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鹦鹉杀》：景观社会的情感辩证
《孤注一掷》对诈骗集团的全景展示仿佛卧底记者的深度调查，让观众同时震撼于打工诈骗人和被骗普通人的悲惨命运，最后深深感慨“不要靠近网络，会变得不幸”；《消失的她》则主打智勇双全反杀小分队，手刃渣男大快人心。紧随其后的《鹦鹉杀》因为同时贴上了“杀猪盘”和“女性反杀”的标签，观众自然将其纳入这一序列，对“你在热恋，他在诈骗”的极限拉扯充满期待。然而结果却正相反，影片不仅没有获得预期中的高票房，甚至还反被许多观众指责为“杀猪盘”营销：说好的复仇和反杀，坐下一看竟然是我和诈骗犯的恋爱故事。
在北京从事同声传译工作的周冉在网恋中被骗走了55万，带着愤怒和不甘，她追到了阿昌曾经提到过的海边小城，希望能在这里找到更多线索。跟周冉一起来的还有同样被骗的上海白领庞宁，她们所代表的正是现实生活中成千上万的网络情感诈骗受害者。追查期间，周冉结识了旅行社老板许照，并发现来找他的好朋友林致光就是骗自己的阿昌，而许照本人竟然就是骗庞宁的人。
情节设计过于巧合让许多观众觉得不合逻辑，但最不满的还不是人物关系，而是周冉的复仇过程。林致光在网上假扮完美情人阿昌，当面对质后的周冉决心要让对方也感同身受，此时二人的“恋爱”博弈才真正开始。影片把重点放在受害者和骗子的“恋爱”博弈，可以说是完全不符合诈骗故事的情感逻辑，骗术类型片的基本思路应该是做题家的反杀：首先充分展示试卷难度，骗术奇观徐徐展开，进而突显解题者的优秀，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最终高分反杀。但问题也在这里，同样是陪你演戏，为什么《消失的她》的反杀剧团就能大快人心，而《鹦鹉杀》的暧昧博弈却不够正确？
《鹦鹉杀》用暧昧博弈和身份交换让自身的讲述溢出了类型片的表达模式。非类型电影无法在既有的宣发框架中做出有效宣传，观影人数越多负面评价也可能越多，这是国产电影在当前市场体系下的“观众困境”。但情节设计和观影诉求之间的偏离还不是《鹦鹉杀》的最大困境，影片给观众带来的真正难题在于，它要挑战的并不是如何反诈，而是如何理解诈骗。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影片的诉求就不是形式上的反杀，而是要让观众从本体论层面重新思考爱与欺骗的共生关系。
一 骗后重逢：寓言故事与例外状态
所谓“杀猪盘”指的是有组织的电信诈骗，在表现形式上具有一定的性别差异，针对女性的诱导通常是恋爱交友，男性则更多是投资赌博案例。“猪”在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时间强度，这一类诈骗不存在偶然因素，每个案例都意味着长期定向培养的实现；二是情感深度，受害者越真诚越容易受骗，好像收益的实现完全取决于对方的愚笨程度。“猪需要饲养”和“猪才会上当”分别指向集团化的作案者和污名化的受害者，作为隐喻的“杀猪盘”在命名之初就已经包含了矛盾张力。
开场不到五分钟，针对周冉的“杀猪盘”已经收网，影片没有对此做过多交待。在观众的难以置信中，周冉开始了千里追击。不详细讲述前期被骗的过程，把重点放到后期的四人周旋，这意味着“相遇”在这里并不是情节层面的命运巧合，而是寓言性关系的建立。导演试图通过亮明身份之后的重新博弈，来让观众理解“生成-欺骗”的可能性。这个故事之所以不被大部分观众接受原因也在这里，如果我们不能重新理解欺骗和爱之间的辩证关系，寓言也就不能成立。
欺诈故事之所以能被讲述为犯罪/悬疑类型片，是因为我们默认被骗是一种例外状态，就像演员周冬雨在面对角色邀约时的第一反应——“你看我像是会在感情里被骗的那种人吗？”也就是说，只有把被骗看作例外状态，我们才能既同情受害者，又把身处日常中的自己隔离开，带着只要我不走进陷阱，这一切就与我无关的心情，安全地欣赏影片带来的心理震撼。但问题在于，当情感诈骗被讲述为一种失去理性的例外状态时，受害者的情感经历就从爱的实践中被悬置了，而如果所有的情感诈骗都被先在地划归出去，那么我们就永远不可能真正理解它何以发生了。因此，《鹦鹉杀》的第一层努力就在于，它尝试把这种例外状态从等待正义宣判还原为一个模糊不清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爱和欺骗是一种悬而未决的状态。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悬而未决真的可能吗？很显然，无论是道德层面还是法律层面，都不允许我们将欺骗视作可以博弈的模糊空间。不把爱看作一种本真性的表达，以此区分真实的爱和虚假的爱，而是在暧昧不明的博弈过程中展示爱的表演性，这是《鹦鹉杀》的第二层努力。我们认为自己在现实生活中不会被骗，是因为相信自己可以理智地判断真假，但事实上要做出“正确的”判断并不容易。首先，我们对一个人的印象是在情境中建立的，因此审视一个人不是纯粹的逻辑运算，而是对其情境表演的综合评判；更重要的是，与其说我们审视的是表演本身的真实性，不如说是表演者身份的合理性。也就是说，如果阿昌是真正的男友，二人是在真实的恋爱关系中发生了以上的金钱纠纷，那么我们的判断也会随之变化。
