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大象无形

豆瓣上好多人说说这是一部简单的电影，但仔细分析不难发现，简单的仅仅是故事的情节，而在情节的背后则隐藏着张艺谋复杂的导演手法。他用繁复的叙事策略和视听手法一起构成了这部看似“大象无形”的电影。
影片从时间上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过去时间，五六十年代父亲和母亲相识再到被打为右派的父亲重回三合屯，另外一个是现在时间，远在他乡的儿子回家为父亲奔丧并将父亲下葬。两个阶段都各有一个主干故事作为支撑。
整部电影由儿子充当叙事人，起到讲述故事的作用。在故事里加入叙事人，以方便故事的讲述这种手法早在《红高粱》里，张艺谋就已经采用过，但与《红》不同的是，本片里的“我”参与到了故事中来，在讲述故事的同时，构成了故事本身的一个部分。
在现在的故事时段张艺谋采用了一种类似于纪录片的拍摄风格，镜头非常冷静和克制。常常是固定机位，构图，画面都不求工整。而且大量选取了非职业演员，但与深受意大利现实主义影响的第六代不同，张的非职业演员选用更多的处于影片风格的考虑。
在现在的故事时段里，讲得是现实，而现实是冰冷的，所以张采用了低饱和度摄影，画面黑白，与过去时间画面鲜艳的颜色形成鲜明的对比。在乡村小学教了一辈子书的父亲为了筹钱翻盖校舍四处筹钱，遭了风寒，死在县城的医院里。母亲固执的要求要将父亲的尸体从县医院抬回三合屯，考虑到现实的种种困难，“我”试图说服母亲，看到了桌子上父亲和母亲年轻时的照片，因此引出影片最主要的故事——年轻时候的父亲与母亲的故事。
在过去的时间段里，画面非常漂亮，高饱和度使得影片像一幅浓郁的油画。好的导演总是用画面来说话而不是自己跳出来说话，因此，童话一般画面表现了张艺谋对待这一部分影片的态度，这属于过去，而过去是美好的。
第五代是以前所未有的造型艺术震惊影坛的，而张艺谋对造型的偏爱尤甚。他非常喜欢红色，从《菊豆》里高高悬挂的红布到《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里小金宝的红唇及登台演出时的一袭红装，红色也或多或少的代表了张艺谋电影里的女性性格。执拗，热烈，一根筋到底。在《我的父亲母亲里》红色就是母亲鲜艳的头巾，父亲最喜欢的那件棉袄，也是不顾几天的连续高烧顶着大雪想要去县城看一眼父亲，看一眼，一定要看一眼，最后昏倒在半路。其实张艺谋电影里的女性，多少投射了他自己的性格。阿伦雷乃曾经说，每个导演一生只拍一部电影，只讲一个故事，到了张艺谋这，则变成了，他只拍一个女人。不管是民国初年，还是文化大革命，还是九十年代，是在大上海还是在偏僻的小山沟，讲来讲去，都只是这个女的故事。
在父亲和母亲第一次相见的场景里，张选用了大量的升格摄影，拉长了画面时间，他反应的是母亲的心理时间。他的镜头语言使人很轻易的认同了母亲，放弃质问爱情到来的仓促性。而在母亲在山路上等着与父亲相遇的段落里，除了升格摄影，还使用了长焦镜头，造成我的心里只有你的画面效果。
在过去时间段落里的拍摄手法很容易使人进入到父亲母亲的故事中去，而在母亲穿着红棉袄终于在路口等到被打成右派而几年不能回来的父亲后，影片重新进入到现在的时间段落。过去的温暖鲜艳与现在的黑暗，冰冷对比，格外触目惊心。
在张的电影里，他常常刻意的忽略时间，他的故事总是几乎可以挪移到中国的任何一个时代。如《菊豆》里杨天青的故事，可以发生在民国初年，也可以发生在封建社会任何一个阶级严明的年代。但在《我的父亲母亲》这部片子里，他明确的在电影里表明了故事的时间，一次是母亲揭下一九五八年的日历，另外一次则是现在时间段里墙上的《泰坦尼克号》的电影海报。但这仍然是一个和时间无关的故事，五十年代的故事只是给父亲被打成右派赋予了一个适合的时代背景。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右派身份给父亲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右派”唯一的作用就是给父亲和母亲的爱情带来阻碍。而墙上的海报仅仅是交代了时间的流逝，起到一个表明时间的作用。没有明确时间的故事，就是通用的故事，张艺谋从历史的坐标中凌空为我们虚构了这么一个故事，所以无论是哪个时间段的观众，都可以轻易的被其打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