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心之过&政治思考&什么是坏人
这篇影评可能有剧透
Cube是哪来的？
似乎三部看完都没有明说，但是其实第一部就有过隐喻式的交代。根据片子的情节和人物对话，我们似乎可以合理地推论为，这是一个政府部门（或某些掌握巨大权力的政客）主导建造的东西，目的不详。如建筑师Kazan所云，这是一个“无心之过”。
人们通常把过恶理解为刻意的东西，以为“无心”构不成大错。传说，阎王殿的门口挂着的对联写的就是：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作恶，虽恶不罚。把意图伦理看得最重的民族常常要在法治的道路上走弯路。实际上，分析一下人类经过的所有巨大人为灾难，每一个背后几乎都包藏着大量的“无心之过”。
纳粹就是个例子。我们都知道众多的纳粹军官在战后都用“我只不过是执行命令”来为自己的杀戮行为辩护。而在我们国家更有甚者把那一段不堪岁月描写成“阳光灿烂的日子”——这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病态心理。人们在某种意识形态、学科分工、职业规范、知识化专业化或其他种种“催眠术”的影响下，悬置应有的道德判断：或者把道德问题涂抹上意识形态的闪光涂料；或者把道德问题拆解开来，化约为一个个零星的专业知识问题加以屏蔽，这样铸就起来的无心之过，往往是巨大灾难的真正推动力。
但是很遗憾，面对无心之过，似乎还是没有什么好的防范措施。虽然自由国家的制度可以大大缓解因意识形态带来的无心之过，然而你永远不能保证自由国家的每一个公民都会珍惜自己的自由，形成独立的思考去抗拒“无心”。在今天，强势的大众文化、快餐式的生活，这都是独立思考之敌，也是隐藏集体无意识和“无心之过”的魔瓶。“逃避自由”的结果就是心慌方。
正如肯尼迪总统说的，“放弃自己的判断是不道德的”。
我们再来看看这些在Cube里挣扎的人们。
也许很多人都还记得小时候的那个故事，说用瓶子模拟一个出事故的矿井，井底放几个小球代表被困人员，一次只能救一个人，上面的人如果一个接一个地拉出去则全体得救，上面的人若争着一齐拉则一个也出不来。这个古老的故事昭示着人们，缺乏规则，一切就都是空谈。
不祥的是，粗心而骄傲的现代人常常忽视它……他们以为凭借技术我们就可以取胜。
其实，令人颇有些惊诧的发现，即使在如此险恶的环境里面，这些人的思虑还是没有达到应有的成熟。他们起先慌乱，继而聚集并求生，然后是通过技术手段寻找出口，却唯独没有认认真真的考虑过一个重要的问题——政治问题。
政治冷漠是要不得的，孙中山先生说政治就是众人之事，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你不搞政治，政治就要来搞你。也许正是在公众生活的政治冷漠让他们没有那一份心智去考虑政治，这个过错的后果只能由他们全体的死亡来承担。只有傻子走出去，这是对一群没有政治头脑的人最大的讽刺。其实在历史上，曾经有一群人跟他们有过类似的境遇，然而那些人却靠着善良而智慧的政治头脑，不仅成功脱险，而且成为美国立国最伟大精神来源之一，那便是《五月花号公约》和五月花精神。
在Cube第一部里面，使得全体死亡的直接原因出在昆廷身上，而不是立方体——这个现实生活中代表正义的警司在没有得到任何授权的情况下，就自封为他们那一帮人的领袖。这个领袖为大家设立一个共同目标——活着出去。OK，为了活着出去，你们都得听我的，不听我的，就视为扰乱，而干扰大家求生的行为是绝不容许的，所以我要对你施加惩罚。请看，这样一来，一个缩微版的专制主义结构已然生成。昆廷俨然就是一个威权领袖，其他几个成员则被绑架进了“革命党”，乍一看来，“领袖”道德感和正义感都十分强烈，折服人心，是个好人；成员们又都各司其职，有的会算术、有的会医疗，还有的懂建筑——总之各有所用吧，就连疯子也是数学天才。这样一个团队要冲出去岂不是稳操胜券吗？
但是，政治智慧要求我们思考权力的运作方式。是的，这样一个“缩微版专制主义结构”传说是高效的（异次元恰恰向我们证明它是低效的！），然而它内部却缺乏对权力的制约。一旦权力犯了错，成员们是没有任何和平制约措施的。在昆廷害死了医生霍洛维之后，他“权力”的本质暴露无遗：那便是他自己那一身发达的肌肉和强健体魄，是他的拳头硬，他打得过、镇得住其他人，于是乎“有枪便是草头王”了！
