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创作”的无效坚守

《陌路狂刀》充分地体现了传统电影创作者在网大之中的转型困难。李伟导演长期担任张艺谋的副导演，建立了比较“根深蒂固”的电影审美，这让他有着比较高的创作追求，不甘心停留在直白、文字化过度的叙事方式，以及画面与节奏的粗糙和平直。 传统的电影创作中，一般会带有创作者个人思想的“主题“。作为故事素材，它对应着各式各样的经典剧情走向，这是作品的基底，本作就是“被迫害的蒙冤侠士，重新崛起于陌路，对抗邪恶，匡扶正义”。创作者会从基底出发，带来对其的个人解读，进行更多的意义赋予，从而强调自身在创作中的存在，让它从普遍性的经典故事变为自己的特有专属品。 这是“创作”的重要部分，却是网大中不太重要的东西，甚至与其在体量与观看情境下“追求简单、直接、易于理解”标准相背离。《陌路狂刀》是一部试图平衡的作品，堪称同期同体量同类型的《目中无人2》的同袍，也与其走到了相同的结果：夹缝之中的尴尬自处。 它的票房成绩极度凄惨，这是正常的现象，也体现了《目中无人2》临时撤档、回归网络平台的英明与自知。 李伟在开头给出了定义性的象征手法，即对主角命运的暗喻：炭火的主观镜头贯穿了全段，从它的视角出发去“定义”主角，在火炉中被灼烧，却依然在平庸外表中“不毁灭”，正是主角在兵变打压后的状态：表面上归于认命的唯唯诺诺，实际上却依然宁折不弯。从木炭的视角出发，我们看到了主角的“表面”，而木炭则强调了他的本质。 这种手法显然来自于传统电影的创作思维，它是一种对格调的追求，这同样体现在了各种细节里，在叙事层面对主角看到骆驼幻象的设计，让骆驼反复出现在画面中，类似于《搏击俱乐部》里单帧闪现的“真身”手法，直接映射主角的内心黑暗，是使其无法再次出手、迷茫于行动方向的困境象征。在更小的环节，如各人的出场姓名介绍字体。这样的手法让影片的表述有些“复杂”，在理解的思维逻辑上不直接，需要同体量的文本内容去对接匹配。 但在这里，网大的体量局限性就发挥了负面作用。可以看到，无论是“阴谋真相”，还是各人定位，都在开篇时交代清楚，齐王谋反、杀遍全城的“过往”之核心迷雾甚至没持续过齐王的第一次出场，急切地用插叙的方式直接带到当时的时空现场里给出，随后更是让大臣用台词喊了出来，并以后者的“被杀之忠臣身份”予以正确性的背书。 随着影片的发展，剧情中的主题表现架构进一步露出更完整的形态，它体现了李伟导演对表达远甚普通网大的重视程度，也与动作类型元素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结合。太子遗孤引出了主角与官府的进一步交互，也带来了其人物在“炭之烧而不尽”象征的固守信念与安生苟活之间的切换，完成了人物的内心构建。他曾经试图拯救梁城百姓，与齐王对峙，甚至杀死了自己的伙伴，为一城人牺牲一人，结果却是被巨大的强权力量所击溃。这让他一度苟活于统治之下，内心中的信念却依旧如烧而不尽的炭，似乎被灼烧，实际上火恰恰是自身的信念象征，融化覆盖天地的冰冷白雪。 遗孤引来了太子与齐王的两部势力，这扩展了“政治系统”的范畴，让主角与母子夹在了两股政治势力的中间。这是表达的升级，反派实际上不仅是叛乱者齐王，还包括了想夺回权力的太子党，为了权力而运动的所有人共同组成的系统才是真正的反派，它让太子死亡，让少年皇帝被困于无自主性的皇位，也要将遗孤母子当成太子党的工具、齐王的抹杀对象。 主角是被害者的一员，也要对抗系统，拯救所有人。他曾经被迫在一城和一个人之间选择，这种选择非常经典，前者似乎代表了“集体”，而在本片的表达中，它们其实都是政治系统这一“集体”之下的受压“个体”，是权力争斗的牺牲品和工具。因此，曾经受困于政治系统，希望寄托于面见恳求齐王的主角，必然无法拯救任何一方。而到了当下，他同时面对太子与齐王党，不选择任何一边，而是意识到双方共同组成的“当下全局之黑暗”，才能真正挣脱出来，打破身陷系统的迷惑与困境，赢得拯救被害者的希望，一城或一人的选择就此消解。 这样的表达是有深度的，李伟也用了电影化的手法去做出呈现。他从白雪出发，强调了太子党与齐王在夺权---争夺遗孤---对立表面之下的内在共性。齐王洗澡的段落中，镜头反复切到远景，让他身处于冰雪院落之中，在池中轻松游动，充满了掌控力。随后，太子党出现，她同样处于雪地的远景中，甚至身穿白衣，更加融入这种环境，以中和她在剧情层面上的“尚处正派”假象。 