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白文案：《但是还有书籍：4 出版人的日与夜》

打磨文稿，发现作者，他们是编辑，图书的助产士，也是直面风浪的行业掌舵者，是文明的传递者，也是务实的商人，他们是出版人。

“记录此刻的我们的世界，为我们这个时代提供一种真正的心灵层面的文献。”

“最好的写作者，最好的设计师，就会很幸福。” “能不能卖是，我们可以再另外讨论。”

“没有时间去想，我这么做到底是理想主义还是现实主义，是充满了铜臭味，赚到了钱眼里，还是所谓的“为了情怀而坚守””

“我最有成就感就是，我们一直活到了现在”

这个一脸凡尔赛笑容的中年男子叫老六，每次有朋友来，他都要踩上他的风火轮，开始炫耀自己心爱的库房。

“我们终于把七个小机器人娶回了家，我们也把这个貌似《西部世界》里的科幻般的场面，搬到了我们的库房里。我每次过这儿的时候都忍不住想和它们打招呼。”

一反人们印象中出版行业苦哈哈的形象，老六总是一副财大气粗，家里有矿的模样，在南通，他拥有出版行业唯一的一套智能分拣系统，在北京，他坐拥几百平米的办公室，五六十人的团队。

这是个有着诸多身份和传说的男人，一手创办了读书品牌《读库》的出版人，热衷于组织饭局的“京城交际花”，只演过一部电影就入围了“金马奖”的演员，以及很多人眼中的“有情怀的文化人”。但他的自我定位却是“我就是个商人，我每天想的都是怎么挣钱，怎么挣钱，挣钱” 开会，开各种大大小小的会。白天的老六。看起来确实像一个日理万机的企业家，只有在夜幕降临，四下无人时。他才会卸去商人的面貌，回到他最珍视的身份，编辑。

“白天还是要处理和编稿没有多少关系的事务性的事情，只有到了办公室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才是我最享受的时候，我会趴在这里看稿子，我现在的工作主要就是，编一年的这几本《读库》，以及把我们所有的出版的书，一字一句的全部终审。特别困的时候就必须要做一会儿平板支撑，让自己兴奋起来。”

游走于编辑和商人这两个身份之间，老六想做的无非是一件事，做出一些好书，同时让“读库跨国公司”健康持久的经营下去，成为一家百年老店。这件事做的怎么样，他说不准，但毫无疑问，做《读库》是他生命中，最好的十几年。 “我非常庆幸，在我36岁那一年，我自己把我自己捞了出来，来做一个目前来看可以做一辈子的事情。”

36岁时，老六已经是大家眼中的“成功人士”。头上顶着“最年轻副总编”的身份，策划出版过《大话西游宝典》《之乎者也罗大佑》等热销书，但当时浮躁的出版环境，让他怀疑自己做书的价值。由此进入了一场长达数年的精神危机，他开始思考，自己真正想做的是什么。

“2005年的九月份，我当时从石家庄坐大巴回北京，平时是四个半小时，但是那天呢，突然起了大雾，所以基本上走了十几个小时，那那段特别百无聊赖的时间，就想了很长很多的事情，如果回到北京就要去一个新的公司去上班，要从事着一个也很能挣钱，也很有面子的工作，但是呢，可能内心就会想，如果说我没有这份工作，我会怎么办？但是后来想来想去，觉得我应该编一本书，一本我自己能够负责的书。”

做出决定后的那几天，老六形容自己就像落第后的洪秀全一样，陷入一种迷狂状态，成昏颠倒、茶饭不思，构思这本书的蓝图，两个月出一本的Mook，几万字篇幅的非虚构类文章，名字叫《读库》，意为大型阅读仓库。凭着存折上仅剩的几万块钱，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2005年11月，第一本《读库》面世。

“这是第一本《读库》，《读库》的选材就是尽量选那些公众人物之外的默默无闻的人和事，《读库》是与热点无关的，我们就定的第一个采访对象是郭德纲，因为当时郭德纲默默无闻，但是非常不幸，在做的过程中，郭德纲老师火了。所幸我们的采访是在之前完成的，保留了一个纯天然、绿色无污染的郭德纲的状态”

