扮演靳开来三题（何伟谈演靳开来）

扮演靳开来三题

何伟

（原刊《电影艺术》1985.3期）

《高山下的花环》拍摄完成之后，我和几位主要演员随同谢晋导演奔赴10个省市参加首映活动。从广大观众的热烈掌声中，近乎狂热的情绪中，我感觉到人们对靳开来这个八十年代新的典型人物的热爱和崇敬。作为扮演靳开来的演员，人们争着和我握手，拥抱，要求我鉴名，向我献花，表现出对角色的一种偏爱。这使我激动不已，从内心喊出:“靳开来虽然没有得到立功勋章，但他却赢得了亿万人民的鲜花和掌声。”从中，我深深地懂得了，观众对演员的热爱主要来自于对作家呕心沥血刻画的艺术形象的热爱。漫长的“极左”路线伤害了亿万人民的心灵，而他则是鞭打这条错误路线的“铁锤钢鞭”，敢于站出来大声疾呼，喊出了亿万人民的心声。一些观众给我来信说:“他是我们心中最崇拜的英雄，他是理想的，却又是摸得着看得见的活生生的英雄，而绝非供人膜拜的偶像。他的话虽粗却给人一种美感。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民族之魂魄，国家之希望。他是我们中华民族得以繁衍的支柱，他是我们八十年代青年的精神实质的典型概括。”他生前向人民展献了一颗赤子之心，然而却又不被一些人所承认。如果世间还有无私的奉献而没有任何索取的人，那么，靳开来就是代表。因此，人们为他不平而哭，被他惹得捧腹大笑之后而忧虑。没有对现实的反抗，也就没有了悲剧。命运可以摧毁伟大崇高的人，但无法摧毁人的伟大崇高。这也就是靳开来这个人物出现强大的辐射力和产生强烈共鸣之主要原因。

一、表演与本质

看过《花环》的小说、话剧、电视和电影的观众都会不约而同地称靳开来为“牢骚大王”。作为他的扮演者来说，第一个感觉也是如此。于是，我一开始就简单地一头扎到“牢骚”堆里，把他演成消极不满的，看破世间一切的人物。抓了表象而失掉了人物重要的核心。我清楚地记得第一轮小品下来，谢导演批评我的理解与处理为“满不是那么回事”。 宏观不准确，微观必然出现偏差。谢导演给我们看中国男排队长写《愧对江东父老》的文章。并对我说：“每当我出国期间，看到外国的工业、农业、科学技术远远超过我们时，作为一个中国人在着急的同时只能表示服气。因为几十年来“极左”路线的干扰和统治使我们的国家几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但文学艺术也远远落后于人家，我不服，咽不下这口气。因为我们有历史悠久丰富灿烂的文化，而且我们每个人所经历的东西都可以写出一部生动、催人泪下的小说。 我们有这样好的条件，有如此宏大的艺术宝库，为什么赶不上他们。”谢导的话启发了我。我理解他为什么要发奋地为祖国的电影事业的振兴而拼搏了。我想象如果当他的追求遇到阻力也会产生牢骚与不满。难道他的核心与本质就是牢骚与不满吗？当然不是。而是他对党，对祖国，对事业深深的爱与执着的追求。这不正是靳开来这个人物的核心和本质吗?人物的核心找到了，过去所观察到的各种类似靳开来的人物立即在我的脑海当中活起来，人物的“我就不信这个劲”的总体感觉有了，强烈的创作欲望产生了。演员分析人物的结果是感觉。这种感觉告诉我“牢骚”是他性格的表面特征,他对祖国深深的爱从而产生的勇敢无畏和求实精神，两者交织在一起形成他特有的个性才是他的本质。赵蒙生通过关系搞“曲线调动”，本不损害他个人利益，完全可以漠然置之，可他喊出了“到北京去告状”，这正说明他对党的热爱和信任。看到段雨国那副懒散就要上前训上一顿。他的“牢骚”与训人让人听后产生一种痛快之感。他的“我要在副连长的位置上死出个样来”的“牢骚”正是表现了一种男子汉的气魄。他的语言已远远被他的行动所超过。人们爱他正是因为他更接近于人民。人们从他的语言、行动上看到一种具有独特表现方式的真挚的爱。他让梁三喜试鞋的那种爱和他对“极左”路线那种疾恶如仇的恨形成鲜明对比。我对人物的这些理解，帮助我去塑造他性格的多侧面。

