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身份·诗歌 ——电影《白塔之光》的城市想象与文化记忆

*本文是笔者参加第八届钓鱼城大学生影评大赛本科生组主竞赛单元所用的文章，止步于入围奖，文章潦草稚嫩，请多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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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白塔之光》作为张律首次在内地取景拍摄的影片，城市漫游者的故事在本片中被再一次被书写，男女主人公之间的暧昧情愫与孤独寂寞实则是对身份认同的询唤。作为旧文人象征的诗歌则承担着文化记忆，发挥着隐喻作用，叙述着历史创伤，呈现有关不同代际之间人群的精神世界内在流放。身份认同和精神流放最终指向的是北京的历史空间，北京由传统北京转变为现代北京，其城市空间的变化所反应的实质则是历史空间的变迁，形成的是有关于时代的城市想象。

关键词：历史空间；漫游者；身份认同；诗歌；内在流放

亚历山大·阿斯楚克曾在《新前卫艺术的诞生：摄影机—钢笔》一文中颇具先见性指出，电影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会逐渐转变为一种类似于小说或者绘画的新的表达方式，“电影作者用他的摄影机写作，犹如文学家用他的笔写作。”[1]而张律导演正是这类作者导演的典范。

张律导演在海外拍摄电影多年，他所拍摄的影片大都具有极强的文学性、可读性，展露着时代的困境与人物的迷茫。由他所执导的《白塔之光》第一次将故事发生的场域定位在了他的精神故乡——北京。影片讲述了撰稿人谷文通与摄影师欧阳文慧在北京街头相互徘徊陪伴，寻找自己内心归宿的故事。本文将从漫游者的身份认同、诗歌及其内在流放、城市的历史空间三个方面来解析电影文本。

一、都市漫游：暧昧与孤独下的身份认同

张律电影中的主人公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在城市中毫无目的地漫游，如《漫长的告白》中的立春、立冬、柳川，《福冈》中的海骁、宰文、素丹，《白塔之光》中的谷文通与欧阳文慧也不例外。这类人群便是本雅明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一文中所提到的城市的“漫游者”。

本雅明

本雅明将这一从波德莱尔诗歌中诞生的概念归结为一种现代性城市的生活方式。城市漫游者在大众之中，也在大众之外，在现代性城市生活中，他们的视角是高度人文的，而非大众的消费主义视角，他们抵抗现代性的入侵，抵御商品经济的异化，并且热衷于记录现代社会取代传统社会过程中消失的事物，他们的身上“保持着充分的个性”[4]并且“想用借来的、虚构的、陌生人的孤独来填满空虚”[2]。

影片中的谷文通与欧阳文慧不停地在北京的城市空间中漫游，漫游在北京的寺庙、胡同、酒吧、咖啡馆、民宿、公园等具有城市文化意义或城市公共性的场所。他们二人之间的暧昧并不以爱欲为逻辑，而是指向了城市与个体的孤独感。

谷文通曾经写诗，做过诗人，本就是旧文人。在影片开头，身为美食专栏撰稿人的谷文通在卤煮店里探店，老板对他说“现在得五六十岁往上的人，才好这口，才惦记着。”作为漫游者，他记录着被时代抛弃的事物，身上带有极强的怀旧气质。欧阳文慧的职业是摄影师，她的工作本身就是记录，她先在的认为自己就是被抛弃的，她出生时就被抛弃，而后又在恋情中被自己的青梅竹马所抛弃。

欧阳文慧与谷文通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经历过父亲的缺席。欧阳文慧出生在北戴河，在孤儿院被广东的一对夫妇领养，而谷文通的父亲则在他五岁时因为不知真假的罪名被逐出家门。在精神分析学说中，父亲的缺席会“使得父之名无法真正进入象征化的秩序，主体的认同因此而变成了一个失败的创伤。”[3]因此，二人漫游时欧阳文慧会开玩笑地说半开玩笑地说谷文通是她爸爸，巴黎的青梅竹马归来时欧阳文慧也无法拒绝他的求婚；谷文通则因此“过分客气”，他的感情都是发乎情止乎礼的，和前妻也因此离婚。

