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电影《倾城之恋》女男主角特异的烽火爱情观光芒 不至于太过“刺眼”
如何让电影《倾城之恋》女男主角特异的烽火爱情观光芒 不至于太过“刺眼”
李翼评述 之 编作 张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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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的电影《倾城之恋》,可能就跟周润发老师同年的TVB武侠剧《笑傲江湖》一样,或许大家都看过,却不常被提起,而女主角缪骞人与其和陈秀珠放在一起比较,还不如说她的长相与气质,更容易让人联想起翁美玲来。缪在《倾》里剪了一个小男生式的短发,不管配着或素或艳调子的旗袍,跟她在《投奔怒海》《恐怖分子》里的长发造型,给人的感觉有很大不同,甚至判若两人。至于她在此片中的形象气质,是否适合白流苏?那只能说,虽然身为一部非典型的战争爱情小说里的……非典型女主角,大抵还是需要有一种通常意义上的吸引力打底,而这个版本的短发,则把白流苏塑造的更像是川岛芳子似的,至少看上去,偏差应该还是大了一些。
至于周润发自己,他一直以来都是一副很爱开玩笑的模样,同时应该对自己的吻技很有信心,只不过发哥的笑话应该大多偏冷,在娱人之前先娱己,幽默感的实际效果,跟他的自我感觉,应该还是有不小的落差。张爱玲的行文,甚至对话的设计,未必有多幽默,不管冷和热,但自我感觉和实际效果,至少是匹配的。
而导演许鞍华,老实说,她本人跟张爱玲之间,几乎找不到特别对应之处,不管是性情经历,作品风格……却应该是目前为止,改编张爱玲小说为电影次数最多的一位,这与其说是距离产生美,还不如说可能更是一种造化弄人,也弄影。
许导演拍过《胡越的故事》《投奔怒海》《客途秋恨》《黄金时代》《千言万语》《明月几时有》等影片,喜欢也擅长表现战争乱世,动荡社会中的国恨家仇,生死未卜,颠沛流离,与迷失无根……
粗看这些元素,似乎也应是《倾城之恋》中不可或缺的关键词,但也不难发现,《倾》与通常的家国战争爱情故事,有着较本质的区别,与疏离,跟许鞍华以往和以后纪录“拼贴”式的风格,也有距离和隔膜。
《倾城之恋》曾被张爱玲自己改成四幕八场的话剧,不知道她的版本跟后来演的那些舞台剧,具体有什么区别,但想来话剧都是场景集中,对白居多,而且和电影最大的不同在于,话剧中人更方便直抒胸臆,可以把内心独白,堂而皇之的告白于天下,就算不是一个人站在舞台上,也不需要那么顾忌旁人的在场,只需略转身姿与视线,就不是在跟别的演员演对手戏,而是在跟观众直诉衷肠……
于是乎,小说里那些不乏诗意与警醒的话语,应该不用调整与转换,就可以直接搬上话剧舞台,但许鞍华导演“尊重原著”,也这么照搬到银幕上,就让人感觉奇怪,甚至不适。比如周润发版的范柳原在军车后面,对流苏感叹道:这一炸,不知炸断了多少故事的尾巴……
不管同在军车上的英国军士是否听得懂广东话,反正这种散文式的话语,听来就跟在秋冬季节,喝了一口冰镇的酸梅汤般,环境不同,体感更大有不同。
许鞍华导演的这版电影《倾城之恋》,可以说是很贴近原作的,甚至连最后白流苏踢了蚊香盘的动作,也是“亦步亦趋”的呈现出来,只不过不是她笑盈盈站起来的同时,把它踢到桌下,而是缪骞人从蹲着到站着,像踢点球一般的跟那盘蚊香,于是那最后的一笑,不免古怪,甚至有些诡异。
同时最后的战争戏拍得既不戏剧激烈,也不纪录真实,而是尴尬的夹在两者中间。
那么,像《倾城之恋》这样的张爱玲小说,在改成电影时,除了尊重和照搬之外,还应该加一些什么更多的处理呢?
