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立难安的在场感

在ICA，晚上八点半才开始放映，ICA的椅子只有一半，头也没办法靠着，很让人难受。影片前半部分的所有内容，暴力、滋掉的声音，黑白糊的画面，和画面中的内容，介质+内容+物理场景的多重效果建构了从身到心的坐立难安。多重的trauma袭来，所谓在场感，竟然是这么来的。

北京的上海的新疆的香港的回忆画面影像砸过来。于是从一开始就在哭。

暴力永远是这样的暴力。

60年前异国的国家机器，甚至可能不是有编制的警察，而是雇来的人，他们拿着一天1000rmb的薪资要拆除这个村落。和民众对峙。民众问向对方“你没有良心吗，你没有孩子吗，你不是在这个国度生活吗”，六十年后的都市，一模一样的对话仍在发生。

又从根上想了一遍，从400年前的法国大革命追求的价值开始，从天赋人权开始，原来人是有机会去维护自己的生存处所，（也可能只是机会，并不是现实）。至少三里冢的农民们有去做这件事。

他们和土地的联结太深厚了。这样和土地的爱，也可以媲美我们能理解维度的人与人之间的爱。可是城市长大的孩子，全球化流动的孩子是体会不到了。

发展和人民，到底如何选择？当权者在追求的，和踏踏实实日常生活中的幸福。发展中国家地区和发达国家地区的裂痕。暴力与

摄影机前是一条界河，对方和“我们”，清晰而明显。

用铁链子把自己和树绑在一起的女人们，带着孩子，用围巾垫在脖子上。

其实如果能结束在抗争现场的树上，三个人面对镜头无言时就刚刚好。这样所有的素材都组成了抗争这一件事。时长上也还好，可是下一幕来到了地下开始了事无巨细的介绍，就都有点坐不住了。

老鼠逃窜，沙质土壤的地道是他们休息的地方。

花了10分钟介绍蜡烛烛光为什么在风口处会变小。

以下为《收割电影》的摘抄（为了消除PDF的混乱格式，c老师还是帮我加入了小标题，不是小川绅介原本的小标题，懒得改了）

自我与感受力 我的性格有点儿像信号灯，喜欢这个世界一会儿变得灰暗一会儿变得明亮。

侯孝贤的抒情性与风土 大家知道中国台湾有个叫侯孝贤的导演吧？现在是世界知名的导演。他的作品风格有很深的抒情性。那种抒情并不是我们一般想象的那种甜蜜的、仅仅是多情善感的东西，而是根植于那里风土的最深处。也就是说，他的电影让你觉得：只有那些脚踏实地的人，才会有这么柔美的抒情，或者说只有脚踏实地的人才会描绘出这么柔美的抒情。

“Far East”无法涵盖的感受经验 对我来说，刚才讲的这些感觉，用东南亚这一地图式的感觉，“Far East”远东这一划分方式是捕捉不到的。而且我是在柏林这一干燥国度的城市里看到的上述电影，因此受到了很大的震动。也就是说，我看了侯孝贤的电影，就觉得果然是出自吃米的民族之手。米与这种气候风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人与风土的呼吸。

人与风土的 日本这个国家，呈现这么个形状，我们就生活在这么一个亚洲型的气候带中有关。为了生存而耕耘土地，建设村庄，选出易于生长的种子，使产业发展起来。而这些在现在，正遭到急剧的破坏。可我觉得，人们在各自的特定的风土中所摸索出来的最适合于环境的生存方式，对事物的思考方式同时也遭到了破坏。我认为人这种东西，就连我自己拍的电影的主题也是如此，很难从自己所处的这个窄小的空间脱离开去。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共通点又在哪里呢？我认为：人们在自己的窄小空间里一边不停地纵横无尽，一边需要不停地向深处、更深处挖掘。只有当你向深处挖掘的时候，才会联想到他人，才会获得这种想象力。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认为这一点，不论是对东南亚电影，还是对非洲电影、美国电影来说，都是一条真理。

韩国电影与记录的缺席 不久前，在香港电影节上，偶然碰到了李沧东，谈到了现在韩国电影很出色。确实很好，每个片子都很有特色。当然也有无聊的，也许是我赶巧看到了李沧东的电影所以觉得很好也说不定。确实很有力量，让你感到想说的话直截了当地说出来的那种力量。那时我跟李沧东讲：现在全世界都说韩国电影好，日本也是如此。可是据我所掌握的情报，在韩国如果拍了反体制的纪录片，说不定会遭到逮捕，电影也会被禁演。事实上，我们可以比较自由地看到韩国的故事片，都没看过几部纪录片。可是，像日本都有大学问题以及农村问题一样，韩国也应该有这些问题。那么，这些东西既看不到也听不到又意味着什么呢？也就是说虽然现在连日本也说韩国的电影棒，可是，如果产生纪录片的土壤真的很贫瘠的话，那么故事片赖以繁荣的土壤也同样不会肥沃。