从出版形态到经营模式，《读库》以一种与众不同的姿态，横空出世。最初十年，读库只有一个专职工作人员，就是主编张立宪自己，他把“编辑中心制”发挥到了极致。

从策划、组稿、编稿到印刷、跟版、包装、发货都由他一人包圆儿，而作为最早的自媒体营销大师，他也把自己“见招拆招”的博客变成了“编读共建的”公共空间，凭借老六的个人影响力和《读库》稳定的品质，《读库》收获了一大批读者。

然而在最初的两年，老六却过着一种入不敷出的生活，甚至不得不靠去网站打工来补贴《读库》。

“2007年我还要借了一笔钱，支付给纸厂，就是因为销售商应该给我们的钱不给。像读库这么一个小小的公司，应结账款都有十几万之多，所以这种不合理，让我下决心要摆脱它。”

在大多数出版公司仍饱受，渠道商、经销商盘剥时，老六打破行业规则。逐步建立了自营直销模式，成为出版业独一无二、难以复制的存在。但直接发货给读者，也意味着巨大的仓储压力。从此，老六开始了漫长而心酸的库房奋斗史。

“这是北京的第三个库房，1000多平米，但是很快就不够用了，所以马上又在房山又租了一个库房。2012年。7月21号，北京大雨把第四个库房给冲毁了，呃，损失惨重，这是北京的最后一个库房，但是呢，也仅仅过了三年的时间吧，又面临第六次搬迁，可能是因为我叫老六吧，所以看起来命中注定是要搬六次家。”

2019年11月，读库在北京的库房因为不可抗力因素面临搬迁，一向不喜欢求人的老六，也不得不发出了一封求助信，掀起了一阵“刷屏”和“爆买”。原本预期消除1/3的库存，结果被读者买走了近半。靠着读者们的帮助，七个月后，读库库房跨越1000多公里搬到了江苏南通。这次搬迁为库房带来了一次脱胎换骨的升级。各环节、各方面几乎都是顶级配置。

“这是我们刚刚出的一本书，这本书呢，是2011年日本大地震之后，日本的一家最大的纸厂。被地震海啸完全摧毁之后，他们重建的故事，他们明明知道，有可能纸媒依然萧条，图书、杂志、报纸越来越没人看，但是他们还是选择了重建。他们的选择，也是我的选择。我也不知道以后我们建了这么大的库房，里面的书有没有人看，有没有人买，但是我就会干这个，因为干这个挺快乐的，先这么干着吧。”

从2006年到2021年，《读库》已经出版了100多期，创造了国内Mook，持续出版16年的奇迹。而全年订阅人数也从最初的近1000增长到了近6万

对很多读者来说，《读库》已经不单是一本书，更像是一个接头暗号，一个精神角落。

老六认为，编辑应该有不断拓展边界，冒犯读者的勇气。多年以来，《读库》涉足诸多冷僻领域，还开发了读小库、读库本、文史系、视觉系等各类图书。和十多年前一样，老六依然会对好了内容兴奋，也充满不安，为此他继续顶着那张苦大仇深的脸吊打员工，也吊达自己。

“每本书都是叫战战兢兢，不敢怠慢吧，你必须要做出决定的时候，你内心其实是很不安的，你服务的内容，服务的作者，包括你服务的读者，他们给了你这个机会，你的能力和这些机会是不是匹配？就是这种没有标准答案的这些问题整天在折磨着我。”

“我父亲是73岁去世，我如果像我父亲一样也是70多岁挂掉的话，我还有20年工作的时间，我一年编十本书，我也就只有200本书可编的，所以我就必须要让每一本就它就是最值得我编的。如果通过我的努力，大家能认为我是一个职业编辑，或者未来我的墓志铭上说这个，我的这个悼词上说，我是一个专业的编辑。我觉得这个是我，可能自己最骄傲，最看重的。”

出版人的双重身份，意味着他们永远要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寻找出路。有的人胜利了，也有人一次次的遭遇失败，但这些失败者的身后，往往是一个闪耀的出版版图。

