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感情是可以用长度来丈量的
《扎赉诺尔》的灵感源于一句古话，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和更多力求形式和内容的现代性的当下电影相比，这个片子却是往回走的。简直是穿越了千里，跨越了千年，回到了“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塞外，回到了“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的水边。但绝不是”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那样的湿嗒嗒的缠绵。《扎赉诺尔》里的送别，可以类比于唐诗，因为天高地远，气魄很大，是男人之间的铁骨柔肠。不好比之于宋词，宋词的景致更小桥流水晓风残月，而扎赉诺尔是冰河、塞外、西风凄紧、大漠上一块硕大的塑料布脱离卡车，长河上一轮落日正圆。
这是一部用脚生生走出来的电影，在铁轨上，大漠上，结冰的河滩上，站台上，公路上，人声鼎沸的小镇上。整部片子以治中对朱老头漫长而无休无止的空间上的追随，打开了一场视觉上养眼异常的盛宴，然而天地越是无限辽远，环境越是严寒冷酷，那内心压抑的情感越是低洄的辗转的一丢丢的抖露了出来。是的，如果说商业电影的观影经验是一路上观众等待着捡拾沿途的大情节，好看的冲突性的场面，那么文艺片的经验则是一路捡拾散落一地收拾不起的情绪。情绪怎么收拾？于是在《扎赉诺尔》里面，如果你还持有商业电影的观影心态的话，你的期待一定会一次又一次的落空，漫长的观影变成了一场一步步丧失指望却又不太甘心愣生生想要抓住点东西的煎熬，可惜导演很吝啬，什么都不会给。如果你想要采集的只是情绪的话，那你却会收获颇丰，心里哽咽得如同那里面的人物一样，只有行走、打转、偷抹泪珠儿，故意的无所谓的自嘲的笑。
原来感情是可以用长度来丈量的。治中和朱老头无法表达的绵绵情怀，在这一路的送别中挥挥洒洒，无处不在。爱有多深，路就有多长。异地恋的恋人一定会明白长度对于感情的意义。谁会不远千里的到来，只为看望你一天？谁看谁比较多一些？谁看望的时间间隔更短？这中间爱意的深浅就很明显。《扎赉诺尔》里面的两个人爱得深沉，因为他们走了那么那么的远，还舍不得分别。电影的逻辑可以很复杂，也可以就是这么的简单。一个女人可以心甘情愿的为爱去一步步丧失底线直至堕落，一个男人可以不断地遭受抛弃，一段婚姻可以在一夜之间促成或者溃散，一种深情可以反复咏唱，一唱三叠。
题外话是，可以用长度来丈量的事物，还有国土的辽阔，男人的性能力，春天的脚步，浪子和他的心在远方。另一种题外话是，里面的感情究竟是友情还是爱情？各人理解吧。汪伦在岸边踏歌为李白送行，桃花潭水深千尺，都比不过他的深情，你说有没有点暧昧呢？
摄影太好。但绝不是什么塞外风光片。画面因为充满情感，而变得好像一首可以吟唱的驼铃歌。摄影师张乙从《马乌甲》里潮湿氤氲草木青翠欲滴的南方把摄影机掉头转向了干旱苍凉的朔北，镜头也从对微观草木虫鱼的细腻工笔展开成了笔墨浓重的大写意。张乙和导演赵晔，都既非广西人也非内蒙人。他们对于非故乡题材的驾驭，一方面展示了他们创作上的自由和能力，另外也是因为《马乌甲》和《扎赉诺尔》这两个故事都极有文学性。《马乌甲》改编自小说，而《扎赉诺尔》的灵感就来源于一句文字本身裹挟的魅力。
