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orcism: the exceptional, the existential and the exploitative

影史上独一无二、影响深远的驱魔人给我的震撼是难以言表的，正如影评人常用的deep horror一词形容的，那种触及生存本质，指向无意义和失去信心的恐惧，电影一步一步让我靠近。结构上，层层铺垫，三条叙事由远及近，慢慢在高潮/驱魔场景融合。导演用技巧，让恐惧和紧张之感从生理（感官）和心理层面逐步累积，最后爆炸，甚至余音绕梁。配乐精彩之处就如慢火，静水流深，看似不相关的细节镜头共同勾勒恶魔的爪牙。镜头上摄影用特写，景深和聚焦的变化来表明人物关系和环境氛围，而且特别爱用对比镜头。比如女儿在门后听母亲电话的戏：

这个长镜头由远及近，从母亲的狂怒到女儿的沉默不语，时间空间的一致暗示女儿受到的影响，借此解释下一个场景中，女儿的脏话和狂怒并非事出无因

平行对比结构是电影的叙事主基调，女儿与母亲比较儿子与母亲（天主教的核心也是家庭关系，圣母与圣子，项链吊坠上的圣约瑟夫与圣子）；神父之间的对比，尤其梅林和卡拉斯：

信仰的逐渐消失意味着困惑，构图和光不断强调这一点，神父的特写也大多是焦虑和不安

梅林神父的位置是与魔鬼并置的，他已经清楚自己要做什么，因此和卡拉斯的对比他是坚定的，清晰的

另外一个平行是神圣与世俗。邪灵是用来以恶制恶（evil against evil），但是谁又来制衡它呢？世俗世界的成功和富足（女主是知名女演员，居住环境和助理，家庭管家们都显示出优越的生活条件）可以阻挡生活清贫的困苦（神父住在破烂拥挤的老街区，母亲没人照顾，也没有钱雇用专业人士）。女主似乎用没有信仰之恶战胜了匮乏之恶，但是传统信仰的缺失（核心家庭的瓦解），并没有带来幸福；神父也在只有信仰支持的情况下，逐渐失去信仰，科学理性也如医院里的器械和针头一般，不断侵袭。

70年代的美国，甚至全世界，在民权运动后，旧体系松动开始瓦解，新的信念（如女权，民族和性少数等）却无法完全消解人们内心的困惑，我们更幸福了吗？这样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电影是最敏感捕捉到这一切的。60年代传统好莱坞/大制片厂体制的败北，电视的崛起，给新的电影新的创作空间。70年代对于恐怖类型电影而言是黄金时代，内容的解禁，技术和市场的认可，还有文化风潮的利好，我们内心的恐惧猜疑都映射在银幕上。William Friendkin拍摄社会题材的纪录片出身，对于历史困境给出了自己的观察，在面对越来越多，更多元的“信仰”（不仅是宗教的，生活的，哲学的，价值观的），我们是惶恐不安的。这样的恐惧或者说具象化了的恶魔，它可以是对信仰的崩塌，对女性力量的恐慌（厌女），对资本主义价值/科学理性的膜拜，传统的背离等，电影对于这个探索又是开放和无限的，赋予本片极强的生命力。象征信仰/传统的项链，还给了感觉要改过自新的神父，女儿和母亲去了欧洲（生父也在欧洲），这种短暂回归，是否又是新的秩序，我无从而知，但是那在心间久久的不安，会一直伴随我们，每当我们遇到困惑时。

关于电影的制作，整个cast表演非常优秀，音乐和特效都是影史上的明珠，我也在思考为什么如此自然主义的特效（严格和现在的工业特效区分，没有电子化和大量后期，驱魔人主要靠现场的影角度，环境道具和演员身体表演）可以如此打动人心，引人入胜：它是真实的。为了捕捉小女孩口吐恶气，在环境零下摄氏度拍摄，女主和小女孩在几组特技中（在演员不完全知情）均受伤，女孩常年有脊椎问题；剧场失火，以及工作人员受伤而且据说有死亡；拍摄进度不断拉长。电影的剥削行还在宣发的时候，第二次展现，“史上最邪门的电影”“与电影相关的9人死亡”“电影中有真实的撒旦”等，它也成了最卖座的电影。在制度更为完善和劳工福利更健全的情况下是否还会有这样的佳作呢？也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