杨全强，出版人，业内尊称杨师傅，潜伏在朋友圈里的深夜诗人，被一些朋友戏称为“出版界的吴彦祖”。

“我本科是图书馆学习，那时候就是招生简章上是叫文献情报学，回去人家问啊，你学什么？我说学文献情报，搞间谍嘛，硕士毕业的时候，当时还到国安部门去应聘，后来也没跟我联系，那时候小伙子还挺帅的，他们是不是觉得不符合那种特别长相普通的那种，因为特别受关注嘛”

杨师傅，吉他弹得不怎么利索，但读大学时的他也是一位又弹又唱的摇滚青年，他说，那时摇滚和每一个人有关。

“听过迪伦，但是一开始没喜欢上他，因为迪伦，你是需要有一定的阅历，有更丰富的阅读体验，你才会接受他。他自己的一流的文学是他的歌词。”

2005年，杨师傅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工作时，在国内首先引进了鲍勃迪伦的自传，首印2万册，很快售罄，成为当时的畅销书。

“其实当时上海人民出版社有个编辑，他也想做这本书，那时候外版书一般就是1000美金左右，我上来我就拍了6000美金，当场拿下。那时候还自作聪明说，哎呀，CHRONICLES《编年史》这个书名不好卖呀。那时候我就想啊，用他哪首歌的名字来做书名呢？实际上这个方式很不对。”

2015年，杨师傅以原名《编年史》再版这本自传，一年中只卖掉了4000本。没人能想到，第二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音乐人鲍勃迪伦，

"在城南一个朋友的小院子里烧烤，七点钟突然有人说，迪伦获奖了，我当时都懵了，当天晚上就全部被订光。哎呀，我说真的是掉馅饼了。《编年史》第一版的时候，当时推荐《编年史》我写过，也许十年后他会获诺奖，因为我知道那种歌词作为诗歌的那种那种水准，我知道他是有这种可能，但是我没想过，他真会得“

时隔十年，《编年史》证明杨师傅的独到眼光，15年30多本书，他以文化史的方式梳理西方流行乐。乐评人王晓峰说，”要是没有杨全强老师介绍，外国音乐的中文书会少一半，但在杨师傅的出版生涯中，音乐更像是他兴之所致的领域，他最在意的是冷门的西方学术，外国文学和中国研究，就职南京大学出版社期间。杨师傅开辟南大社沿用至今的“精典文库”，

2013年，丛零打造河南大学出版社的“上河卓远”，持续引进欧美前沿学术理论和文艺评论。在领取单向街颁发的年度编辑时，杨全强说，“出版就是要勇敢，不怕赔钱”。这句话很摇滚。

“我是希望提供从这种写作里面所体现出的人的创造和想象，它最终还是文本的那种愉悦。 ”

作为一名出版人，杨师傅的野心是像商务印书馆致敬，做出“汉译名著”那样能影响几代人的图书。但同时，这些冷门书也会让出版者自身极为痛苦。

其实，今天是杨师傅在这间办公室的最后一天，他一手打造业内颇具口碑的出版品牌“上河卓远”，在2020年底因所属出版社战略调整被迫停止营业。

“其实两年前吧，两年前就不是很顺了。在职业上，你会觉得，我的日子就是这样，我每天跑个步，但是突然发现这些都不行了，不是说我我身体出了什么问题，而是外部可能道路不好了，公园拆掉了，没地方跑了。

”在这个楼上待了好多年，七年，我不知道，比如说过几年之后，我再到这个楼上，从门缝里往里看，什么感觉？“

这不是杨师傅的第一次失败，从业23年，杨师傅成为多个知名出版品牌的”拓荒者“。或如他自嘲。为他人铺路的”炮灰“。

”一个好作者，你终于可以做他的书了，一个好的设计终于拿到手中了，我是经常有这种特别激动，特别愉悦的那种感觉。但是我可能性格上有一些缺点，有点心高气傲，就是要做我就要做的最好。“

几经辗转，杨师傅一直试图建立起长线发展、独树一帜的出版品牌，但业绩的压力让出版单位很难长期支撑他的这种追求，令他往往看不到结果就被迫离开。

”这个换个地方，我本来就是一条好汉，外面人家民营公司理想国啦，世纪文景啦，做的风风火火，风生水起，然后你在这边就太局促了，我对这一行这种热情，不允许我这样老老实实的待着。“

