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哀于我

  电影一开始，德帕迪约讲述了一个他父亲的父亲的父亲遇到困难便走进森林去燃起火焰祈祷的寓言，我们一下子想到了雷奈的《美国舅舅》中那个美国舅舅的寓言。雷奈的电影也是非常重形式的，他仿佛用一把手术刀在精确切割这个社会的病症肿瘤，然而，毕竟，他还是给观众留下了清晰的故事线索。但戈达尔这个巧妙的对比借用显然又只是个幌子，根本不足以成为理解电影的重要线索。事实上，戈达尔的电影就是一个各种符号展示的平台，符号之多有如大杂烩，画面的表象和意义夹缠不清。戈达尔一直都在致力于探讨符号系统是如何产生意义的，他发现电影是为符号学做这些实验的崭新的且非常适当的媒介，这也催生了他六零年代那些惊人的作品。从七零年代开始戈达尔更注意到声音和画面的辩证关系，他开始探讨声音独立于画面之外的主体性。《悲哀于我》，只是他对于电影的这些哲学层次的思索的一个延续，又一个实验场。
  也许节奏是放缓了，也许观点是不如以前激烈了，也许想象力开始缩减了，也许叙事更加破碎虚无了，也许八零年代复出后的戈达尔有着种种不是，但无可否认的是，他的电影还是有着无可比拟的艺术性和前卫性。复出后的戈达尔不再拥有如昔日般的影响力，不是因为他的作品退步了，而是因为他的作品不再和当时代最重要的社会病症热切贴合，他是只属于六零年代那个爆炸性的时代的英雄。从七零年代开始，西方社会就早已是个理想退潮的时代，不但戈达尔未能继续紧贴时代的脉搏，而且即使他把握住了，也未必会有同样热切的观众去欣赏了。这已不是戈达尔的那个时代了。
  所以《悲哀于我》，只是一个执着的老头为了他心爱的事物而进行的又一个实验。我们看着他孤独的背影，无动于衷，或许只是爱莫能助。这的确是个悲哀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