关于《恋恋风尘》的感受 侯孝贤的《恋恋风尘》里有这样一场戏：被中国大陆的巡逻艇抓住的渔民被带了上来，因为同是中国人，所以一个士兵为他们蒸了一锅香喷喷的馒头。可是，无论是被逮住的孩子，还是他母亲和爷爷都不吃，怕被毒死。一腔好意的士兵觉得受了悔辱，拿起馒头自己吃。于是，孩子也试探着吃一点……这个镜头非常好，这种紧张感我们就没有。正因为如此，我才更希望这些地方有纪录片的出现，也想看这样的纪录片。

中国纪录片的空白与反思 我曾跟拍《盗马贼》（这是个非常好的片子）的导演田壮壮谈过想看中国纪录片的话题。我说我想看中国的纪录片，他的回答和我一样。他讲自己曾看过几部新中国刚成立时拍的纪录片，有好片子，可是这些年以来就再也没看过什么片子了。他认为在中国，所谓的纪录片，就是专题片。日本是从中国学来的，因此中华民族不可能是不懂记录的民族，一定是在某些地方出了什么差错。

生活知识与电影感性 再说点儿离题的话。比如树和不可燃的树都分不清的话你冬天，那到山里去，冻得不行的时候，要你只好冻死。如果你懂得哪种树是可燃的，你就会把可燃的树枝捡回来，然后劈成火柴棍一样细，这样你很快就会拥有一堆温暖的火。这些事看上去也许和电影一点儿关系也没有，可是我认为它本身就是电影。这么一想，就更觉得我们拍电影的方式不行了。结果，我们觉得如果不自己亲身体验一下挖土耕田的滋味，就绝不会拍好农民。这种感受越来越强烈，最终促使我们搬到了山形。

三里塚的政治与差别对待 还有一个原因，农民问题实际上包含着很深刻很重要的内容，这一点，却被大多数的日本知识分子长期忽略了。而我们也不是从理论上推断出来的，是通过直觉感受到的。比如说，假设机场不是建在三里塚而是建在东京都内的居民区里，那么不管怎样，也不会有那种残忍暴虐的事情发生。一点儿也不和农民商量，就拍板定夺了，这种做法，可以说和那些政府官员脑子里的歧视有直接的关系。对方充其量不就是农民嘛，日本是个先进国家，要变成工业地区了，今后，农产品什么的只要从东南亚或是美国廉价进口不就可以了吗。这种歧视感，从生理上就可以感受到，这也激起了我们的愤怒。

三里塚：“农”与拍电影*

为什么到三里塚去？这个问题被问得最多，也总是被最暧昧地回答（笑）。现在如果再有人问这个问题，我可以很准确地说出答案。不过，我总觉得那全是谎言。怎么说呢，因为我们最初到三里塚去的时候，什么也不懂，而且也没想到要待这么长时间。像我这样的人，在某些地方容易被土的气息吸引，即使是在城市的生活中，也喜欢从黏糊的生活中发现点儿什么。在开始拍《三里塚的夏天》之前，实际上曾想要拍这样一个片子：在新宿车站附近的甲州街道的川崎屋后面（现在变得整洁漂亮了，从前有一排类似贫民窟的地方），有很多妓女，还有寺院。那时正好是在东京奥运会前夕，我曾想住到那个乱哄哄的生活中去，通过和那里的人们一起生活，记录下家庭生活的有为转变。在拍《压制的森林》的时候，还曾去那里调查过。

其实，不是三里塚也没什么关系。这样说也许听起来有点古怪，总之，我们想要表现的无非是赤裸裸的生活。正巧那时候，三里塚在提倡什么“举家参加战斗”，因此我们就去了那里。此后，就整天和家庭生活打交道了。还有一个原因，农民问题实际上包含着很深刻很重要的内容，这一点，却被大多数的日本知识分子长期忽略了。而我们也不是从理论上推断出来的，是通过直觉感受到的。比如说，假设机场不是建在三里塚而是建在东京都内的居民区里，那么不管怎样，也不会有那种残忍暴虐的事情发生。一点儿也不和农民商量，就拍板定夺了，这种做法，可以说和那些政府官员脑子里的歧视有直接的关系。对方充其量不就是农民嘛，日本是个先进国家，要变成工业地区了，今后，农产品什么的只要从东南亚或是美国廉价进口不就可以了吗。这种歧视感，从生理上就可以感受到，这也激起了我们的愤怒。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当时对那种面对面的生活有一种异常的兴趣。我自己，迄今为止一直在拍与生活过分脱节的电影，比如说PR电影什么的，也许这起了一种反作用。总之，许多因素混杂在一起，促使我们到三里塚来了。

我一点儿也不认为我们像世上所讲的那样，是带着很明确的主体思想进入三里塚的。但是，包括我自己在内，周围那些盘腿坐在日本的文明和进步之上的人的存在，是促使我们进入三里塚的原因之一。日本的农业人口，到我们父母生活的明治时代为止，一直占总人口的80%。无动于衷地把他们一脚踢开，骑在他们头上制造歧视的我们，不能不说是把自己放到了农民之上。这些事在我心里像针一扎一扎似的。为什么像针扎一样呢？因为我在大学里，曾稍微接触了一点儿民俗学的东西。