我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近乎荒诞的事实：这些在现代社会（而且应该是自由国家里）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生、医生、建筑师和警察们，他们居然接受了这样一套丛林法则！倘若他们能有一点点“五月花精神”，思考一下集体行为的规则，应当不至于落得那步田地。可是，也许是在慌乱之中失去理智，也许是因为他们脑子里压根儿就缺了政治这根弦——其最终失败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也许有人说，现代社会分工如此发达，没有职业的政治学者在场，一般人又怎么懂得如何建立一套良好的规则制度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也只能说：失败就是失败，不懂不是借口。谁让你不懂呢？五月花号上的流浪汉们就懂吗？美国建国之初的乡巴佬们就懂吗？自由的社会本质上是由个人承担责任的社会，然而科技的进步和分工的细化却使得这份责任越来越重，以至于个人的肩膀无力担负（当然也必须指出，这里也有相当强大的“逃避自由”的主观因素存在）——他们开始习惯于把自己的责任交给政府或者其他异己力量，这最终的结果就是心慌方里Game Over的厄运。在昆廷“自封”的那一刹那，建筑师Kazan轻蔑地抗议道：你说是就是了？这也许是唯一一个能够改变他们命运的质问，遗憾的是，这个质问并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
所以，让在我们在思考具体怎么做那些技术活儿之前，先花五分钟时间想想权力的来源及其运用、想想规则制定吧。不要用“不懂政治”来推脱，政治思考是每个人的责任，推脱的后果就是出不去。可能在那样一个慌乱的处境之下，人们盼望得到权威的引领就仿佛婴儿盼望得到父母的照料，但是无论如何，请用理性平和的心态节制一下您的恐怖情绪吧。不得不说，有时候现代人真的是相当可怜。
到底什么是所谓的“坏人”？
这也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小的时候我们以为电影里的国民党特务汉奸就是“坏人”，但是现在我们明白，那是一套可笑的意识形态符咒。于是我们又觉得触犯道德和法律条文的是坏人，譬如欺诈、杀人、抢劫强奸。但是如果人类社会的坏人仅仅是这些，其实不至于造成很多灾难性的错误。
在影片的开始，我们并不会想到昆廷是个坏人。他表现得极富道德感、使命感。他稳定众人的情绪，安慰那些不知所措的人，使大家逐渐把心态调整平和以共度难关。这样一种姿态在一个突变的境况下，也把他的地位彰显得十分突出。他是现实世界中维护正义的警察，在虚拟世界中也“理所当然”地成了众人的焦点，即使举行选举选出他们当中的领导，我看昆廷当选的可能性也最高。他的性格沉着镇定、处变不惊，而且有着相当强大的信心和乐观态度，坚信一定可以出去，这样一种态度无疑也对大家的情绪起到了很大的稳定作用。只有在稳定的心态下，他们之中每个人的才能才可以充分地发挥出来。也许是他的职业练就了这样一种性格，但无论如何，至少他在前期有很大的功劳。
以他前期的表现，我们非但不能说他是坏人，而且甚至也不能说他是处于好人和坏人中间地带的那些人，他就是一个好人。光看着他的外表，可能就给人一种可信任感和依赖感。
可是，随着情节的展开，他的那些隐匿的毛病我们渐渐也发现了。他习惯于命令——服从逻辑，忌刻、不宽容。他常常把好人和坏人绝对化，把那些没什么的道德感和使命感的人也看成坏人或至少是无用之人（对Kazan）。同时他又习惯于正向思维，因而也反感霍洛维医生动辄对一些事情提出质疑的习惯。他对人和人生命的看法又是不平等的，对他来说，首先重要的是自己的生命，其次在Cube里面人们的生命价值按“有用”程度排序，譬如数学系女大学生利文可以算出脱困之路，因此她的生命价值最高也最受昆廷器重。傻子什么也不会干，因此生命价值最低也常常遭到昆廷的冷言恶语，可是当人们发现傻子其实是数学天才的时候，昆廷又对他热情起来。这当中又反映了昆廷此人极端的功利主义、物质主义、自我中心和没有任何信仰。
