兴趣，从而形成了惊悚悬疑的情节奇观效应和重要历史场景复原的视觉奇观效应。一方面满足了新一代青少年的好奇感，另一方面又迎合了中老年人的怀旧感，这就是悬疑谍战片持续“高温”的原因，它迎合了观众喜欢刺激、探求、窥视的观影心理，观众的观看过程也是和主人公一起体会在绝境中人的坚持与选择。此外，谍战片的主人公都坚持信仰，如《潜伏》中余泽成为了革命目标而抛弃了个人的幸福，《风声》中的顾小梦用自己的牺牲来换取情报的安全送出。他们的智慧与勇气得到观众的认同，进一步满足了普通人内心的“英雄主义情节”。
既然是变种侦探片，这不禁让我想起了侦探小说界那著名的“范•达因准则”。范•达因是美国著名的解密侦探小说家，他的代表作有《格林家命案》、《主教谋杀案》等，他认为侦探小说是一种智力的竞赛，作者和读者斗智，像玩桥牌一样，得循规蹈矩，不能使用欺诈的伎俩。小说的构思要新颖独到，布局要合情合理，要在信息获得上与读者平等起来，这样才能吸引读者，同时使他们输得心服口服。1928年范•达因发表了《侦探小说二十准则》，准则的订立为后世的侦探小说立下了标杆，直到今日看来，依然颇具参考价值。
杨建和麦家打了这么久的嘴官司之后，也开始埋头做起事情来，看来她想用一部比麦家的《风声》更为NB的片子，来证明自己是超越麦家的，同时可以反证麦家是抄袭过她的。然而很可惜，看完《东风雨》，我感觉杨建对于悬念设置的把握能力明显逊于麦家。《风声》里仅仅是日本人、汪伪、中共三家对立，而《东风雨》中日本人、苏联人、共产国际、76号、军统、中共以及情报掮客等多元力量均粉墨登场，可以说，杨建这个大厨手中的材料要远好于麦家的，更多的势力混杂，将会碰撞出更耐人寻味的故事，遗憾得是，从她最终端出的菜品来看，却要比对方的成果乏味了许多。暴殄天物的原因，正是违反了那道神秘的菜谱——“范•达因准则”
【不可加入恋爱故事】
“范•达因准则”第三条：侦探小说不可加入恋爱故事，因为这容易使纯粹的斗智游戏，渗透不纯粹的情绪，以致引起侦探的混乱。侦探小说的主旨在于寻出真凶，而不在谈情说爱。
《东风雨》中安明与欢颜的爱情戏尤为高调，跑狗场中被混乱人群阻隔的痛楚，雨夜街头同玩“跳房子”的纯真，犹太街巷对饮咖啡的诀别，影片不惜笔墨的描述了一个有关乱世的爱情桥段，这恰恰掉入了范•达因先知先觉的魔咒当中。杨建想通过大段的爱情故事来寻找一个抒情的平台，让自恋的安明说出诸如“炉子和雪”、“兽与鸟”等等不知所谓却又自以为很美的台词，从而让影片包裹上文艺的外壳，以突出这部谍战片不同于其他同类型影片的质感，同时又可以用爱情戏作为掩盖，走出一条“凶手就是身边人”的暗线，以达到出其不意的惊奇效果。可惜她失败了，按范•达因的话说，在纯粹的智力游戏里加入爱情，必然会引起混乱。于是安明混乱了，作为如此重要的情报小组领袖，久经考验的我党特工，谈恋爱之前居然连对方的底细都摸不清楚，相比于初来乍到方阡陌真是效率低下了很多。藤木芳雄也混乱了，他甚至能从难民营的寻人启事中挖出郝碧柔，却在抓捕欢颜后，居然对她的公开情郎不理不睬，轻易的放过了片子里最大的一条大鱼，同时放出了片中最大的BUG。观众们更是混乱，欢颜为了爱情已经基本放弃作为军统特工的功能，她所做的一切均是为了情郎，哪怕情郎属于另一阵营，观众们实在无法预知这对男女会因为情感原因做出别的什么不在常识范围内的事情，于是他们选择放弃进一步参与推理，结果导致整个观影过程变得索然无味。
相反，《风声》就聪明了许多，裘庄里的五男两女都是平等而对立的关系，没有暧昧不清的情感在其中扰乱，任何人都有可能是对方的敌人或盟友，这大大激发了观众参与推理的热情，因为他们知道，清白的人物关系不会在关键时刻产生不为观众控制的结果。