《马乌甲》和《扎赉诺尔》是这两年里让我很欣喜的两个片子，并不是说它们没有毛病，《马乌甲》的硬伤历历在目，《扎赉诺尔》也可能对于叙事的挑战走得太远以致失度。但它们显示出了大陆的独立电影创作，开始缓慢走出现实渐近线的唯一创作法，在偏离现实主义，朝更加情绪，更加风格化的方向上进行着尝试。
诗经“六艺”里有“赋”、“比”、“兴”，三种表达方式，其实也很好的概括了中国抒情文学的法门。“赋”是铺陈，描述，“比”是比喻，暗喻，“兴”是起兴，借物抒情。大陆之前的独立电影，基本还停留在“赋”的阶段，老老实实的讲故事，贴近现实，镜头平易而客观，几乎没有个人风格。但这两年的趋势却越来越清晰的让我们看到，独立电影已经开始学会运用“比”、“兴”，这样的手法，在《马乌甲》、《扎赉诺尔》、刁奕男的《夜车》，小伟的《白蜻蜓》，杨堇的《二冬》里面，都随处可见，而且逐渐的自由，开放，可以是一只墨绿的蛤蟆叼着烟斗，是雪地里赤裸着身体滚下山坡，是治中在夕阳下脱掉棉衣争抢篮球，是一个女人在生命的悬崖边看见挣扎的白马，河水的上游就是时间的上游。
在“比”和“兴”中，事物的细节变得重要，叙事变得更加空疏，密度变低，环境有时甚至大于叙事本身，人物只是环境的一部分而不一定始终占据叙事的焦点。在《扎赉诺尔》的叙事里，我们看到的不是西方的砖石结构，而是东方的亭台楼阁，很多地方不再具有情节的扎实意义，而是由环境、细节、情绪搭建起来的某种飞檐一般空灵的事物，你无法完全的把握它，但是它又似乎无处不在，草木皆兵，到处都是眼睛，充满感情。
送君千里，终须一别。这一句简短的古话变成了漫长的旅途和一部绵长的电影。但你无法去评判是这个句子更好，还是电影更好。就像你无法评判是佳人更美，还是描绘佳人的诗句更美一般。朱老头买好票走出车站，找不到治中了。他走到集市，拿起卡拉ok，在闹嚷嚷的人群中荒腔走板的唱起了罗大佑的歌。镜头缓慢的横移，治中的歌声进来了，治中拿着麦克风羞涩的进入了画面，那呼唤的并非永远没有应答……相对于哲学来讲，小说是细节作为肉身的胜利。相对于文字来讲，电影以视觉取代文字，而长成了丰满的动人的肉身。
《扎赉诺尔》是一具美好的身体。
这是一部用脚生生走出来的电影，在铁轨上，大漠上，结冰的河滩上，站台上，公路上，人声鼎沸的小镇上。整部片子以治中对朱老头漫长而无休无止的空间上的追随，打开了一场视觉上养眼异常的盛宴，然而天地越是无限辽远，环境越是严寒冷酷，那内心压抑的情感越是低洄的辗转的一丢丢的抖露了出来。是的，如果说商业电影的观影经验是一路上观众等待着捡拾沿途的大情节，好看的冲突性的场面，那么文艺片的经验则是一路捡拾散落一地收拾不起的情绪。情绪怎么收拾？于是在《扎赉诺尔》里面，如果你还持有商业电影的观影心态的话，你的期待一定会一次又一次的落空，漫长的观影变成了一场一步步丧失指望却又不太甘心愣生生想要抓住点东西的煎熬，可惜导演很吝啬，什么都不会给。如果你想要采集的只是情绪的话，那你却会收获颇丰，心里哽咽得如同那里面的人物一样，只有行走、打转、偷抹泪珠儿，故意的无所谓的自嘲的笑。
原来感情是可以用长度来丈量的。治中和朱老头无法表达的绵绵情怀，在这一路的送别中挥挥洒洒，无处不在。爱有多深，路就有多长。异地恋的恋人一定会明白长度对于感情的意义。谁会不远千里的到来，只为看望你一天？谁看谁比较多一些？谁看望的时间间隔更短？这中间爱意的深浅就很明显。《扎赉诺尔》里面的两个人爱得深沉，因为他们走了那么那么的远，还舍不得分别。电影的逻辑可以很复杂，也可以就是这么的简单。一个女人可以心甘情愿的为爱去一步步丧失底线直至堕落，一个男人可以不断地遭受抛弃，一段婚姻可以在一夜之间促成或者溃散，一种深情可以反复咏唱，一唱三叠。