这里让我们再次回到影片的开场。周冉在决定打钱的那一刻，实际上已经在潜意识里做好了遇人不淑的准备，或许对方会拿了钱用作他途，或许对方没有她想的那么好，但这些她可以承受，她做好了为冒险买单的准备。然而就在她下定“被骗”决心的瞬间，对方所有的行动戛然而止。对情感诈骗受害者而言，这才是真正的痛苦瞬间——对方竟然不再骗自己了。正因为不存在的爱人带来的冲击远大于损失金钱的痛苦，周冉才会耿耿于怀千里追寻，甚至不惜以自己为诱饵再次与对方周旋。理解了骗后重逢的寓言性，我们才能真正进入这个如海岛雾气一般模糊的情感故事。
二 “杀猪盘”：景观社会与爱的自我实现
但即使理解了骗后重逢的寓言意义，也仍然不能解释阿昌的表演究竟为什么能成功，又或者说，在网络诈骗得以实现的这个空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孤注一掷》和《消失的她》都采用了情景再现的方式来审视骗子：前者把诈骗集团讲述为一个积极上进的资本主义企业，整个业务由严密的工具理性和熟练的剧班表演拆分，这里的工位和《下一个素熙》中的格子间并没有太大差异，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比素熙的工作环境还更有“人情味”；后者则赶在法律之前率先进行了一场伦理复仇，剧团筹划越严密，越能反衬对手的凶狠，最终审判何非的也不是法律和手铐，而是他未曾及时看到的B超照片和悔恨的眼泪，这样观众就在道德层面获得了替代性的心理满足。
《鹦鹉杀》则完全相反，它选择了去奇观化的方式来处理被骗的过程，对于受害者来说，遭遇网络诈骗和我们平凡的日常生活没有任何不同，不过就是说话唱歌送花谈心。人们相信自己绝不可能走入“杀猪盘”，是因为把虚假网络关系的建立看成了幻觉的编织，因此认为自己不可能产生那样的幻觉。《鹦鹉杀》的冒险也在这里，就在所有的骗术类型片都试图建立一个奇观空间的时候，它却把行骗放回了日常生活，并时刻提醒观众，欺骗和生活从来分不开。正是这种去奇观化让我们看到，网络诈骗得以实现的根本前提既不是受害者的幻觉，也不是犯罪集团的高明，而是日常生活的景观化。
景观社会中的“景观”既不是单一的景象，也不是图像的集合，而是人与人之间通过图像中介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居伊·德波写下《景观社会》的时间是20世纪60年代，那个时候他就提醒我们，从海德格尔提出“世界图像”以来，人和图像之间的关系就在不断变化。人通过图像来征服世界建立主体性，图像也随之重塑了人的价值观念，是图像世界观的建立使得“整个社会生活显示为一种巨大的景观的积聚（accumulation de spectacles）”。正因为我们的情感生活被充分地景观化了，网络情感实践才变得越来越重要，无论是网恋还是网骗都依托于这样一个“既在场又不在场”的世界。
如果说虚假的“杀猪盘”尚不足以说明图像世界观对人的撕裂，那么家长群或许是更典型也更好理解的例子，在这里“景观表现为一种巨大的实证性，既无可争辩又难以企及。它所说的无非就是‘出现的（ce qui apparaît）就是好东西，好东西就会出现’。”一方面，家长需要随时能看见的图片、视频来确认好的学校教育正在进行，并为网络展示提供必备素材，另一方面，学校同样也用图片、视频方式来确认作为辅助的家庭教育是否合格，图像化管理对学校和家庭的深度介入让双方都苦不堪言。景观化的家长群将当代教育带入了制造大量冗余信息的图像化管理时代。吊诡之处也正在这里，景观一边用图像世界观压榨着我们，一边又让人沉迷其中难以自拔。