白雪是反情感的冰冷，而主角的炭则可以生出火，以红色热力冲化白色冰冷。他的战斗方式始终以炭火为主，这是动作设计环节的指引，而在与母女第一次对话的段落中，镜头给到了他融雪做饭的特写，结合着他对两党争孩子的聆听，暗示了其对抗冰冷政治系统的本质，并以“蜡烛之火熄灭”的镜头配合他暂时的消极。而在老头选择保护母女而死的时候，他也行走并倒在了冰雪之中，唱着故子的军歌，其父子之情被冰雪与齐王党所抹灭。 围绕动作环节，李伟做出了更多的设计。他用字幕强调了三个画坊的存在，这构成了主角要闯的三个关卡，而它的终点则是太子党口中“解救母子出去”的亭子。这让第一阶段的动作段落成为了经典的闯关模式，也是对主题的暗示：层层闯关意味着对系统的层层冲破，但其终点的亭子却不是真正的自由，因为老头的儿子恰恰从那里从军，并死在了内部夺权而非对外抗战的战场上，它只是一派政治家的胜利，而非脱离系统的自由。主角在层层闯关中真正意识到的，恰恰是对系统本质的层层了解，并在完整认知后重走一遍。当他与太子党一起闯过两关时，对方也确实害了他，让他确切意识到了系统本身的黑暗，李伟在正确的节点上做出了正确的剧情转折。 然而，在执行时，李伟却难免受限于网大的体量与节奏。主角对系统产生的畏惧让他苟活，在对母子的不救中有所体现，却只停留了一场戏，第二天就进入了“与太子党联手救人”的第二阶段认知。而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他从“齐王党之恶”到”太子党也恶的系统之恶”进行认知升级，即动作层面的第二关卡，却显得非常短促，如果不是对方提及“我们已经过了两场”甚至毫无存在感，随后他就被对方毒伤。 这一方面是时间所限，一方面也是对动作本身的单纯化需要，网大更突出动作的刺激本身，如果在动作场面之间与其内加入太多文戏与人物内心的展示，就会冲淡动作的观感，节奏放慢，让观众从视觉刺激中分出“内容思考”。它必须以动作段落为主，又不能在动作段落中冲淡“动作性的占比”，这让它即使依托动作段落进行了主题表达设计，也很难在内容上真正具体地完成。 这当然也影响了人物在文戏中的塑造效果，老头对主角的“儿子凶手的个体恨”到“为救母子与主角的放下个体恨”，以自己死亡换取对方生命，弧光存在，却毫无展现空间，只是在其被抓后迅速地得知儿子真相，并随即做出了杀主角与否的选择。而在主角的内心挣扎中，救一人还是一城，选择的对错，心魔（骆驼幻影）迷惑的存在，以及坚定“需要敌对的是系统”之后的消除，也只是用了被捕后的一大段内心具象幻觉，且“当年梁城谜团”的表层悬念也由此迅速揭开大半。 在最后的阶段，李伟对表达的野心愈发流露、扩张出来，于成片之中的落实也愈发显得冲突，甚至有了或多或少的“自暴自弃”之感。他受困于救一人还是一城的困境中，并因为彻底的失败而让困境升级，成为了于系统中无法找到出路的绝望。这种绝望由系统本身的黑暗而来，它会吞噬掉所有的“一个人”，而这些个体集结起来就变成了“一城人”，一城人也不过是更多的个体而已。站在当下，主角无法从系统中拯救更多的个体，能做的只是留下“一个人”。值得注意的是，那个人绝不属于“当下”，“当下”中的所有个体都会因为系统的黑暗而死亡，就像一城人与一个人，他必须属于“未来”，是主角留下的未来希望。 这正是主角在结尾处的行为，他牺牲了属于当下的“一城人”，让卖货郎与女太子党阵亡，保护的则是属于未来的“一个人”，是即将成长起来的太子婴儿。在这个结尾中，李伟试图展现一种复合的观点。主角拯救了未来的希望，冲破了三层画坊象征的自身困境，意识到系统的全局性黑暗，因此必须留住未来的改变机会，在当下“救一个人”即是之于未来的“救所有人”。 这无疑是积极的结局。但从根本上说，他自言“我救不了一城人，只能救一个人”，又流露出了对自身力量与全局系统的绝望感，他完全感受到了黑暗的庞大。这引出了他在电影首尾的两次选择，开头时寄希望于“救助当下权力者”，失败，结尾处寄希望于”当政的未来权力者”（小皇帝与得到继位诏书的婴儿太子），不再失败。这似乎是希望，但也是主角对人力之于系统扭转无力的被迫承认：他自己终究是“救不了”，只能继续寄希望于系统的掌控者，区别只是当下与未来，不变的则是自身的被动性。 为了表现主角面对系统性黑暗的绝望，李伟以主角看到沙漠骆驼幻象---救不了一人的极限时刻---的内心最绝望本质开始 ，让他从被抓捕的低谷走上再次对抗的道路。此前的三画坊之战被刻意地淡化，象征着主角冲破系统困境的思想错误，而当他完全认知到“救不了一城，只能救一人”时，三画坊再度渐次出现，带来了真正的“冲破”：对系统中应行之事的困惑破除了，黑色的骆驼幻象不再出现，取而代之的确切出路却是对“个体于系统之无力”的认知与接受。