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港片与主旋律混搭而生的异彩

《十月围城》是部好片，不完全是因为电影制作精良、表演深湛，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传统港片与国内主旋律的嫁接，竟使电影从风格到价值观都呈现了一种奇异的混搭色彩。

电影前段，杨衢云、陈少白将民主、人权的思想赋予到国家观念中，就已经让人觉得有点意思。在杨、陈眼里，国家不是有的人做主子、有的人做奴才，而是天赋人权、人人平等，大众在民主的体制下成为国家的主人，这种将国家与政权分离开来，显示了港人在英国殖民文化和旧民主主义革命双重浸淫下对国家认识与国内“主旋律”确有所差异。

更重要的是，《十月围城》多元化描述了众人参加革命保卫工作的的动机，在诸位“革命先烈”中，真正是带着为革命献身目的的其实只有李重光，其他人或者为了报恩、或者为了复仇、或者为了女儿、或者为了打抱不平，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华语电影描写民众革命动机并不纯粹，这个观点或许使部分人难以接受，但很可能是最接近历史真实的观点。在下以为：革命本来就是10%、20%的理智的、目标明确的革命者带领80%、90%最初的盲从者（无任何贬义)发起的社会改革运动，绝大多数民众的革命的出发点就是为了有饭吃、有衣穿、革命成功后有老婆娶，也许组织上给你分了一块地、一间房，都会使你觉得要为组织做些什么，或者你老婆在炕头和你唠叨“隔壁王二参加革命都混班长了，你还在家窝着？”，就能使你第二天参加红军八路解放军，大多数人就是被这样的原始动机推向了革命洪流，当然不排除后来思想进步了，知道革命是“要解放受压迫的大众”，但那是革命在改造社会的同时也改造了个人，并不是个人革命的初衷。《十月围城》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地认识到这点，都算是中国电影的一个进步。

在《十月围城》描述的人物中，谢霆锋演的阿四大概参加活动的目的最简单，喜欢阿纯、“老爷好就好”，这种由报恩为出发点的献身单纯得有点无厘头，但武功最弱的阿四，大概是最具有中国传统武士精神的人物了。从《史记》开始，中国理想的武士就如此，专诸、聂政、荆轲之流，皆为有恩必报、一诺千金，他们从不在意行动本身的正义性，这种人物性格是中国侠义精神的源头，但后世不断将侠义赋予了儒家仁、义的色彩，人物无疑显得更加崇高、理性，但也因此多了一份复杂和功利，少了一些简单和果决。《十月围城》以主旋律电影的方式重新找回了《史记·刺客列传》的遗风，算是邵氏武侠片在内地的一种延续。

电影另一个异彩在于，虽然描写了众多小人物为领袖牺牲，但依然体现了一定程度的人性的光辉，每一个人物的倒下银幕上都郑重打下了人物籍贯和生卒年，表现出了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国内有些人质疑电影有“让领导先走”之嫌，或者反感电影将领袖的生命置于众人之上的不平等。但不要忘了：”让领导先走“是外人强加的决定，而《十月围城》的牺牲是自我选择的结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生命更加重要，只有生命拥有者自己有权力决定如何使用、消耗自己的生命。而历史的长河中，生命的价值有时并不平等，红军长征时横渡湘江，近10万红军战士伤亡了五、六万的下层官兵，但中央领导及其家属、随从所在的中央纵队却安然无恙，电影反应这种现实，但没刻意赞赏这种价值观，否则李玉堂也不会因内疚而发”我是个骗子“的感叹。

说了那么多优点，也说点缺陷：电影多少还显出了港片在适应主旋律过程中的一些稚嫩，港片在描写陈少白、李重光这样的革命者典型时总是显得有点用力过度以至有煽情之嫌，不如优秀内地影视作品对这类人物描写的举重若轻、拿捏准确，即使人物不是七情上面地唠叨革命、中国的明天这类词，也能使革命者的形象信服。看来，未经过革命风暴洗礼的香港对真正革命者的形象还停留在内地80年代文艺作品的水平上，港片要抓住主旋律人物的精髓尚需努力。

《十月围城》使我们看到，港片具有创造性和建设性地适应国内电影市场的某种可能，这次我们看到主旋律式的《赤胆好汉》、《十三太保》，今后会不会看到港人炮制的主旋律式的《人肉叉烧包》、《满清十大酷刑》（《风声》若是香港人拍的会怎么样？），不妨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