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镜子

淡淡的忧郁,冷色调的拍摄映衬着孤零回忆的田园风光,诗意的旁白,导演塔可夫斯基纠缠离奇的梦和意象他究竟在忏悔和反思什么?这是一支挽歌一场时代的落幕纠纷,妻子和母亲角色的重叠,他越想弥补却持续的碎裂,西班牙难民在二战时期至苏联避难,成人的苏联西班牙人却依旧逃脱不了认同感和归属感所带来的罪责一生终其在这条钢丝上挣扎,一面厌恶,一面又苦苦思念,这种极其矛盾又复杂的情绪压窜着每个苏联西班牙人,到底是爱故乡还是恨故乡,谁也无法回答这个残忍遗留的问题。由失去双亲的小男孩手中扔出的练习手雷引出了苏联二战行军时的一小段胶卷纪录片,胶卷的摄影师和士兵在同一天惨烈的全部阵亡,它代指了塔可夫斯基最最敬畏的一个词——牺牲。父亲的牺牲,祖国的牺牲,个人的牺牲,母亲的牺牲,这些并非像恰达耶夫说的那样无所谓,而正如普希金所说的:“神圣且不可被替代”。牺牲并非是苍白无力的而是崇高不朽的,是一座血肉的丰碑,而被馈赠这份牺牲的人并不完全是感恩戴德,更多的是存活者对牺牲者绵延不断的愧疚,少年塔可夫斯基对母亲犹如达芬奇的一幅女人肖像画般迷人又丑恶,在父亲参军还未归来时,因纳粹德国对莫斯科的空袭,母亲带他到乡下避难,而母亲用向邻居当掉手饰的方式向其讨求生活用的物资,在忽明忽暗的灯火下他意识到了母亲为他做出的牺牲,在面对邻居对母亲的羞辱时,母亲眼神的坚毅和骇人,他认为他有“罪”,他开始反思他的存在给母亲的带来的苦难和牺牲,他是惧怕和厌恶母亲吗?还是在惧怕和厌恶母亲为他所受的羞辱和牺牲所带来的愧疚感?愧疚所带来的嫌隙已经埋好了种子,在发芽时才感受到可根已经紧紧的扎进血肉,牺牲已经铸成钢铁,愧疚已成为洪流,一切忏悔都是徒劳。(?)当代表宽恕的小鸟在病床上临近死亡时,病重的塔可夫斯其将它抛起,一切沿着时间可逆的轨道漂流在他和妹妹还未出生时,当一切还有希望和念想时,父亲和母亲闲适的躺在草坪时,母亲流出幸福却又苦涩的泪时。似乎唯有忏悔解决遗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