二、人物性格化

作为晚辈我非常注意学习前辈艺术家们的创作方法。像英若诚在电影《白求恩》中和刘子枫在电影《两个少女》中的人物塑造都达到了一种看不出技巧的高人一筹的境界。一个演员要想使自己塑造的形象令人信服，就必须在他所扮演的角色中注入自己新的立意，有自己的特色。劳伦斯根据自己的特点把王子演成性情忧郁，心情焦急，富有男子气概的人物。而吉尔吉德演的则是聪明、高雅、忧伤和敏感的王子。各有千秋、独成一家。常言道:“一娘生九子，连娘十个性。”大自然本是千姿百态的，为什么艺术创作非要有模式，非要千人一态呢？因此，在靳开来的塑造上我从自己这块原材料出发，追求是“我”的“这一个”，并把有意识的设计变成下意识地流露，使之接近随意性。我的性格与气质并不太像人物。这就要求我去努力缩小自己与角色的距离，并且捕捉人物与我的引爆点和交叉点。我除去在生活中军装不离身，注意培养自己的军人气质与素质外，还努力改变自己已经习惯了的生活节奏，使之生活于人物的精神状态之中，时时注意培养这种“我是个军人”的自信感。并且积极地展开想像，通过生活的观察与积累，想象人物此时此地的动作。像照相当中的吃蛋糕，抽烟时习惯性地掐掉过滤嘴的动作，以及一些细致的反应都是从过去看过的小说、电影中得来并加以丰富和想像产生的。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我与角色除去对祖国深深的爱和处事待人还算忠厚、真挚、朴实等等有共同之处以外，其它都要通过观察、体验和猎取来创造。比如像我“倒立”那场戏穿的花裤就是在山东“白老虎”连体验生活时从一位排长身上猎取过来的。这位排长从外形到经历都很象靳开来。我为了了解他，索性卷起行李和他住在一起。和他熟悉了，他连家里的事都愿讲给我听。我问他为什么一打球总穿条花裤叉，他开玩笑说:“这是老婆给做的，穿上它能赢球。”我觉得这条“花裤又”用在人物身上，起码体现一种夫妻之爱，而且对人物塑造也有好处。因为他不同于梁三喜。梁生长在边远山区，身上具有浓烈的乡土味，而靳开来生长在交通比较方便的县城附近，在他身上就会有一种土不土、洋不洋的东西。还有像“河边洗澡”时说不服梁三喜，临走狠狠地踩了下赵蒙生的衣服那种“软劲”。“吃馒头”那场戏，当段雨国给他馒头，他又重新摔给赵蒙生时边捋衣袖边提眼皮象没事一样的狡黠劲。“车站”一场戏，见梁三喜给赵蒙生鸡蛋，气的把口里的水一喷，然后嘻笑怒骂的那股劲儿。“赵蒙生来连队”一场戏，刚见面就敢看人家皮包里的东西那种见面熟的劲儿。这些，都是他性格的侧面。表现这些过去不能表现的侧面如同在纯白色的液体中注入几滴黑色一样，立刻会觉得持重而不漂。有一位记者对我说:“你在玉秀来连队探亲时用了一个非常绝的眼神。”看来这位记者的眼力很准，一下把我的意图领略了。这是一种长年见不到女人，忽然来了个穿花衣服的，谁都想看上一眼，人的本能反应的一种眼神。异性相吸，这也是常情。但要掌握好分寸，只能是一瞬时的流露。如同搔痒一样，轻了不够，重了就痛，适度为好。过去有人讲过一个笑话，说某班在野外训练，正当班长喊“向右看齐”时，从右边走来一位女同志，全班人不约而同地随着她的走动，把头由右逐渐向左转去。班长发现后立即喊“向后转”，可他自己也本能地望她一眼。这是一个带有夸张色彩的笑话，但它却让人笑过之后有一种心酸之感。战士们的生活就是这样，不仅艰苦而且枯燥。他们把自己应该享受的爱情和青春年华都献给了人民，而让亿万个和他们一样的青年人能有甜蜜的爱情，美满的家庭。难怪有的首长说:“我们的战士既是可爱的，又是可怜的。”也难怪靳开来说“当兵的苦行僧的干活，娶个老婆当月亮看”。他们也都是七情六欲俱全的人，他们也有美的追求。我们就是要让大家知道我们的战士是如此般地生活着的。我们的战士这种伟大可爱之处正是我们过去不敢揭示之处。用这种反色彩的演法来表现战士，可能比正面说教更含蓄，更耐人回味和深思。“任命副连长”这场戏我同样用反色彩处理。我没有表现他的喜悦与激动。这样处理一是简单，二又太白。人往往在激动的时候会做出相反的反应。我把它处理成：听到任命后一愣，出列，欲抬手敬礼又止，停顿，敬礼，手指在帽沿处搓动几下，像要说什么却又没说，归队。“动作是捕捉感情的网罟”。