如同“巴黎造就了漫步者”[4]一样，北京也造就了自身的漫游者。北京作为大都市既有现代性在场，又有令人怀旧的传统建筑。影片后半段二人从北戴河归来，站在夜幕的白塔之下的胡同里，固定镜头与远景景别内的二人显得十分渺小，欧阳文慧询问“我们的影子去哪儿了？”，谷文通则回答到“也许留在了北戴河。”，二人最终依偎在一起。北京长大的谷文通和作为异乡人的欧阳文慧，在此都找寻不到自己的归属感，他们不断在城市中游荡，用游离的方式和暧昧的情感尝试消解孤独，寻觅自己的身份认同。

二、昨日之诗：创伤与消隐后的内在流放

影片的主人公谷文通除却他的“漫游者”身份外，还有另一层身份，即诗人身份。诗歌无疑是该部影片中所出现的重要符号，足以串联起整部影片，并且影片中提及到的食指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北岛的《一束》、顾城的《一代人》，均是朦胧派诗歌的代表。

朦胧诗兴起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朦胧派的诗人们在经历了十年浩劫之后，成为了新诗的代表，赋予了诗歌启蒙与批判，让诗歌再次回归人性与日常生活。他们身上有着中国文化史的本质特征，即他们都是“时代之子”[5]。

写于1968年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所展现的则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历史运动，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批城市中的待业青年响应号召，秉持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信念前往各个省份的广大农村，从城市到农村，这是一场关乎时代的“内在流放”。谷运来所喜爱的演员上官云珠同样因冤情自尽于1968年，时间与事件的重合则更进一步强调了谷运来的经历。

诗人食指，肖全摄

影片中诗歌借由笑笑之口作为画外音呈现出来，镜头则一直跟随着“被流放者”谷运来，哪怕现如今他已不用被迫流放，但他仍居住在北戴河，不肯乘坐公共交通，在子女面前消隐，进行对自我的“内在流放”。

消隐的父亲对于谷文通来说始终是一种若隐若现的创伤。谷文通前往北戴河寻找自己的父亲谷运来，谷文通坐在椅子上，处于画面的前景，谷运来坐在床上，置于画面的后景及视觉中心，谷文通以“审讯”般地姿态质询父亲到底有没有做过猥亵的事情，他质问父亲“你敢说在你灵魂深处，连那种念头都没有过吗？”，随后镜头跟随着谷运来运动，横摇到谷运来在一旁给植株浇水，谷文通出画。待镜头再次摇回，谷文通在一瞬间里已经躺在床上打起了呼噜，谷运来坐在一旁以父亲的姿态凝视着儿子，原来刚才谷文通的“审讯”只发生在他的内心空间，与其说是对父亲的“审讯”，不如说是他对自己“审讯”。父子之间的和解由此开始。

在饭桌上，谷文慧调侃谷文通是诗人，并谎称顾城的《一代人》是谷文通写的，谷文慧在此处误将“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念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芒。”过去的“光明”不同于现在的“光芒”，谷文通的诗人理想未能实现，他已然成为了失意的中年人，在影片的结尾又出现了一组超现实的镜头段落，欧阳文慧离去后，北京下起了皑皑大雪，谷文通独自一人怅惘地坐在咖啡馆的露天阳台里，随后镜头摇向白塔，紧接着摇回，座位上的人在此刻被置换成了谷运来，谷文通在此刻与父亲成为一体，在白塔的光芒照耀下，谷文通实现了自己精神上的“内在流放。”

值得注意的是，影片中还有一位从未真正露面的“流放者”，谷文通移居巴黎的同学老穆，他三十多年没有回到过北京，最终以自尽结束了自己的流放，他所代表的正是这种每一代人之间迥异而又相近的集体记忆。

