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杀手》凭什么让丹尼斯·维伦纽瓦封神？

文｜梅雪风 首发于《益起映创》公众号

如果要论丹尼斯·维伦纽瓦最重要的电影，那非《边境杀手》莫属了。

它是维伦纽瓦真正的风格奠基之作。维伦纽瓦基本上所有电影都有一种极强的宿命论气息，有一种让人近乎窒息的不可知论。无论是《焦土之城》《囚徒》还是《边境杀手》《降临》《银翼杀手2049》都是如此，在他的世界里，理性显得如此单薄无助，它根本不是我们认识这个世界的武器，它是我们狂妄的不可靠资本，是我们划地为牢的拿手好戏，是我们主动为我们带上的手铐，它只会让我们离这个世界的真相越来越远。无论是《焦土之城》里母亲那让人撕心裂肺的寻子之旅，还是《囚徒》里父亲那残忍疯狂的辑凶之路，或者《银翼杀手2049》里男主对于真相的徒劳追踪无不如。

但不同的是，以《边境杀手》为界，维伦纽瓦的表达方式有了很大的变化。在此之前，他仍然是一个以剧情为重的创作者，他热爱故事翻转所带来的颠覆性，他所钟意的翻转，都是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沉重打击，都在讲：我们的努力，只会让我们与真相背道而驰。而在《边境杀手》开始，形式开始被提到了与剧情平齐、甚至是高于剧情的地位，他开始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形式主义者。

他的这种改变，有点像香港导演杜琪峰，在《无味神探》之前，他是个讲故事的高手，但在《无味神探》之后，他开始真正关注视觉，江湖故事与荒诞意味，以及略带舞台感的视觉设计，它们一起让杜琪峰成了华语影坛最具作者标识的创作者之一。

而维伦纽瓦在《边境杀手》做了哪些改变呢？

首先很显然的是，他把影片中的环境提到了相当显著的位置，影片有大量美墨边境的荒蛮大地的描绘。影片是把这片荒蛮大地当作主角来描写的，它像这个世界真正的决定性力量，所有人类纷争只是些看起来显眼的泡沫，而这个世界，仍然不紧不慢地按照它自己的节奏和方向运行。为了显示它的庞大和沉稳，镜头在这些场景中的移动也相当缓慢，与之配套的，是影片的音乐，那庞大体量的低音，似乎是大地冷漠的呼吸，而那不紧不慢却坚定的节奏，则加强了那种体积感和力量感。

他对大自然的重量和体积的无限强调，其实是在视觉上和听觉上，对于不可知、不可控的力量的强调，也就是对人的力量一种变相的袪魅。从《边境杀手》开始，维伦纽尔开始将命运或者宿命视觉化了。在这部电影中，就是那些单调的荒漠，在他其后的电影中，就是那些被命名为“巨物崇拜”的视觉符号。

这些视觉形象无以伦比的庞大，让维伦纽瓦事实上进行了一次新的造神运动。他庄重地将不可知的莫名力量重新摆上神坛。从《边境杀手》开始，他所有的电影，看起来了都像是视觉上的祭祀活动：人类的故事，在那巨大的新神的注视下，一遍又一遍的发生。只不过，这座新神，并非如基督教《新约》里的通情达理，而是如《旧约》里的上帝那么蛮横且不可置疑。

这种将视觉元素放大，最终形成的结果，就是两种视角的并置。这个视角一个宏观，一个微观。前一个视角就是就是前面所说的，将这种命运视觉化，那些在银幕中无垠存在的荒漠，就是那个无解的世界的象征，就是命运的象征，它们触目惊心而又沉默的存在。而后一个视角，则是主人公的视角。两种视角之间的巨大张力，是《边境杀手》在本质上不同于他早期作品的原因。

《边境杀手》除了将第一视角浓墨重彩地以实体的形式推出外，对另一个视角也进行了升级或者是提纯，也就是叙事视角进行严格限定，这一视角的严格设定，让我们这些观众和主人公一样，永远都处在巨大的谜题中，感受到危险却不知危险在何方。最好的例子，就是在影片后期美墨边境地道里的枪战戏，影片的摄影机严格地约束了自己的好奇心，只是去拍女主人公的反应，这是一场只听到枪声而看不到敌人的枪战场面。但正因为这种视角的设定，让这个场景成了近些年最好的枪战场景，因为它用巨大的省略和空白，拍出了一个人在危险面前的紧张和恐惧。

这两种视角的对峙，宏观上，上帝知道秘密却冷酷旁观，微观上，主人公毫无所知却又身处险局，这两个方向的撕扯分裂，让影片那种悬疑感达到了极致，也让那种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苍凉跃然纸上。

这种极致的对比，不止体现在宏观视角上，也体现在影片的方方面面。还是以最后那场枪战戏为例，影片中整个音乐的激烈和急促，其实和画面的稳定之间有着强烈的反差。这种反差，让这些场景同时具有着冷血和热情的双重特质。音乐的急促在说明这些场景的危险和暴烈，而画面的镇定以及片中人物的同样镇定，则说明了这些人物的身经百战，他们有着超越常人的勇气和残忍。

其实影片对于动静场景的严格区分，也是维伦纽瓦极致对比的另一个表现。整个影片其实只有两场动作戏，其余部分的戏份，维伦纽瓦都试图拍出它们的凝滞感，所有的动态镜头都被刻意省略，比如飞机升起和降落这样一些具有强烈动势的镜头，比如女主人公和她的黑人搭档开车行进的镜头。这种动与静的强烈区隔，让那两场动作戏有着炸药般的爆炸感，也让影片的静态场景有着一种泥潭般的压抑感。

而更重要的是，那种异乎寻常的缓慢，强化了影片已有的宗教感。因为在新的上帝的眼晴里，并没有什么新鲜的事实，一切都不过是陈旧的事物的再一次重演，一切都不值得大惊小怪。一切在更高的尺度看来，都并没什么不同。近乎统一的缓慢节奏，给予了所有的情节近乎平等的地位。缓慢也给予影片一种庄严感，再琐碎的事物，在这种缓慢的凝视中，都有了某种重要性。因为它都是命运或者某个巨大的链条中的不起眼却必要的一环，都会导向最后的终局。

这种缓慢，这让他的电影始终带着一种疲惫而又悲悯的气息，疲惫来源于片中的人物本身，他们处在那些无解的暴力的循环之中，无法解决也无法解脱，麻木成了他们的必备情绪之一。而悲悯则来源于创作者，人类中的每一个个体或者群体，都长久地困在那种有关欲望与仇恨的链条之中，每一个看似主动，其实也没有别的出路，当责任并不主要在他们身上时，悲悯就产生了，因为他们本不该承受这历史和这个世界给予的伤害，但他们还是不可避免地承受了。

整体形式与故事的并置，以及从视角到影像再到音乐的双重性和分裂，让这部《边境杀手》有了一种维伦纽瓦之前电影不具有迷人质感。它既有着极简主义的现代简约，也有着神话般的粗壮和粗粝。它既有着某种温柔的残忍，也有着某种冰冷的悲悯。在这部电影里，他对于电影形式与故事的结合是他所有作品中最为恰当的，他的形式如此显著而又无痕地融入到整体中，而没有他现在的一些电影中那种轻车熟路对于形式的炫技甚至浪费。这是一个创作者最为迷人的状态，他建立了自己的完整风格，但又还没油滑到随意复制自己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