有意思的是，民俗学的东西没有一个从城市产生的先例。从城市周围产生的一个也没有，注定是从偏僻的农村，偏僻的地方产生的。桃太郎的故事也是如此。当我们想到各种各样的风俗、习惯，日本人千百年来一直注重的规矩、礼节，以及日本人的原型意识的时候——比如战后，我们学会了民主主义。可是，民主主义这个东西，最近已经开始暴露出其本来面目。事到如今，再提什么民主主义只会遭人嗤笑——这种事，只要研究一下日本古代捕梭子鱼的渔民们定的规矩就会发现：古代日本人早就在做的事，远远超越了战后的民主主义，甚至可以否定它。

农村以及渔村，这些被视作落后于文明标准的地方——冲绳什么的原来是如此，但已经一点点地被资本所侵蚀——既没被侵蚀又保留着珍贵传统的地方，几乎全是偏僻的农村，必须乘船才能去的地方等等。比如说宫古岛好像就是如此。当我们提到日本人的神的时候，那种最纯粹的理解还保留在这些地方。这也是我感到心痛的原因之一。

我不太喜欢农民这个词。特别是用“农”和“业”来讲农业。这是个非常讨厌的词汇。本来，“农”是指更广义的、更全面的事物，“业”指的是生计，不应该把它们混淆在一起。从前没有这个词，是明治以后才出现的。我从三里塚的人们身上所感受到的，也不是农业这种构思。说得极端一点儿，把“农”和“业”混淆起来的是机场。对这种近代性的合理主义，三里塚的农民在说“不”。这一点，我和农民们想的一样。恐怕摄制组的成员们，通过这四五年的时间和农民们一起斗争，已经相当明确地用自己的身体捕捉到了这种感觉。“农”和“业”是怎样互相矛盾的一对事物，“农”是何等的重要。或者说，日本的历史是如何残酷地压榨农、渔、矿这些第一产业，最终这些产业一次也不曾得到解放，而日本的近代化就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这种状况造就了一批不是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这里的人们通过自己的经验深刻地体会到：如果不把这段历史弄个明白，那将来就会变得一塌糊涂。

反对建机场的人们的心情

现在，跑道已经基本上建成了，正在搞附属设施。可是对我来说，我们所做的一切——也可以说是所蒙受的一切——在这一切当中，你还能建成什么呢？我认这一点比任何事都重要。即使你机场建成了，可是在这里，在这个机场里，敢于说“不”，不肯低头的农民不是照样活着吗？说不定还会活得很久。从这个意义上说，机场并没有建成，绝对没有。而我们，只要这些人还活着，就会不停地寻找他们不肯服从的原因，不停地告诉人们机场没有建成。

弗朗兹·法农曾说过这样一句名言：不管一座桥梁有多方便，只要有一个人因为桥的存在而蒙受不便，那么，这座桥就应该捣毁。这句话的意思，它的真意，仔细想一下就会明白。因为建机场而家族离散，有人自杀，只要发生一件这种事，机场就应该捣毁。因为这里有这么一些人，因为建机场而愤怒而怨恨而死去啊！权力一方，已经没有任何依据要在这儿建机场了。

如果细细咀嚼弗朗兹·法农的话，你就会明白农民们为什么要反对建机场，能让你心疼得掉泪——这是因为他们留恋土地呀！至少农民们绝对不会被传媒的那种荒诞的夸张性报道所迷惑。更何况，如果这些报道可信的话，那么，到昨天为止还说联合赤军的浅间山庄事件是正确的，今天又说他们用私刑杀了十四个人是错误的，这种东跑西窜、不成体统的报道是不会有的。

思想这个东西就是这么回事儿，不是只有读康德马克思黑格尔才算是什么思想，思想归根到底是指你明天怎样活着。

所以，即使机场在这里建成了，那也是作为权力之幻想的机场，而绝不是我们的历史时间中的机场。对佐藤荣作来说也许是机场，可是对我们来说却充其量不过是一片广表的荒野。正因为能坚持这样想，才有在这里拍电影的意义。还有，虽然我没打算在这里待一辈子，可也没什么关系，因为我可以把在这里学到的、看到的珍贵经验带到下一个地方去。在这里，我们的那些已经看透了一切的农民们，用心灵把他们的不肯屈服的意志显示给我们着。当然他们不是有意识这样做的。可是，在他们心里流淌的，难道不正是真正的善良吗？就是把自己的身体绑到树上，也要和权力斗。这才是出自心灵深处的善良啊！

若让我说的话，最懂得三里塚的人们所显示的这种发自内心的善良的，恐怕是那些在日的朝鲜人和未解放部落的人们，或者是更贫困的人们，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