三、折叠北京：历史与城市中的双重空间

个体的身份认同与精神流放所最终指向的则是宏大的历史空间，即有关北京的城市空间与历史空间，个体的精神写照正是历史空间变迁的时代缩影。

关于北京的文化符号主要有三种表现形态：一是老北京，主要是新中国成立前的北京历史与文化形象，如胡同、四合院等空间；二是革命北京、红色北京，主要是1950至1970年代与社会主义北京有关的历史记忆和城市空间，如大杂院、家属楼、顽主的大院；三是现代北京、国际之都，也就是与纽约、东京、香港等相并列的国际化大都市，如流光溢彩的高楼大厦和车水马龙。[6]影片中老北京或红色北京的呈现与现代北京的呈现，在影片中形成了一种双重对照，形成了一种城市空间与历史空间的双重指认，影片中传统北京建筑白塔寺与现代北京象征望京SOHO的对照就是这一代表。

白塔作为北京的标志性建筑物，初建于元朝，是一座藏传佛教佛塔，几百年来见证着城市历史的变迁。白塔不仅象征着老北京，也象征着革命北京、红色北京，在电影《祖国的花朵》中，白塔就作为故事的场域所出现，其电影主题曲“海面倒影着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八十年代之前的红色电影除《青春之歌》等少数几部影片之外，大都在刻意地淡化故事具体发生的地理位置，而白塔是鲜有的用来象征红色叙事的传统北京地标。白塔继承了有关于北京的历史记忆，但现代北京的记忆却未曾被白塔所刻录，现代北京的城市记忆所遵循的是现代城市结构部署特征，即“将单个的空间，定位于关系领域中，并将空间的意义置放在之中。”[7]现代北京的记忆象征物从白塔转变了望京SOHO二塔，成为了标志现代化的“现代白塔”。

传统北京地标：白塔寺

现代白塔：望京SOHO

影片中的声音同样依附着抽象的历史空间和具体的城市空间。影片中多处场景都出现了老北京特有的鸽哨声，并且只出现在最接近历史实在的胡同里。另一处独到声音设计则是歌曲《北京欢迎你》。

中国的经济体制经历了一系列改革，从体制内的计划经济转变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双轨制”，最终市场经济成为其主导性力量。这一过程使得中国一跃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伴随着“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口号，这一经济神话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达到了顶峰，在此期间，北京彻底完成了从老北京/红色北京向现代北京的转变，望京SOHO等现代北京所代表的建筑物也大都建设于2008年左右。

如果说北京奥运会是神话的顶峰，那么《北京欢迎你》作为歌曲则是这一神话的象征，它象征着那个高速发展，人人都会相信明天会更好的时代。可当神话破灭，高速增长的经济停滞，人们会对过往的生活充满无限怀恋，只留下了一代人的精神记忆。影片中谷文通会同老同学们一起唱《北京欢迎你》之后失声痛哭，历史记忆与个人记忆在此融为一体，神话不再，他们从时代的主导者成为了时代的弃子，代表着旧文人和城市中产的谷文通及其同学们，只能被迫在时代变迁里被推着向前行进。

结 语

张律以往的作品都在表现一种跨文化的冲突质感，在这种跨语言、跨地域的文化背景之下借以展现男女主人公的精神困境和时代之思，人物在城市中不停地漫游，渴望疗愈自身的无奈与焦虑。而《白塔之光》却有所不同，它直接指向了单一的地理位置与城市空间，将不同代际之间个体的生命经验、复杂处境与历史叙述相关联，塑造着有关北京这座城市的想象与其独有的文化记忆。

参考文献

[1] 杨远婴主编.电影理论读本[M].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第222页.

[2] （德）瓦尔特·本雅明著；张旭东，魏文生译.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第87页，第79页.

[3] 吴琼.雅克·拉康：阅读你的症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第536页.

[4] 汪民安主编.文化研究关键词[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第200页.

[5] 戴锦华.雾中风景：中国电影文化1978—1998[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263页.

[6] 张慧瑜.城市北京与文化书写：北京题材影视剧研究（1978—2018）[M].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第3页.

[7] 汪民安.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第1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