【不可依靠无侦探根据的自供】
“范•达因准则”第五条：凶手必须从逻辑的侦探过程中查出。不可依靠偶然或巧合，以及无侦探根据的自供。
安明的小组被破坏，自己也受到了上级的怀疑，这一切都是从通讯员被杀开始，是谁杀了通讯员？掐断了安明传递情报的路线？影片的前半部基本就是围绕这个展开的，间或穿插重要胶卷的传递过程。作为“侦探”的安明，理应通过自己的行动和判断，推动情节环环相扣的展开，最终查出“凶手”的真面目。然而，影片中干掉通讯员的“凶手”欢颜却是最终“自投罗网”、“自证其罪”的，其中并没有安明任何的推理和侦查过程。看了前半部以为欢颜是个废棋，结果后半部她突然冒出来操纵一切，这中间没有任何的铺陈，回头望去，几乎没有什么信息暗示点能让一些比较敏锐的观众发现破绽。编剧明显没有把观众放在一个和创作人员平等的推理地位上，故意制造信息的不对称，取消了观众参与情节的可能。欢颜这个角色的功能太多，导致主角安明的作用被弱化得厉害，整部戏里，安明没有起到任何关键作用，情节都是有欢颜的行为进行推动，男主角沦为了一个帮助观众观看的木偶。
《风声》中营造了一个密室，“侦探”是武田，“真凶”是老鬼。观众随着武田的推理过程，一步步排除了白小年、金生火、李宁玉，最后老枪和老鬼浮出水面，其推理路线明晰，节奏紧凑，惊奇程度远比欢颜那冷不丁的无侦探根据的自供强出许多。
【不可将凶手定为小角色】
“范•达因准则”第十条：凶手在故事中，必须是主要人物之一。作者不可将凶手定为与故事毫无瓜葛的局外人或无足轻重的小角色。
挖出了欢颜这个“凶手”，影片中的主要矛盾便由“谁掐断了情报传递路线”变成了“如何将重要情报传递出去”，于是“侦探”和“凶手”的角色就从安明和欢颜之间，转移到了中国和日本间谍之间，特务机关长藤木芳雄成了破获胶卷的“侦探”，而谁最终能把胶卷传递出去，谁就是“真凶”。按照“范•达因准则”，最终把胶卷传递出去的，只可能是在安明、欢颜等主要人物中出现。因为他们已经被日本人盯死，按照常理分析几乎无法达成目的，只有这样，才能制造出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惊奇奇观效应，从而令观众在看后为影片的精巧构思而倾倒。遗憾的是，编剧手中居然无中生有的冒出了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犹太酒保，从找胶卷到把胶卷送出，如此华彩的乐章都由这样一个在情节里毫无分量的小人物完成。犹太酒保的出现，使得《东风雨》后期营造出的密室格局变得漏洞百出，观众对安明与藤木芳雄进行斗智斗勇最终完成任务的期待变成了泡影。整个过程中，我们犹如在一场牌局里被人作弊胜出那般愤怒。也许有人会说，情报最终是因为安明的设计而传递出的，他若不牺牲自己烧掉假胶卷，就不会换来仙乐门的解禁。是这样吗？安明和酒保早在解禁的头天晚上就能大摇大摆的出入仙乐门，找出胶卷并在一张餐桌旁筹划好了一切，他们大可拿着胶卷一走了之，为何还要演出第二天的杀身成仁？
而《风声》中，老鬼就是老鬼，只会在密室中的男男女女中产生，绝对不会演到最后随便从街头拉来一个阿猫阿狗告诉你他就是老鬼。假设《风声》演到最后，告诉你老鬼其实是门口那个站岗的哨兵的话，你是否要破口大骂？遗憾的是，《东风雨》恰恰就是这么做的。
【不需要用很长的文学性粉饰】
“范•达因准则”第十六条：侦探小说不需要用很长的篇幅来描述与故事进展无关的事物。比如文学性的粉饰、完美的写景等。因为读者只想涵泳作品中的智慧。