有时几个动作的选择，会使内心产生准确的节奏，从而出现了难以寻求的感觉。“任命”后我设计了在帐蓬里算卦，嘴里吹着带有悲伤色彩的调给人一种苦不苦、甜不甜的味道。人们很难一下说出他此时到底是激动还是委屈，是思念还是凄凉。人处于激烈的矛盾之中往往是一种朦胧的状态。这种朦胧的中性处理要比把戏演白了更容易使人产生联想。靳开来思想中凝结着当今社会矛盾的复杂内容，人们从他身上得到的是强烈的实体感。抽掉了矛盾就是抽掉了人物的灵魄。算卦本来是一种精神寄托，想算算妻儿老小将来会如何?可一想到他们，想到现实，不禁心烦意乱，于是，把牌一摔，揭示了人物的心理矛盾。“喝酒”这场戏，我同样是努力去揭示人物的内心矛盾，而没有像以往那样一表现英雄上战场就都咬破手指写血书。那样的表演太多了，形成一种模式了，我要再现各种规定情境中人的心情与精神状态。既有凄凉又有豪爽，既有悲壮又有深情。酒过三巡后的凝思与唱，对着梁三喜，先是举杯:“下次烈士陵园见”继又拍拍光头说“我靳开来兄弟四个，死了一个还有仨”，表现出豪爽的男子汉气魄。为了争当尖刀排长，先是符合他和梁三喜关系的责备以至瞪眼，接着是高声的争吵到停顿，像兄长般地压低声音劝说，同时用手轻轻地为他打扫肩上的灰尘，表现出他对同志的深情。最后一个长笑，一种悲凉之笑，一种酒不醉人人自醉的笑。表演艺术是一种说服人的艺术。但要说服观众，必先说服自己。在看剧本时，对这场戏的调子有过担心，因为过去从未这样表现过我们的英雄，多年来形成的观念使大家已习惯一种模式的处理。其实像这种情景79年太多了。因为很多战士刚满20岁，晚上睡觉还叫着妈妈，碰到战争，每个人都有个转变、准备、适应的过程。况且，我们三十几年没有打仗了。最主要的是八十年代的战士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的战士是不同的。那时当兵一为吃饱肚子，二为解放家乡。长时间的战争生活，使大家都习惯了。现在的战士身后都有可依恋的美好生活。正因为如此，当祖国需要的时候，他们能抛开一切，其中包括个人的思想和委屈，毅然奔赴沙场就更显得崇高和伟大。这种对生活的向往、追求和依恋，产生了悲剧的崇高感和美学价值，使人们心灵震撼，悟出一些道理，从而痛定思痛，激励人们去医治创伤。悲剧毫无疑问带有悲观和忧郁色彩，然而它又以深刻的真理、壮丽的诗情与英雄的气慨使我们深受鼓舞。悲剧的任务就是向大自然举起一面镜子，不让歪曲事物的优美形象。如果歪曲了，粉饰了，那才真叫对不起烈士们的在天之灵。对真实的追求，对烈士的责任感，使我在拍这场戏时一直处于最佳的竞技状态之中。外面大家准备就序，帐棚内我们二人听着《命运》交响曲，饮着白酒，导演轻声说“请两位演员准备”，我起身走出帐棚，一股热流立刻涌遍全身，一种真要告别祖国奔向战场的感觉顿时产生。当我坐下后，无意中看见对面的一座大山仿佛看见自己的母亲抱着我的冬儿在拚命地向上爬着，泪水与汗水交织一起，她想爬上山顶再看一眼远去的儿子。我心里暗暗地叫道:“妈妈呀，您别爬了就是爬到山顶也看不见我了。”这种平日积累的母子之情产生了放射，使我第一次体验到哭的颤抖是什么感觉。在这险些不能自制的情况下，我提醒自己注意控制。感情上的跳进跳出，对演员来说，既是艺术享又是自我折磨。人愈是控制自己的情感，不使它流出来,情感反而会突破出来。还有“牺牲”一场戏，大家望着我那要死的模样，加上天气与环境气氛造成的一种真实感，个个都哭的天昏地暗。这场戏，我同样没像以往那样处理成英雄的“壮烈牺牲”，而是再现生的真实。我从生活中、小说中、电影中研究了各种不同之死，综合成现在的处理：由于伤重把我放倒在地上时的苦痛，低弱的叮嘱，由于干渴一说话喉咙就痒，引起咳嗽，咳嗽的振动使伤处的更加疼痛，因而发尖叫，极力挣扎，最后倒下。对于眼睛的处理，我想了多种，最后认为以不瞑目为好。因为战前他说过“在副连长的位置上死出个样来。”可他现在认为自己踩雷而死，死的“不是样”。此时他恨不得抓住几个人来咬上几口。他是死而有憾。他的悲剧恰恰在死后人们会从他那双没有闭上的眼睛，想到没有得到立功勋章。这样处理靳开来的死，避开了那种英雄总不易死，总说个没完，又总死的那么伟大安宁的模式，从而令人感到真实可信。