把他的优缺点两相联系，我们惊诧地发现：他的“道德感”不过是他强烈求生欲望的一种美化表达；他的“使命感、正义感”不过是他唯我独尊的漂亮修饰。是的，他是有乐观的心态、镇定的情绪，可是在不宽容和功利主义这个更为根本的性格特点面前，这两条都演化为了他使用暴力的借口。
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还不能就认为他是一个坏人，而只能从九十分逐渐降到六十分。真正使他成为坏人的，是由性格——思想到具体行动。这个关键性的行动就是他杀死霍洛维医生。杀死医生标志着他正式地当上了坏人。因为这个行动表明了他的近乎疯狂的忌刻、奸诈和不会节制自己（不会区分思想和行动），同时这个行动也使他自己在心理上完成了由好人到坏人的质变：杀人之后，他不再需要那些骗人骗己的“道德感”、“正义感”，老子就是要出去！赤裸裸的利益宣示成为了一切。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有句名言：“无论如何，权威排除对强制的使用；一旦武力被运用，权威本身便失败了。”套用这个思路过来，昆廷也同样如此，只是他还并不相信自己的失败。杀死霍洛维之后，他的“权力”本质：硬拳头，还施用了好几次。他以为用武力相威胁便可以使大家顺从。这个时候，大学生和建筑师才终于意识到他的狠毒和可怕，他们联手行使了“权力限制”，不仅绝不再承认他的权威，而且设计铲除这个恶棍。之后，一种真正较为自由平等的人际关系也在他们中间形成。然而可惜的是，他们把除恶看得太简单，最终导致了昆廷的反扑，Game Over。
一个著名的文学批评家说过，“我那时还不了解人性多么矛盾，我不知道真挚中含有多少做作，高尚中蕴藏着多少卑鄙，或者，即使在邪恶里也找得着美德。”人性的复杂性是文学书写的对象，也一定是政治学思考的对象。好的制度从来都是要防范权力而不管掌权者看起来有多么高尚。
异次元给了我们许多启示。一个相当重要的启示便是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忽略制度。从善中发现恶也好，从恶中发现美也罢——自由的制度并不关心那些具体的ABC怎么折腾，它只关心当权者想要为恶的时候，怎么才能让他干不成，怎么才可以让人们及时纠正。
似乎三部看完都没有明说，但是其实第一部就有过隐喻式的交代。根据片子的情节和人物对话，我们似乎可以合理地推论为，这是一个政府部门（或某些掌握巨大权力的政客）主导建造的东西，目的不详。如建筑师Kazan所云，这是一个“无心之过”。
人们通常把过恶理解为刻意的东西，以为“无心”构不成大错。传说，阎王殿的门口挂着的对联写的就是：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作恶，虽恶不罚。把意图伦理看得最重的民族常常要在法治的道路上走弯路。实际上，分析一下人类经过的所有巨大人为灾难，每一个背后几乎都包藏着大量的“无心之过”。
纳粹就是个例子。我们都知道众多的纳粹军官在战后都用“我只不过是执行命令”来为自己的杀戮行为辩护。而在我们国家更有甚者把那一段不堪岁月描写成“阳光灿烂的日子”——这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病态心理。人们在某种意识形态、学科分工、职业规范、知识化专业化或其他种种“催眠术”的影响下，悬置应有的道德判断：或者把道德问题涂抹上意识形态的闪光涂料；或者把道德问题拆解开来，化约为一个个零星的专业知识问题加以屏蔽，这样铸就起来的无心之过，往往是巨大灾难的真正推动力。
但是很遗憾，面对无心之过，似乎还是没有什么好的防范措施。虽然自由国家的制度可以大大缓解因意识形态带来的无心之过，然而你永远不能保证自由国家的每一个公民都会珍惜自己的自由，形成独立的思考去抗拒“无心”。在今天，强势的大众文化、快餐式的生活，这都是独立思考之敌，也是隐藏集体无意识和“无心之过”的魔瓶。“逃避自由”的结果就是心慌方。
正如肯尼迪总统说的，“放弃自己的判断是不道德的”。
我们再来看看这些在Cube里挣扎的人们。
也许很多人都还记得小时候的那个故事，说用瓶子模拟一个出事故的矿井，井底放几个小球代表被困人员，一次只能救一个人，上面的人如果一个接一个地拉出去则全体得救，上面的人若争着一齐拉则一个也出不来。这个古老的故事昭示着人们，缺乏规则，一切就都是空谈。
