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适合奥斯卡宝宝体质的女性觉醒电影

今年的十部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作品中，《可怜的东西》是在IMDb和Letterboxd上除《奥本海默》外评分最高的一部，也是最晚上线流媒体的一部，再加上威尼斯金狮奖、英国电影学院奖影后、金球奖影后等奖项的加成，让国内影迷对这部电影吊足了胃口。但它的最终接受度却出人意料：

上线三天后，《可怜的东西》的豆瓣评分就已经从8分跌到7.4分，甚至比不过几部春节档本土大片。与此同时，本片的IMDb评分也在降，但0.1分的降幅远没有国内情况夸张，影片依然位居影史250排行榜单的中部地带。

说到底，这种对同一部影片的接受度差异，反映的依旧是文化差异。国内观众对《可怜的东西》的批判，大部分集中在性别层面：一部由男人执导，由男人编剧，由男人撰写原著小说的女性觉醒题材电影，怎么可能真正触及女性意识核心？更何况主演艾玛·斯通在片中还有大段大段的裸戏和性爱场景。综上所述，这部电影一定充满了男性影人对女性演员的“男凝”和“PUA”，而艾玛·斯通则毫不自知地成为了被男性影人剥削的工具，和女权运动的叛徒。

以上说法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如果严格去相信这个叙事，未免显得过于天真。首先，艾玛·斯通在好莱坞的资历要远远胜过导演欧格斯·兰斯莫斯或是编剧托尼·麦克纳马拉。当艾玛·斯通在2012年正式成为蜘蛛侠女友时，希腊人兰斯莫斯还没拍出他的第一部英语长片；当艾玛·斯通在2017年首次问鼎奥斯卡影后时，兰斯莫斯的好莱坞敲门砖《圣鹿之死》也还在后期制作中，再等两个月才会在戛纳首映。

其次，在《可怜的东西》中，艾玛·斯通与兰斯莫斯一起出任制片人，深度参与关于影片的种种创作决策，并非是在拍摄过程中被导演任意摆布的可怜人，她也在颁奖季采访中屡次澄清这点。所以，相信石头姐在本片中任人宰割的观众们，要么是太过低估了石头姐的好莱坞地位，和她掌控生涯的主观能动性，要么就是太过高估了兰斯莫斯在好莱坞的地位和能量。

此外，凡是见到由男性主创的影片中出现女性裸露镜头，就想到“剥削”二字的观众，思维模式也未免过于简单。分析任何影片对女性的态度，都要从整部影片的语境、肌理和场面调度等方面具体入手，若是只套用简单的思维模式看电影，那么最终看到的所有电影都会像自己一样简单。

即便说了这么多对于《可怜的东西》反对意见的反对意见，但我依然认同反方的部分观点，尤其是对艾玛·斯通表示惋惜的那些——她为这样一部肤浅幼稚的电影做出如此牺牲，实在有些不值，虽然身为影片制片人的她，或许也是这些肤浅幼稚的始作俑者之一。

《可怜的东西》是对弗兰肯斯坦故事的某种重写。外形可怖的科学家戈德温（威廉·达福饰），本身就是其父种种违背伦理的科学实验的产物，而继承了父亲实验精神的他，又通过在刚刚死去的怀孕母亲的脑袋里植入其胎儿大脑的疯狂方法，让这位自杀的独立女性死而复生，同时拥有成年女性的身体和幼年女性的心智，这种奇妙反差为影片的开篇部分制造了许多笑料。

影片的开篇部分由黑白影像呈现，极佳地复原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风貌，而实验产物贝拉与她的“造物主”戈德温，以及与文明社会其他成员之间存在的种种张力，也很值得拿来大做文章。如此故事设定，既能让我们想起《可怜的东西》的灵感来源之一《弗兰肯斯坦的新娘》（1935），也能让我们想起像《野孩子》（1970）与《象人》（1980）一样，讲述边缘人如何在导师的循循善诱下，与文明社会产生接触的电影佳作。倘若《可怜的东西》愿意在这条道路上深耕，那么它可能会变成一部更具深度也更能触动观众的电影。但这显然不是导演兰斯莫斯的意愿。

兰斯莫斯一直是个试图在人类行为中发现虚伪和滑稽之处的冷眼观察家。他眼中的人物大多是动物本能的奴隶，却总要借助种种堂而皇之的话术与姿态包装自己，于是在这些外衣崩塌时，他们就会显得格外可怜可笑。