我只能说，《东风雨》太想拥有文艺范儿了，把一个并不复杂的剧情拉得漫长无边。自从神父被日军抓走，唱诗班的孩子引吭高歌开始，整部影片就不可救药的文艺起来：安明反复唠念着炉边摸到雪的台词，欢颜边唱边被吊起来还不忘白半兽半鸟的文艺腔，郝碧柔服下剧毒的氰化钾还能叨逼叨一番自我表白，曾江也学着老徐露出他那销魂的背部。也许受了他们感染，特务机关长藤木芳雄同志也成了不折不扣的文艺青年，他热爱钢琴事业，在完全应该挖出安明的时候却学着《钢琴师》里的纳粹军官那样保护了他；他欣赏成海岸的身材，押送他去取回胶卷时还特意安排一辆敞篷卡车以便让他自杀报信；他佩服寓公的气场，和他深情对望相视而笑却让老头儿趁机服下了剧毒；他自信自己的智慧，执意让安明掏出兜里的瓶塞以证明自己的推断却最终等来了一把手枪。《东风雨》用了长长的篇幅来施展着文艺，甚至不惜把水上芭蕾、三岔口的冗长镜头照单全收，这些东西和情节有关系吗？
《风声》中白小年寥寥几句台词，却比安明通篇的文艺腔要令人印象深刻得多，顾小梦最后点缀的文艺念白，远比欢颜的无数抒情更加打动人心。我媳妇说，一桌宴席，有几道硬菜就够了，满桌大菜搁谁都得腻歪死。
电影也许天生就是个关于形式的东西，但千万不要忘了，形式一定要为内容服务。如果小胡子没点真内容，里芬斯塔尔把他拍得再高大无比，他估计充其量也就是个三流演员而已。不过公正的讲，《东风雨》的摄影不错，不愧是黄岳泰，尤其是模仿日本行军记者的视角拍摄日军进租界那段，深得我心。
刊载于《北京晚报》2010年5月1日
——对比《东风雨》和《风声》的叙事
2005年以来，随着电视剧《暗算》、《潜伏》的热播，电影《风声》、《秋喜》以及《东风雨》也登堂入室，影视联手共同掀起一波谍战片热潮。我认为，谍战片其实就是变种的侦探片，把悬疑的元素放置到谍战的背景下，由来自不同阵营的谍报人员去完成推理破案的工作，能否完成任务？主人公最后的命运如何？谁是潜藏的叛徒或者战友？这些悬疑使观众参与其中，牢牢地维系着观影兴趣，从而形成了惊悚悬疑的情节奇观效应和重要历史场景复原的视觉奇观效应。一方面满足了新一代青少年的好奇感，另一方面又迎合了中老年人的怀旧感，这就是悬疑谍战片持续“高温”的原因，它迎合了观众喜欢刺激、探求、窥视的观影心理，观众的观看过程也是和主人公一起体会在绝境中人的坚持与选择。此外，谍战片的主人公都坚持信仰，如《潜伏》中余泽成为了革命目标而抛弃了个人的幸福，《风声》中的顾小梦用自己的牺牲来换取情报的安全送出。他们的智慧与勇气得到观众的认同，进一步满足了普通人内心的“英雄主义情节”。
既然是变种侦探片，这不禁让我想起了侦探小说界那著名的“范•达因准则”。范•达因是美国著名的解密侦探小说家，他的代表作有《格林家命案》、《主教谋杀案》等，他认为侦探小说是一种智力的竞赛，作者和读者斗智，像玩桥牌一样，得循规蹈矩，不能使用欺诈的伎俩。小说的构思要新颖独到，布局要合情合理，要在信息获得上与读者平等起来，这样才能吸引读者，同时使他们输得心服口服。1928年范•达因发表了《侦探小说二十准则》，准则的订立为后世的侦探小说立下了标杆，直到今日看来，依然颇具参考价值。
杨建和麦家打了这么久的嘴官司之后，也开始埋头做起事情来，看来她想用一部比麦家的《风声》更为NB的片子，来证明自己是超越麦家的，同时可以反证麦家是抄袭过她的。然而很可惜，看完《东风雨》，我感觉杨建对于悬念设置的把握能力明显逊于麦家。《风声》里仅仅是日本人、汪伪、中共三家对立，而《东风雨》中日本人、苏联人、共产国际、76号、军统、中共以及情报掮客等多元力量均粉墨登场，可以说，杨建这个大厨手中的材料要远好于麦家的，更多的势力混杂，将会碰撞出更耐人寻味的故事，遗憾得是，从她最终端出的菜品来看，却要比对方的成果乏味了许多。暴殄天物的原因，正是违反了那道神秘的菜谱——“范•达因准则”