不祥的是，粗心而骄傲的现代人常常忽视它……他们以为凭借技术我们就可以取胜。
其实，令人颇有些惊诧的发现，即使在如此险恶的环境里面，这些人的思虑还是没有达到应有的成熟。他们起先慌乱，继而聚集并求生，然后是通过技术手段寻找出口，却唯独没有认认真真的考虑过一个重要的问题——政治问题。
政治冷漠是要不得的，孙中山先生说政治就是众人之事，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你不搞政治，政治就要来搞你。也许正是在公众生活的政治冷漠让他们没有那一份心智去考虑政治，这个过错的后果只能由他们全体的死亡来承担。只有傻子走出去，这是对一群没有政治头脑的人最大的讽刺。其实在历史上，曾经有一群人跟他们有过类似的境遇，然而那些人却靠着善良而智慧的政治头脑，不仅成功脱险，而且成为美国立国最伟大精神来源之一，那便是《五月花号公约》和五月花精神。
在Cube第一部里面，使得全体死亡的直接原因出在昆廷身上，而不是立方体——这个现实生活中代表正义的警司在没有得到任何授权的情况下，就自封为他们那一帮人的领袖。这个领袖为大家设立一个共同目标——活着出去。OK，为了活着出去，你们都得听我的，不听我的，就视为扰乱，而干扰大家求生的行为是绝不容许的，所以我要对你施加惩罚。请看，这样一来，一个缩微版的专制主义结构已然生成。昆廷俨然就是一个威权领袖，其他几个成员则被绑架进了“革命党”，乍一看来，“领袖”道德感和正义感都十分强烈，折服人心，是个好人；成员们又都各司其职，有的会算术、有的会医疗，还有的懂建筑——总之各有所用吧，就连疯子也是数学天才。这样一个团队要冲出去岂不是稳操胜券吗？
但是，政治智慧要求我们思考权力的运作方式。是的，这样一个“缩微版专制主义结构”传说是高效的（异次元恰恰向我们证明它是低效的！），然而它内部却缺乏对权力的制约。一旦权力犯了错，成员们是没有任何和平制约措施的。在昆廷害死了医生霍洛维之后，他“权力”的本质暴露无遗：那便是他自己那一身发达的肌肉和强健体魄，是他的拳头硬，他打得过、镇得住其他人，于是乎“有枪便是草头王”了！
我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近乎荒诞的事实：这些在现代社会（而且应该是自由国家里）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生、医生、建筑师和警察们，他们居然接受了这样一套丛林法则！倘若他们能有一点点“五月花精神”，思考一下集体行为的规则，应当不至于落得那步田地。可是，也许是在慌乱之中失去理智，也许是因为他们脑子里压根儿就缺了政治这根弦——其最终失败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也许有人说，现代社会分工如此发达，没有职业的政治学者在场，一般人又怎么懂得如何建立一套良好的规则制度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也只能说：失败就是失败，不懂不是借口。谁让你不懂呢？五月花号上的流浪汉们就懂吗？美国建国之初的乡巴佬们就懂吗？自由的社会本质上是由个人承担责任的社会，然而科技的进步和分工的细化却使得这份责任越来越重，以至于个人的肩膀无力担负（当然也必须指出，这里也有相当强大的“逃避自由”的主观因素存在）——他们开始习惯于把自己的责任交给政府或者其他异己力量，这最终的结果就是心慌方里Game Over的厄运。在昆廷“自封”的那一刹那，建筑师Kazan轻蔑地抗议道：你说是就是了？这也许是唯一一个能够改变他们命运的质问，遗憾的是，这个质问并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
所以，让在我们在思考具体怎么做那些技术活儿之前，先花五分钟时间想想权力的来源及其运用、想想规则制定吧。不要用“不懂政治”来推脱，政治思考是每个人的责任，推脱的后果就是出不去。可能在那样一个慌乱的处境之下，人们盼望得到权威的引领就仿佛婴儿盼望得到父母的照料，但是无论如何，请用理性平和的心态节制一下您的恐怖情绪吧。不得不说，有时候现代人真的是相当可怜。
到底什么是所谓的“坏人”？