题外话是，可以用长度来丈量的事物，还有国土的辽阔，男人的性能力，春天的脚步，浪子和他的心在远方。另一种题外话是，里面的感情究竟是友情还是爱情？各人理解吧。汪伦在岸边踏歌为李白送行，桃花潭水深千尺，都比不过他的深情，你说有没有点暧昧呢？
摄影太好。但绝不是什么塞外风光片。画面因为充满情感，而变得好像一首可以吟唱的驼铃歌。摄影师张乙从《马乌甲》里潮湿氤氲草木青翠欲滴的南方把摄影机掉头转向了干旱苍凉的朔北，镜头也从对微观草木虫鱼的细腻工笔展开成了笔墨浓重的大写意。张乙和导演赵晔，都既非广西人也非内蒙人。他们对于非故乡题材的驾驭，一方面展示了他们创作上的自由和能力，另外也是因为《马乌甲》和《扎赉诺尔》这两个故事都极有文学性。《马乌甲》改编自小说，而《扎赉诺尔》的灵感就来源于一句文字本身裹挟的魅力。
《马乌甲》和《扎赉诺尔》是这两年里让我很欣喜的两个片子，并不是说它们没有毛病，《马乌甲》的硬伤历历在目，《扎赉诺尔》也可能对于叙事的挑战走得太远以致失度。但它们显示出了大陆的独立电影创作，开始缓慢走出现实渐近线的唯一创作法，在偏离现实主义，朝更加情绪，更加风格化的方向上进行着尝试。
诗经“六艺”里有“赋”、“比”、“兴”，三种表达方式，其实也很好的概括了中国抒情文学的法门。“赋”是铺陈，描述，“比”是比喻，暗喻，“兴”是起兴，借物抒情。大陆之前的独立电影，基本还停留在“赋”的阶段，老老实实的讲故事，贴近现实，镜头平易而客观，几乎没有个人风格。但这两年的趋势却越来越清晰的让我们看到，独立电影已经开始学会运用“比”、“兴”，这样的手法，在《马乌甲》、《扎赉诺尔》、刁奕男的《夜车》，小伟的《白蜻蜓》，杨堇的《二冬》里面，都随处可见，而且逐渐的自由，开放，可以是一只墨绿的蛤蟆叼着烟斗，是雪地里赤裸着身体滚下山坡，是治中在夕阳下脱掉棉衣争抢篮球，是一个女人在生命的悬崖边看见挣扎的白马，河水的上游就是时间的上游。
在“比”和“兴”中，事物的细节变得重要，叙事变得更加空疏，密度变低，环境有时甚至大于叙事本身，人物只是环境的一部分而不一定始终占据叙事的焦点。在《扎赉诺尔》的叙事里，我们看到的不是西方的砖石结构，而是东方的亭台楼阁，很多地方不再具有情节的扎实意义，而是由环境、细节、情绪搭建起来的某种飞檐一般空灵的事物，你无法完全的把握它，但是它又似乎无处不在，草木皆兵，到处都是眼睛，充满感情。
送君千里，终须一别。这一句简短的古话变成了漫长的旅途和一部绵长的电影。但你无法去评判是这个句子更好，还是电影更好。就像你无法评判是佳人更美，还是描绘佳人的诗句更美一般。朱老头买好票走出车站，找不到治中了。他走到集市，拿起卡拉ok，在闹嚷嚷的人群中荒腔走板的唱起了罗大佑的歌。镜头缓慢的横移，治中的歌声进来了，治中拿着麦克风羞涩的进入了画面，那呼唤的并非永远没有应答……相对于哲学来讲，小说是细节作为肉身的胜利。相对于文字来讲，电影以视觉取代文字，而长成了丰满的动人的肉身。
《扎赉诺尔》是一具美好的身体。
这篇影评有剧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