【不可加入恋爱故事】
“范•达因准则”第三条：侦探小说不可加入恋爱故事，因为这容易使纯粹的斗智游戏，渗透不纯粹的情绪，以致引起侦探的混乱。侦探小说的主旨在于寻出真凶，而不在谈情说爱。
《东风雨》中安明与欢颜的爱情戏尤为高调，跑狗场中被混乱人群阻隔的痛楚，雨夜街头同玩“跳房子”的纯真，犹太街巷对饮咖啡的诀别，影片不惜笔墨的描述了一个有关乱世的爱情桥段，这恰恰掉入了范•达因先知先觉的魔咒当中。杨建想通过大段的爱情故事来寻找一个抒情的平台，让自恋的安明说出诸如“炉子和雪”、“兽与鸟”等等不知所谓却又自以为很美的台词，从而让影片包裹上文艺的外壳，以突出这部谍战片不同于其他同类型影片的质感，同时又可以用爱情戏作为掩盖，走出一条“凶手就是身边人”的暗线，以达到出其不意的惊奇效果。可惜她失败了，按范•达因的话说，在纯粹的智力游戏里加入爱情，必然会引起混乱。于是安明混乱了，作为如此重要的情报小组领袖，久经考验的我党特工，谈恋爱之前居然连对方的底细都摸不清楚，相比于初来乍到方阡陌真是效率低下了很多。藤木芳雄也混乱了，他甚至能从难民营的寻人启事中挖出郝碧柔，却在抓捕欢颜后，居然对她的公开情郎不理不睬，轻易的放过了片子里最大的一条大鱼，同时放出了片中最大的BUG。观众们更是混乱，欢颜为了爱情已经基本放弃作为军统特工的功能，她所做的一切均是为了情郎，哪怕情郎属于另一阵营，观众们实在无法预知这对男女会因为情感原因做出别的什么不在常识范围内的事情，于是他们选择放弃进一步参与推理，结果导致整个观影过程变得索然无味。
相反，《风声》就聪明了许多，裘庄里的五男两女都是平等而对立的关系，没有暧昧不清的情感在其中扰乱，任何人都有可能是对方的敌人或盟友，这大大激发了观众参与推理的热情，因为他们知道，清白的人物关系不会在关键时刻产生不为观众控制的结果。
【不可依靠无侦探根据的自供】
“范•达因准则”第五条：凶手必须从逻辑的侦探过程中查出。不可依靠偶然或巧合，以及无侦探根据的自供。
安明的小组被破坏，自己也受到了上级的怀疑，这一切都是从通讯员被杀开始，是谁杀了通讯员？掐断了安明传递情报的路线？影片的前半部基本就是围绕这个展开的，间或穿插重要胶卷的传递过程。作为“侦探”的安明，理应通过自己的行动和判断，推动情节环环相扣的展开，最终查出“凶手”的真面目。然而，影片中干掉通讯员的“凶手”欢颜却是最终“自投罗网”、“自证其罪”的，其中并没有安明任何的推理和侦查过程。看了前半部以为欢颜是个废棋，结果后半部她突然冒出来操纵一切，这中间没有任何的铺陈，回头望去，几乎没有什么信息暗示点能让一些比较敏锐的观众发现破绽。编剧明显没有把观众放在一个和创作人员平等的推理地位上，故意制造信息的不对称，取消了观众参与情节的可能。欢颜这个角色的功能太多，导致主角安明的作用被弱化得厉害，整部戏里，安明没有起到任何关键作用，情节都是有欢颜的行为进行推动，男主角沦为了一个帮助观众观看的木偶。
《风声》中营造了一个密室，“侦探”是武田，“真凶”是老鬼。观众随着武田的推理过程，一步步排除了白小年、金生火、李宁玉，最后老枪和老鬼浮出水面，其推理路线明晰，节奏紧凑，惊奇程度远比欢颜那冷不丁的无侦探根据的自供强出许多。
【不可将凶手定为小角色】
“范•达因准则”第十条：凶手在故事中，必须是主要人物之一。作者不可将凶手定为与故事毫无瓜葛的局外人或无足轻重的小角色。