这也是《可怜的东西》中超广角镜头（俗称“鱼眼镜头”）频频出现的原因。部分观众会在其中看出色情片惯用偷窥视角的影子，但我相信这并非兰斯莫斯的本意，因为在少数没有女性角色出现的男性角色对峙戏码中，他同样采用了这类镜头，制造出一种戏谑夸张的视觉效果。在我看来，这种视觉手法指代的是一种来自导演的生物学观察目光——导演就像显微镜另一端的科研人员，或是水族馆窗玻璃另一端的看客一样，饶有兴味地观察着作为生物的人类的种种可笑可悲，并在对这些生物的嘲讽中获得满足。

但我怀疑，兰斯莫斯在面对其角色时具备的优越感，仅仅是来自他对自身能力的过度自信，而不是来自于阅尽世间百态后得出的可靠思辨结论。从《圣鹿之死》到《宠儿》再到《可怜的东西》，我们一直能从他所采用的广角摄影、推焦镜头和美术设计风格中，看到库布里克的影子，而库布里克标志性的反人类基调，似乎同样也是兰斯莫斯试图模拟的对象。

问题在于，兰斯莫斯对库布里克的模仿仅仅停留在表层。库布里克某种程度上的反人类倾向，是基于他对自己作品中角色深入而精确的观察，而在厌世基调的背后，你也能感受到库布里克对人性怀有的深深悲悯，因为他并没有完全将自己从人类群体中排除开来。反观兰斯莫斯的创作，你既没有从他的角色身上看到他对人性的精确观察，也无法看到他对角色抱有任何程度上的共情与关心。他的电影所显露的，只不过是一种徒具其表的古怪，和一种撒泼打滚式的反叛姿态。

《可怜的东西》也不是例外。如果说同样提名奥斯卡最佳影片的女性题材电影《芭比》是头脑聪明却佯装幼稚，那么兰斯莫斯的电影便是头脑幼稚却假扮聪明。从贝拉简单粗暴的意识觉醒和成长过程中，我们看不到任何人物层次，也看不到任何对女性意识细微之处的敏锐把捉，相反却看到了许多在几十年前便已过时的关于“性自由带来头脑自由”的陈词滥调。《芭比》中玛格·罗比在长椅上与老太太对望的几个镜头，胜过《可怜的东西》洋洋洒洒的140分钟。

男性影人创作女性题材电影不是原罪，即便是《芭比》，照样在幕后有着男编剧诺亚·鲍姆巴赫的强力输出。如果兰斯莫斯愿意真诚地反思男性群体在不平等的性别秩序中犯下的失误和可以改进的空间，或者像《芭比》一样，承认男性同样也是男权秩序之下的受害者，《可怜的东西》也会成为一部更加发人深省的作品。但他同样没有做到这点。《可怜的东西》中的诸多男性角色，从马克·鲁法洛饰演的花花公子（一个更大号也更扁平的Ken），到克里斯托弗·阿博特饰演的将军，再到威廉·达福饰演的科学家（达福用演技尽力补救了角色的单薄），要么坏得陈词滥调，要么好得陈词滥调，导演丝毫没有理解人物处境并探索其所思所感的意图，于是最终只能造就一系列卡通式的空洞讽刺形象。

影片的架空背景同样是一大败笔。虽然片中人物的服饰与姿态都来源于19世纪英国，但在里斯本段落中出现的蒸汽朋克风格城市景观，似乎又把故事背景推向了未来，而这种设计的唯一意义，就是让故事发生的年代被架空，并进一步使得影片的所谓批判性表达更加无指向可言。于是片中那些看似激进的大尺度场面和挑衅言论，在架空的背景下只不过是对着虚空打靶。这或许也是兰斯莫斯有意为之的“聪明”选择：他将不会因此冒犯到任何具体的人。

好笑的是，正是这样一部制作精美，姿态前卫，内核却无比空洞羸弱的电影，在今年奥斯卡角逐中获得了11项提名，远超《芭比》。作为电影，《芭比》有属于它本身的问题，但任何有头脑的观众，大概都能看出一点：它的某些表达是言之有物的，并且不可谓不激进。

然而学院却最终更偏爱像《可怜的东西》一样的电影：有着激进表象，实质上却包裹着保守甚至落伍的古早价值观。这大概也是好莱坞对年轻影人和女性影人的一种隐性规训手段：你们可以有自己的表达，但这种表达最好按我们已经约定俗成许久的规矩来，最好不要冒犯到任何具体对象，且最好是空洞无物的。

如此这般，好莱坞便既具备了支持女性独立的表象，又没有真正在头脑层面让女性群体清醒过来，一石二鸟，一举两得，一切依然可以按照既定的法则运转。

一个多么伪善的系统，而它催生的又是多么圆滑聪明的投机分子。你不小心的话几乎会为之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