杨全强坚信，出版社应该成为才华出众之人的避风港。

”心里不服，就是始终有这种感觉。为了给避风港争取更大的空间，2021年50岁的杨师傅离开待了20多年的体制，成立“行思文化”，以民营出版模式再度出发。

"我自己(做书)偏好，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我有一些东西我会忍住，有特别学术的我们可能会往后放，或者说压缩这个规模，在就是文学上会好好下点功夫。

在新公司，杨师傅首次尝试博客、动画等新的营销手段，也积极吸取团队中年轻人的趣味，现在进入民营出版阵地，他看重的图书的长远价值，面临市场快进快出的考验，就像一头笨拙的大动物，来到了短跑赛道，有压力，也有新的兴奋，

“我是觉得做了20年出版，目前的团队是我觉得是最最好的，就是大家都特别有兴趣的投入这个事情，就我以前觉得没什么值得期待的，没什么值得再从我手中出来的，但是《三只忧伤的老虎》出来之后，我觉得我是特别欣慰，然后看到看到这个时候这本书”

“有些东西，它不单纯是靠这个经济数字来决定的，有的书你就是需要去养，你得有十年，二十年的这种眼量，为什么有那么多好出版社，什么伽利玛，什么苏尔坎普，讲谈社，是因为有这样一些人一直在坚持做这样一些东西，多少年后，它的书还有人读，这个社会价值是很大的。传播。我认为好的东西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我可以持续下去，对我来说就足够幸运了。”

在出版业被唱衰的今天，仍不断有怀抱理想的人投身其中，越来越多小的出版品牌异军突起，他们以各自的方式探索着有别于传统的出版之路。也带来了主流之外参差多态的声音。

和一般人印象中的编辑有些不同，图图在大理过着一种看似闲云野鹤的生活，溯溪，爬山，剩下的时间便是与形形色色有趣的人聊天，比如每天晚上去人民路摆摊画画的阿龙，梦想造一艘木帆船环游世界的许路，在梅里雪山、白马雪山脚下和藏民一起生活了近20年的乔阳，他听他们讲故事，然后忽悠他们写书。

“有那么多的人到大理这个地方来，他们为我们的城市化的日常生活提供了新的思考的方法和生活的样本，这是我以前在北京、在媒体的时候完全没有注意到的东西。

五年前，涂涂还在北京，是《新京报书评周刊》的主编，身处话语权力的中心，十多年来，他做的都是评价他人作品的工作。

“《书评周刊》在中国的出版界有非常高的江湖地位一样的东西，我们说这本书好，它就是好，那我就想尝试一下，不再通过对他人的作品的评价而去直接的表达，我就会觉得有一些书他们应该出现，那我就想，诶，我去把这个空白点找到。”

为了寻找主流之外的声音，2016年，涂涂辞去工作，卖掉北京的房子，和几个朋友一起创办了一家出版公司，并搬到了大理。他将公司命名为“乐府”，译为“大地上的歌谣”，一种来自土地和民间的力量，而他要做的正是重新找回这些声音。

“现在是去伙山上面农民画社去见沈见华老师，他做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就是教双廊的很多老奶奶们画画。”

为了重新唱响那些来自乡土和民间的声音，涂涂不断行走在路上，去长沙，请绘本艺术家蔡皋拿出她，沉淀了近20年的经拆装绘本。去山东，找到民间文学搜集家董经伦和江源夫妇的后人，重新出版夫妇俩花了近20年，在齐鲁大地上搜集到的民间故事和传说。

“有一个读者跟我们说，他们有外教，给他们讲童话，讲《格林童话》，讲《伊索寓言》，讲完之后就说，诶，你们国家可能也有吧。他们说我们没有，我们也是只有《格林童话》就很可笑，改革开放以后，开始不再怎么读民间故事之类的，民间的、乡土的，这些东西，如果你扔掉，就失去了身份证。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往前冲，可能过去20年中国就是往前冲的，但有时候我们需要回头看。你好好看一眼看到的传统，我们作为一个个体，作为人，在这个世界上的立身之本”