这也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小的时候我们以为电影里的国民党特务汉奸就是“坏人”，但是现在我们明白，那是一套可笑的意识形态符咒。于是我们又觉得触犯道德和法律条文的是坏人，譬如欺诈、杀人、抢劫强奸。但是如果人类社会的坏人仅仅是这些，其实不至于造成很多灾难性的错误。
在影片的开始，我们并不会想到昆廷是个坏人。他表现得极富道德感、使命感。他稳定众人的情绪，安慰那些不知所措的人，使大家逐渐把心态调整平和以共度难关。这样一种姿态在一个突变的境况下，也把他的地位彰显得十分突出。他是现实世界中维护正义的警察，在虚拟世界中也“理所当然”地成了众人的焦点，即使举行选举选出他们当中的领导，我看昆廷当选的可能性也最高。他的性格沉着镇定、处变不惊，而且有着相当强大的信心和乐观态度，坚信一定可以出去，这样一种态度无疑也对大家的情绪起到了很大的稳定作用。只有在稳定的心态下，他们之中每个人的才能才可以充分地发挥出来。也许是他的职业练就了这样一种性格，但无论如何，至少他在前期有很大的功劳。
以他前期的表现，我们非但不能说他是坏人，而且甚至也不能说他是处于好人和坏人中间地带的那些人，他就是一个好人。光看着他的外表，可能就给人一种可信任感和依赖感。
可是，随着情节的展开，他的那些隐匿的毛病我们渐渐也发现了。他习惯于命令——服从逻辑，忌刻、不宽容。他常常把好人和坏人绝对化，把那些没什么的道德感和使命感的人也看成坏人或至少是无用之人（对Kazan）。同时他又习惯于正向思维，因而也反感霍洛维医生动辄对一些事情提出质疑的习惯。他对人和人生命的看法又是不平等的，对他来说，首先重要的是自己的生命，其次在Cube里面人们的生命价值按“有用”程度排序，譬如数学系女大学生利文可以算出脱困之路，因此她的生命价值最高也最受昆廷器重。傻子什么也不会干，因此生命价值最低也常常遭到昆廷的冷言恶语，可是当人们发现傻子其实是数学天才的时候，昆廷又对他热情起来。这当中又反映了昆廷此人极端的功利主义、物质主义、自我中心和没有任何信仰。
把他的优缺点两相联系，我们惊诧地发现：他的“道德感”不过是他强烈求生欲望的一种美化表达；他的“使命感、正义感”不过是他唯我独尊的漂亮修饰。是的，他是有乐观的心态、镇定的情绪，可是在不宽容和功利主义这个更为根本的性格特点面前，这两条都演化为了他使用暴力的借口。
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还不能就认为他是一个坏人，而只能从九十分逐渐降到六十分。真正使他成为坏人的，是由性格——思想到具体行动。这个关键性的行动就是他杀死霍洛维医生。杀死医生标志着他正式地当上了坏人。因为这个行动表明了他的近乎疯狂的忌刻、奸诈和不会节制自己（不会区分思想和行动），同时这个行动也使他自己在心理上完成了由好人到坏人的质变：杀人之后，他不再需要那些骗人骗己的“道德感”、“正义感”，老子就是要出去！赤裸裸的利益宣示成为了一切。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有句名言：“无论如何，权威排除对强制的使用；一旦武力被运用，权威本身便失败了。”套用这个思路过来，昆廷也同样如此，只是他还并不相信自己的失败。杀死霍洛维之后，他的“权力”本质：硬拳头，还施用了好几次。他以为用武力相威胁便可以使大家顺从。这个时候，大学生和建筑师才终于意识到他的狠毒和可怕，他们联手行使了“权力限制”，不仅绝不再承认他的权威，而且设计铲除这个恶棍。之后，一种真正较为自由平等的人际关系也在他们中间形成。然而可惜的是，他们把除恶看得太简单，最终导致了昆廷的反扑，Game Over。
一个著名的文学批评家说过，“我那时还不了解人性多么矛盾，我不知道真挚中含有多少做作，高尚中蕴藏着多少卑鄙，或者，即使在邪恶里也找得着美德。”人性的复杂性是文学书写的对象，也一定是政治学思考的对象。好的制度从来都是要防范权力而不管掌权者看起来有多么高尚。
异次元给了我们许多启示。一个相当重要的启示便是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忽略制度。从善中发现恶也好，从恶中发现美也罢——自由的制度并不关心那些具体的ABC怎么折腾，它只关心当权者想要为恶的时候，怎么才能让他干不成，怎么才可以让人们及时纠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