网络上精湛的求爱表演是为追爱者量身定制的跨媒介艺术展，恋爱关系的达成也是“景观-观众”关系的建立。无论诈骗集团的骗术多么复杂高明，呈现在观众眼前的都只是简单的日常生活。过于关注背后的骗术奇观，反而会让人忽略眼前的日常景观。我们无法对景观之爱免疫，就好比无法拒绝在群聊中点赞。理解了景观的内在矛盾张力，才能理解网络爱情陷阱的本质：恰恰是因为它不真实，所以才能以最好的方式展开，又正是因为它美好，所以才让人难以察觉它的虚假。也就是说，陷入“杀猪盘”的实质就是走入爱的景观，在这里所有“可感觉又超感觉的物”都能以最感性的形式呈现，最终完成爱的自我实现。网络情感诈骗与普通诈骗的根本不同也在这里，它等待的不是你的操作失误，而是思量再三后的决心。从这个意义上说，“杀猪盘”从不是简单的道德伦理问题，而是符号化的政治经济学问题。
三 假戏真做：情感资本主义肉搏战
寓言分析和哲学解读虽然能帮助我们理解故事背景，但在导演看来，真切地感受欺骗远比合逻辑地分析欺骗更重要。于是我们才会在一部讲述诈骗的电影里，看到比爱情电影更细腻纠缠的心动瞬间。这样的表达让很多观众觉得不能接受，毕竟只有“恋爱脑”才会在遭遇诈骗之后还存有爱。但情感诈骗最复杂的地方也在这里，只有网骗和网恋在表现上没有任何区别，行骗才能成功，反过来说一旦行骗成功，那就意味着“恋爱”已经成立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懂得“一个人只要付出感情，就有可能被骗”的林致光的确掌握了情感诈骗的真谛：最关键的永远不是技术，是“生成-欺骗”中的情感强度。在这样的背景下，周冉、林致光和许照之间的再度周旋就好比吸毒者表演毒瘾控制，必定有人脱轨失控。
片头略去的假戏留待重逢之后真做，既给受害者提供了一个回溯视角和倾诉空间，也映证了景观社会的情感悖论：只有在假戏中我们才能毫无负担地说出真话。无论是三人游戏、海边救人还是火车15分钟，所有人都在借假戏说真话，而周冉最终能“战胜”林致光也恰是因为她说的都是真心话。正是这段难以置信的情愫培养，补上了情感诈骗事件中最重要的女性受害者叙事，完成了理解女性而不是训诫女性的任务。与此形成鲜明对比，《孤注一掷》中几近崩溃的梁安娜仍然不得不向阿天的家人道歉，即使阿天看到的“她”根本不是她。劫后余生的潘生成了英雄，梁安娜还要在法律之外被追加道德连带责任，在道德层面她将永远是反面教材。《消失的她》里，消失的“她”甚至只是一个符号，复仇越缜密畅快，故事越被架空。也正因为这是一个受害者不存在的故事，何非才在叙事层面占据了“受害者”的位置，即使居心叵测看上去也无助可怜。
伊娃·易洛思在《冷亲密》中提出了情感资本主义（emotional capitalism）概念。她认为在情感和经济话语实践的互相形塑之下，我们的亲密关系正在变得越来越“冷”，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互联网对浪漫爱情的重塑上。如果说传统的浪漫爱情是自发的意识形态，那么互联网则强调理性模式，一切都要讲逻辑可解读；如果说浪漫爱情关切具身的吸引力，那么互联网的好感则基于无实体的文本互动；如果说浪漫爱情以无功利性为前提，那么互联网则让浪漫互动趋向工具化，只有在工具理性的帮助下我们才能准确审视他人的“价值”；也因此，在网络情感交往中认知性知识的获取总是先于自己的情感生发，而互联网也不再支持浪漫爱情的独占和排他。易洛思的观察既让人认同——所有人都在自我数据化、商品化的过程中疲惫不堪——又让人疑惑——既然“冷亲密”已经成为网络情感基本生态，为什么人们还会热切地在网络中被骗？
这里我们看到了景观社会的第二条情感悖论：越理性越可能对眼前的景观习焉不察。如果理性判断最终都演变成了条件审查，那么情感关系反而可能变得没有保证，因为条件既可以伪造也会发生变化。正如易洛思所说，过度理性也会让人变成傻瓜。《鹦鹉杀》执意要拍出欺骗与爱的对峙原因也在这里，就像弗洛伊德把“病态”纳入“正常”以扩大正常的范围并使其问题化那样，我们也需要把“欺骗”纳入“真诚”才能真正对其进行完整解读。由此，周冉和林致光在火车上的最后15分钟才成为整个故事的高潮。这15分钟里不再有欺骗、博弈和不甘，这15分钟的永远是两个本不允许相爱的人的道别，这15分钟是周冉千里追寻的全部意义，只有承认爱的存在，才能面对爱的失败。
“杀猪盘”的实质既不是“恋爱脑”，也不是道德败坏，而是情感作为可量化、可交易实体的现实和我们对浪漫爱情的向往之间的惨烈搏斗。万分遗憾的是，恰恰是失败的一方让我们发现爱还没有终结，还有人在为此冒险。禁止欺骗无法终止欺骗，“杀猪盘”和相亲价目表不过是一体两面，如果后者不能被摧毁，那么前者也很难被消灭。而这正是《鹦鹉杀》想要告诉我们的全部。
本文已发表于《电影评论》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