1939年的《乱世佳人》改编自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电影和小说一样的成功,甚至更为人尽皆知,近四个小时的片长,费雯·丽饰演的女主角斯嘉丽,比起白流苏来,是个更为“名正言顺”的寡妇,还寡了不止一次,她也任性,不理会旁人的眼光,即使身穿黑色的丧服,也不妨碍她在舞会中转成众人的焦点。她内心一直是有道“白月光”的,只是可遇而不可求……可求而不可得。
至于男主角白瑞德则是个发战争财的人物,但在有些事情上又不失自己的原则与底线。斯嘉丽也是特别的,有所谓成长弧线的,在战争飘零中从大小姐,变成了小农妇,用尽一切办法维持着庄园的生计,个人的性命,还有爱情……最后女男主角也不是大团圆……连小团圆也称不上,因为直到最后她才意识到应该珍惜身边眼前人,只是为时已晚。
不管是小说或电影里,都有一些“蚊子血”式的剧情,很多转折与意外,跟不到三万字,九十多分钟时长的《倾城之恋》相比,不在一个“体量”上。
当然《乱世佳人》是此类题材电影的范本,甚至是“母本”,后来的烽火爱情故事,大抵按这个模式来,包括许鞍华导演的《黄金时代》《明月几时有》《胡越的故事》等片,也不算例外,男女主角都直接跟战争相关,深受其害,而战争让原本敏感的爱情,变得更动荡,更一波三折……
而张爱玲应该是故意处理得与这些都大不同,也大异其趣,不仅是在篇幅,以及巧合,转折的设置上,更在于《倾》中的女男主角,把一般称为爱情的那玩意,看得比战争更重要,说得更响亮,而那烽火声,则只是一路而来,在爱情名义下的打情骂俏,勾心斗角后的背景“音乐”而已……
或者用个更形象点的比喻,更像是一个话剧舞台,女男主角在台前念着对白,而身后的建筑背景纸板在坍塌,枪炮音效在轰鸣,只是再嘈杂,也无法真正盖过演员的台词,更不会让她和他,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少不了半根毫毛。
这当然是张爱玲刻意为之的风格,或者说是某种出军事政治,而又想不染的性情,或者含糊的价值观,其中当然有反讽,但又不是特别激烈,也自然有刻薄,但也无法轻易的定义为残忍。不然的话,既然在上海的那个家如此的令人窒息与痛苦,那故事里的战火,照理不应该就只局限在港岛,而更应该“殃及”那个孤岛,有足够的理由,让那个家四分五裂,家不成家,而不只是白流苏在听到范柳原说“回到上海,大张旗鼓的排场一下,请请亲戚们”,流苏道:“呸!他们也配!”
当然,可能有人会说,只写香港沦陷,是代表一种希望的破灭,这比单纯借战争之手来发泄对于旧家庭的愤恨,会显得更为绝望与残忍。但这显然和故事里,一座城池为个人爱情的献祭,不在一个基调上,毕竟白流苏不是黑色童话版的灰姑娘,更不是哭倒长城的孟姜女。
那么,在改编成电影时,应该如何既表现出张爱玲对于此类故事时的“刻意”不同,同时又不会显得太过唐突,与突兀呢?
《倾城之恋》里几乎都是女男主角的“主场”,不管在沪在港,都是如此,而像印度“公主”,以及七妹宝络那样的配角,戏份都很有限。这样太过耀眼的主角光环,在小说或话剧里,可能问题不大,但放在电影里,就有点刺眼了。
当然这也不意味着,要像简·奥斯汀那样,把理智与情感,傲慢与偏见“分配”得清清楚楚,各得其所,至少得在电影《倾城之恋》里于女男主角外,安排至少两个跟战争密切相关,深受其害,或其利的角色,以此来反衬女男主角战争,与爱情观的特别,这样子并不是光为了扩充整体戏份,或者是干脆让配角来抢主角的戏,而是希冀在这种互动与反衬中,会让女男主角的不同与特异处,更妥帖与鲜明的呈现出来,而不至于像张爱玲早年的“奇装异服”般,太过“旁若无人”,从而显得太过特别,甚至“碍眼”。
李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