在结尾处，主角与婴儿母亲走到了亭子，天地间的大雪却依然存在，而母亲在此前身穿纱衣，彻底对抗时的红色与白色冰雪完全不融，结果却是在女太子党面前的暴露，随后为奋战的主角纵情一舞，却已经换成了融入冰雪的白衣，是她在接受环境并被其吞噬之前的最后一次光辉。 并且，导演也强化了系统的复杂程度，并给出多组对比性关系。在太子党与齐王党的对抗中，他引入了少数民族的要素，让太子党的女人与太子母亲的个体命运卷入了更复杂的争斗格局，既有王朝内部的权力更迭，也有少数民族分一杯羹的外部觊觎。同时，两个女人以具体的方式受到这一系统的迫害，女太子党被迫烧毁容貌，太子母亲则被迫成为“祭品”，一同为了民族与政治的争斗而牺牲，双方也就此构成了对比，太子母亲抗拒牺牲而失败，女太子党接受牺牲而无奈，前者的失败构成了系统的“只能接受”，后者的倒戈带来了暂时的扭转，并以后者的死亡而强调黑暗性。 并且，女太子党也是主角的对比性存在，二人都拥有个体的武艺，前者是“炭火”的受害者，对抗当权者对劣等民族掠夺的方式只是被毁容，而后者的“炭火”则是武器，对抗权力系统的心境是正向的，后者对前者的改变带来了暂时的积极扭转，却终究无助于改变对方的死亡，也意味着后者之于自身的局限性。 此外，主角与耿乐都属于军人，前者因友情而被迫害于梁城事件，后者则无情且功利地执行了梁城事件，二人是硬币的两面，主角以人情而获得帮助，耿乐因无情而遭遇背叛，最终的决斗以主角获胜而告终，但他却没能战胜个体耿乐之后的系统依赖性。最后则是民族层面的对比，人情满满的卖货郎也是月支族，他的居所被生活化地呈现，与牺牲个体的政治化月支族形成了对比，最终却毁于一旦。 但是，这些设计却都化作了简化无比的“交代”。月支族的引入是剧情阴谋与视角格局的升级，却只是由两个女人的身世自白而直接给出，甚至是缺乏具体细节的状态，一切都靠观众补充。而在表现女人被民族政治斗争倾轧的时候，她们的民族使命与个体生活的矛盾，前者出于“对朝廷仇恨”或“民族归属感与使命感”的内心根基，后者对美好人生的向往，二者在这种悲剧之下逐渐产生的惺惺相惜与女太子党的转变与其结局牺牲，共同组成了大时代对小个人的精神与肉体之欺压，让个人只能无奈被同化、毁灭。 但是，女太子党的自身经历依靠非常简单的自述交代，而太子母亲受到的“倾轧”则始终显得平平无奇，先是被齐王派追杀，随后则是转向太子党之后的“被凌辱”。对太子母亲的倾轧来源始终是“路人角色”，而作为接受者的她也只能给出肤浅的“肉体”受害形式，上述的内心纠结与矛盾，更接近本质困境的内容，在具体表现中是完全缺席的空白，这也是主角在内的所有角色的共同问题。 李伟给出了不差的思路，但网大不需要这样的讨论与展现，不需要太多的内容厚度，不需要过于复杂、变化、低沉的情绪色彩与思考曲线。甚至连这种带有创作者个人思想的“主题“，即对于经典故事素材---被迫害的蒙冤侠士，重新崛起于陌路，对抗邪恶，匡扶正义--的个人解读与“赋意”，都是网大中不太重要的东西。 因此，李伟的表达也就只能是让步的。用骆驼幻象与木炭第一视角等相对“电影化”的手法，以及多重对比性构建等电影化的思维，去尽量填充主题的展开与细化部分。而这会弱化电影作为网大的观感需要，因此李伟又用文本的过程简化与信息直给去做反向的中和。 在处理这种平衡的过程中，我们甚至可以多少看到一点李伟的个人心绪：当表意完全展开之后，它与网大标准的冲突也愈发难以料理，因此李伟采取了进一步的“粗暴化”处理，推进人事阶段的节奏更快，信息交代更直白与简单，甚至连此前的“炭火”元素也消失在了战斗中，动作就此失去了更深的表意功能，成为了单纯的“打斗”。 这些操作符合网大的要求，也因李伟的设计而超出了普通网大的质感与深度。但于网大受众的预期而言，它不符合大家的标准，于普遍性电影的标准而言，它又在体量和前者的局限下显得不够完成。这就是传统电影创作者之于网大的复杂状态，既为网大升级，又折损网大体验，提高了网大的质感，但这种质感又似乎是不被需要的。 网大讲究叙事效率，传统创作也有这种说法，但前者是“简单”，输出内容的构成、方式都要简单，后者则是“高级”，是用影像语言与电影逻辑加持文本剧情，带来进一步丰富化之“复杂”。李伟以后者标准来执行前者体量，自然就会让本片显得装腔作势，没有内涵而又不够明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