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在哪里？我一度无法回答
台词课第一要义——不要让角色成为导演的传声筒。我克制克制再克制，但还是忍不住让阿涛替我说出了那句：“你现在长大了，爸爸妈妈的家，都不是你的家。”
家是一个过于日常的词汇，又具体又宽泛。具体到就是我们晚上会回去睡觉的那个地方，宽泛到意指心之所向，宽泛到对很多人而言，是模糊的。
家这样一个听上去理应提供安全感的固定的地方，在现代社会却是流动的。
我的原生家庭变故太多，家族生意大起大落，四年级从富二代变成负二代，世态炎凉尽收眼底，父母也离婚各自组建了新的家庭，我像个拖油瓶，在父、母、亲戚间的家庭场所中被拉去推来，格格不入。至今还能听见记忆中，十一岁的自己轻声在角落中说：我没有家了。
父母曾经太成功了，以至于对我的爱，不免有条件。我必须时刻努力，保持优秀，不负他们的期望。但外婆自始至终是对我不离不弃的，无论我拍电影，还是去工厂打工，她都会一样地把我视为她的孩子。她一直告诉我：不管爸爸妈妈好还是不好，有钱还是没钱，都是他们自己的事，不要去惦记他们的东西，你想要什么，要靠自己去创造。
所以跟阿涛一样，我要去找到我的家。
十七岁的我辍学，去追寻自己的梦想。无论如何，我要拍电影。一开始拍纪录片，是我认识世界的方式。采访提纲是再合理不过的搭讪方式，我对这个世界这么好奇，这么想要知道周遭每个人的想法，想要走遍大江南北，想要广交天下朋友。
那些年，穷苦落魄，却无比自由。宇宙反馈给我非凡的幸运，让我认识了我的爱人卡卡。我们三观一致，无话不说，成为最亲密的创作伙伴。我们在大理租了个老院子，收拾清爽，置办家具，沮丧欢欣都一起度过。
大理的生活太过于舒适，舒适到几乎静止，舒适到也叫我感到不自由了。于是，我又回到浙江，回到故乡的村庄。在包邮区，我们又能保持乡村的慢生活节奏，又能参与到时代的进程。
经过那么多年的漂泊，我总算明白了这片土地对我而言的意义。家是我出发和回去的地方。日日夜夜在家，察觉不到家的珍贵。只有离开过，才懂得回家的滋味。
如果说家承载了游子的记忆，故土就承载了家的记忆。我从这里出发，去全国各地拍摄，学会对甲方卑躬屈膝，学会人情世故，学会一遍遍地推销自己的作品，把真心反复掏出来在太阳底下暴晒，直到少年的锐角被磨得圆滑有弹性。
但是回到家里，我就又可以切换回简单模式了。我喜欢跟电脑待在一起，打字，写作，剪片子。一个接一个的夜晚，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天就亮了。我托着疲惫的身躯，走进镇上的面馆，吃一碗童年味道的虾鱼面。周遭的人操着乡音大声说话，聊最与生活相关的多少钱一斤的事，爆发出爽朗而饱满的笑声。叫卖新鲜蔬菜鱼虾的老头老太太们，好像比年轻人还拥有朝气。这一切都让我的精神聚集，扎扎实实地触摸到生活的本质。
在恭喜或告慰之余，回顾不多不少的一些情谊，交换各自生活的一些信息。有时在他们口中得知一些生动的往昔追忆，甚至可以一路追溯到清朝出生的太爷爷。面对长辈对我人生的指点，早就不去反驳，只是微笑接受。然后依旧照自己的心意活着。
在外婆的菜园里，在溪街对过的茶摊，我意识到自己依旧属于这里，属于这些来往的船只，属于每年都冒出来的春笋。
所以我要拍一部电影，记住故乡，记住外婆，记住在路上寻找家的每一个疲惫的灵魂，记住他们的勇气，以及我们所需要的宽慰。
至于过程的艰辛，似乎没有那么重要了。总归还是得到的帮助与幸运更多。电影也拍出来了，外婆也看到了电影，她很高兴老家被永远地记忆下来了，所有的付出都得到了回报，仿佛最俗套的励志故事。
而我，在电影上映前的这一天，还能说些什么，来邀请观众走进电影院呢？从创投开始，就一遍遍地讲述这个故事，跟潜在的投资人讲，跟演员讲，跟主创讲，在映后交流跟观众讲，在采访中讲，讲了不知有几百遍，真话也成了套话了。
好在，电影还是最初的样子，包含着故乡河流和外婆的笑容所给我的全部力量。所以，让电影说吧！她一定比我说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