挖出了欢颜这个“凶手”，影片中的主要矛盾便由“谁掐断了情报传递路线”变成了“如何将重要情报传递出去”，于是“侦探”和“凶手”的角色就从安明和欢颜之间，转移到了中国和日本间谍之间，特务机关长藤木芳雄成了破获胶卷的“侦探”，而谁最终能把胶卷传递出去，谁就是“真凶”。按照“范•达因准则”，最终把胶卷传递出去的，只可能是在安明、欢颜等主要人物中出现。因为他们已经被日本人盯死，按照常理分析几乎无法达成目的，只有这样，才能制造出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惊奇奇观效应，从而令观众在看后为影片的精巧构思而倾倒。遗憾的是，编剧手中居然无中生有的冒出了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犹太酒保，从找胶卷到把胶卷送出，如此华彩的乐章都由这样一个在情节里毫无分量的小人物完成。犹太酒保的出现，使得《东风雨》后期营造出的密室格局变得漏洞百出，观众对安明与藤木芳雄进行斗智斗勇最终完成任务的期待变成了泡影。整个过程中，我们犹如在一场牌局里被人作弊胜出那般愤怒。也许有人会说，情报最终是因为安明的设计而传递出的，他若不牺牲自己烧掉假胶卷，就不会换来仙乐门的解禁。是这样吗？安明和酒保早在解禁的头天晚上就能大摇大摆的出入仙乐门，找出胶卷并在一张餐桌旁筹划好了一切，他们大可拿着胶卷一走了之，为何还要演出第二天的杀身成仁？
而《风声》中，老鬼就是老鬼，只会在密室中的男男女女中产生，绝对不会演到最后随便从街头拉来一个阿猫阿狗告诉你他就是老鬼。假设《风声》演到最后，告诉你老鬼其实是门口那个站岗的哨兵的话，你是否要破口大骂？遗憾的是，《东风雨》恰恰就是这么做的。
【不需要用很长的文学性粉饰】
“范•达因准则”第十六条：侦探小说不需要用很长的篇幅来描述与故事进展无关的事物。比如文学性的粉饰、完美的写景等。因为读者只想涵泳作品中的智慧。
我只能说，《东风雨》太想拥有文艺范儿了，把一个并不复杂的剧情拉得漫长无边。自从神父被日军抓走，唱诗班的孩子引吭高歌开始，整部影片就不可救药的文艺起来：安明反复唠念着炉边摸到雪的台词，欢颜边唱边被吊起来还不忘白半兽半鸟的文艺腔，郝碧柔服下剧毒的氰化钾还能叨逼叨一番自我表白，曾江也学着老徐露出他那销魂的背部。也许受了他们感染，特务机关长藤木芳雄同志也成了不折不扣的文艺青年，他热爱钢琴事业，在完全应该挖出安明的时候却学着《钢琴师》里的纳粹军官那样保护了他；他欣赏成海岸的身材，押送他去取回胶卷时还特意安排一辆敞篷卡车以便让他自杀报信；他佩服寓公的气场，和他深情对望相视而笑却让老头儿趁机服下了剧毒；他自信自己的智慧，执意让安明掏出兜里的瓶塞以证明自己的推断却最终等来了一把手枪。《东风雨》用了长长的篇幅来施展着文艺，甚至不惜把水上芭蕾、三岔口的冗长镜头照单全收，这些东西和情节有关系吗？
《风声》中白小年寥寥几句台词，却比安明通篇的文艺腔要令人印象深刻得多，顾小梦最后点缀的文艺念白，远比欢颜的无数抒情更加打动人心。我媳妇说，一桌宴席，有几道硬菜就够了，满桌大菜搁谁都得腻歪死。
电影也许天生就是个关于形式的东西，但千万不要忘了，形式一定要为内容服务。如果小胡子没点真内容，里芬斯塔尔把他拍得再高大无比，他估计充其量也就是个三流演员而已。不过公正的讲，《东风雨》的摄影不错，不愧是黄岳泰，尤其是模仿日本行军记者的视角拍摄日军进租界那段，深得我心。
刊载于《北京晚报》2010年5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