在乐府成立的头两年，涂涂怀着巨大的热情签下了20多本书。然而，这些书对于市场都太过陌生，没有现成经验可套。两年里，乐府只做了两本书，成为出版界出书最慢的公司，并在2017年底濒临解体。

"2018年我就觉得不行了，我就跑到北京去租了个房子，说我回北京来吧。有一段时间我基本上不拿工资了，想办法努力保证编辑的工资。“

在公司最穷的时候，涂涂却依然我行我素，做了一些毫无名气的作者的书。《秋园》便是一次大胆的尝试。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名叫杨本芬的老人。他写他母亲浮木般挣扎的一生，也写了那些乡间的生生死死。

”应该是在2019年的春天，我有另外一位作者叫虫虫，她就跟我说，我给你介绍一个作者，她说这个稿子已经十年前就写好了，当时呢，反响还蛮大的。但是想要出书就因为种种原因就一直没出来，那我当时读了这个稿子，我就觉得非常震惊，第一个，它有很强的那种生命力，第二个，它是一个纯粹的文学语言，基本当天晚上我就确定了，我说我想做这个书。“

”往事如烟，往事并不如烟，好像就在眼前“

杨本芬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中国女性，种过田，当过工人，一生都在为生存挣扎奋斗，却从未与文学有过交集。但60多岁时。母亲梁秋芳的去世让她意识到，如果没有人记录，母亲在这个世界上的痕迹将迅速被抹去。于是她决定做一件从来没做过的事，写作。

”灶台上，凳子上，饭桌上，我都能写，那个事情就是嵌在心里，历历在目，电影一样的，等我脑子里放出来。边写边哭，有时候伤心的时候，眼泪也会哗哗的流下来。“

在抽油烟机的轰鸣中，在等汤滚沸的间隙，杨本芬用两年的时间。足足写了八斤稿纸。

”去年，《人物》杂志写了一篇文章，叫《外婆在厨房写作》，这里面就讲了从秋园到杨奶奶到章红（杨本芬女儿）再到章红女儿，四代女性，每一代她的命运的轨迹，然后中间每代人付出的努力，是女性之间的接力一样，托举一样，就是能够让每个女性的生活越来越得到自由，越来越有自己能够把握的力量。

2020年6月，这些尘封了十多年的书稿终于出版。在80岁这一年，杨本芬成为了一名作家。

出版一个多月后，《秋园》因为媒体报道而进入公众视野，收获了一大批读者。

“出版之后激发了很多人的共情，有的年轻人就会说，啊，我要去找我的奶奶，我们一起也写一本书。那我觉得从无论从文学上还是从当下的现实意义上，这个书都很重要。”

在《秋园》获得关注的同时，乐府的《诗人十四个》《与病对话》等书也都迎来了销量的爆发，并入围国内一些重量级榜单，苦苦挣扎的乐府也因此活了下来。涂涂觉得做出版的这条路似乎走通了。

““做书”（公众号）就给我写了篇文章，有很多编辑来跟我讲，说做书已经做麻木了，看这个文章突然会想起来，我当年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所怀有的那个青春时候的那种热情，那种梦想。甚至有的同行跟我说，你是在替我们做书，所以你一定要活下去，我当时就说我肯定可以活下去，而且应该可以活的挺好的了。”

在很多人看来，涂涂是一个有些任性的出版人，组织松散，他和十几个编辑分散在各地线上办公，出入风格以边缘，小众著称，甚至有很大一部分是素人作者的第一本书，在所有同行都劝他收缩的时候，他们手头却有100多本书正在进行，而且还在马不停蹄的见新的作者。

“遇到了这些我认为写的好的，可能在市场上是冒险的书，那我会看到一个市场通路，那我就会觉得，如果我想这个书能卖一万两万，那一点风险都没有啊，我就愿意做它，它让这个世界多了个声音，而且能卖到一万多本，我就可以挣到钱了，挣不了多少钱也没关系嘛。当你年轻的时候，你想到这个世界得到一些东西，而现在呢？你会觉得，我做这些书，这个过程好像就是这个世界增添了一点点东西。我希望找到我们这个时代的真正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