三、为什么让他笑

许多观众看完影片后，都说最欣赏靳开来的笑。这说明自己的苦心设计与观众的要求相吻合了。这个笑既产生于人物的宏观设计又借鉴于电影《维拉》中的女主人公。她生活艰难，肩负重担，整天处于奔忙劳碌之中，然而却常常发出一种动人的笑。这种反色彩的处理，使人更同情她、可怜她、心疼她，笑着为她流泪。这种正戏反演、反戏正演的手法，其实在我国的艺术家们的表演上也常常见得到。我把人物处理成笑着生活，笑着去死，可算是一种偷艺。如果一味地去表现他的牢骚就会显得单薄、浮浅、乏味甚至歪曲，而不那么令人同情与喜爱了。特别是后来没有给他立功勋章，更让人想起他的音容笑貌。就像在这里扔下一块石子、涟漪将出现在远处一样。我对笑也了各种不同的处理。有嘻笑怒骂的，有自嘲的，有开心的，有委曲的，有有意识的，有下意识的，有掩饰的，有凄凉的，有得意的……。总之要笑出在不同期定情境中不同的心情来。比如像“打扑克”一场戏中，他既有开心的，戏谑的，自嘲的，得意的笑，也有由于发怒而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然后掩饰地一笑。没有开始的得意与开心就衬托不出后来的尴尬与掩饰。层次的变化产生了节奏的张弛。这是重场戏，难点是语言太多，弄不好就会出现舞台感，需要加强随意性,把有意识变为下意识来解决。为此，我用了大量的“水词”,像“什么？”“该谁出来？”“一个K！”,“抓了一手革命群众！”（全是小牌的意思）等等，加上一些细小动作，使语言在动作中，动作也在语言里。而要做到这一点，牢牢把握住人物的总体感觉和几个关键的“扣”就很重要，太理智了就会出现痕迹。值得庆幸的是、我头一次上银幕就遇到谢晋这样的导演。是他帮助我牢牢地把握了人物的总体感觉，使我总算没有出现偏差。是作家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使我能够有所依托地来塑造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的英雄。是合作者的共同努力。由于水平与素养有限，仍有遗憾之处。如由于当时只注意追求表演真实与随意性而忽略了同期录音，致使许多话连自己都听不太清。表演上仍存在着对人物刻画的不深和浮浅。特别是在内心处于空白时，暴露出设计的痕迹。象“念梁三喜探家报告”一场戏，对手尚未说完，我就过来了，等着无事干，只好拉拉这，扯扯那。但愿今后能少出现些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