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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请教政府，我们的情报机构能否从约翰·巴肯的时代进入约翰·勒卡雷的时代？读过约翰·巴肯的人都会记得，他笔下的特务头子是一位神秘的贵族，只有少数统治国家的核心圈子成员才知晓他的名字。他被称为‘C’。他在所有文件上都用绿色墨水签字。不过，这个秘密情报局局长的原型在今天早已不复存在。正如勒卡雷先生告诉我们的那样，克格勃和中央情报局都知道我们安全和情报部门负责人的名字；现在这个国家的很多知情者也知道他们的名字，甚至都在报刊上公开提及。因此我建议，不如主动公开这些部门负责人的姓名。这或许才是有益的。”这段充满英国式讽刺的高论，来自1988年2月10日英国上议院议员安男爵士（Lord Annan）在议会的发言。当时的英国议会正围绕情报机构改革问题展开一系列讨论，讨论的主题旨在增强英国情报机构的透明度以更好地适应冷战渐趋落幕的新时代。虽是上议院议员并长久以来以学者、作家为人所知，但安南爵士对情报工作确实有发言的资格。早在二战期间，在英国陆军情报工作的他曾是丘吉尔内阁情报官。安南爵士提到的约翰·巴肯（John Buchan）同样既是作家，也是政治人物。在出任加拿大总督前，巴肯是英国家喻户晓的间谍和冒险小说家，而他的代表作便是曾被著名导演希区柯克改编成经典电影的《第三十九级台阶》。在巴肯笔下充满浪漫主义的间谍故事中，被称为“C”的情报头子与主角一样，无疑都是让读者印象最深的人物。与之相对，约翰·勒卡雷创作的角色如史迈利这般人物，却似乎很难让人有心潮澎湃之感，即便有惊涛骇浪，也都是藏于不动声色的日常工作之中。同样作为一名知名作家的安南爵士的这段比喻，恰好映衬出英国近百年来间谍文学形象的蜕变，而背后所映射的则是英国情报机构自我定位的变迁。如果说巴肯及其之前时代的“英国间谍”都是在为“日不落帝国”的全球事业效力、心怀帝国主义雄心壮志的冒险家，那么勒卡雷时代的“英国间谍”则越来越像是一群等着领退休金的奇怪官僚，又或是如勒卡雷所说的那样：更像是上班族（Working Man）。实际上，英国间谍小说的历程几乎与大英帝国的扩张同步。伴随着“日不落帝国”在全球的开枝散叶，以间谍为主角的浪漫冒险小说成为类型小说的最大潮流。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博物学家和探险家可算是最受人关注的两个职业。两者都以各自的方式探寻帝国尚未染指过的地区，又或是考察各殖民地的风土人情。他们往往跟随帝国的军事力量一同行动，甚至有意识地担任帝国的开路先锋。作为疆域广大、天差地别的殖民帝国，英国必然需要这样的人才，以维系统治和抵御其他列强的挑战。因此，这些冒险家、博物学家也就自然而然地发挥着类似间谍的作用，而在那个帝国主义时代，他们的对手首先是俄国人，之后又变成德国人。英国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帝国诗人”吉卜林在带有奇幻主义的少年冒险小说《吉姆》（Kim）中就把主角抛入了英俄“大博弈”（The Great Game）阴影下的南亚次大陆。小说中，原本在街头流浪的吉姆被英国情报部门吸收，被迫接受训练，成了一名为英国当局探查俄国染指印度阴谋的间谍。而吉姆的上司便是一名兼职博物学家的殖民地官员，同时也是英国陆军的上校。小说的结尾，吉姆当然是协助破坏了俄国人的“阴谋”，同时也完成了少年的历炼与成长。进入二十世纪后，这类英国间谍冒险小说中设定的“反派”从衰败的沙俄变成了迅速崛起的德意志。流传于英国各阶层的间谍小说成为当时“反德宣传”的一部分，与日渐尖锐的英德冲突相呼应，甚至彼此激化。连推理小说家柯南道尔都会在他的福尔摩斯侦探故事里添加“提防德国间谍阴谋破坏”这类“反特元素”，例如他的名篇《布鲁斯帕廷顿计划》。而到了约翰·巴肯在类型小说领域大放异彩的时代，情报冒险都是以英国情报机构在“C”们的领导下与德国特务的对抗为故事背景。二战之后，随着冷战大幕开启，无论是军情五处还是军情六处，主要对手又变成了俄国。不过，以组织严密、手段高明的苏联情报机关，不是当年的沙俄可以相提并论的。隐蔽战场的厮杀成为冷战的最前线，双方愈演愈烈的间谍活动成为不宣而战的冲突现场。英国间谍小说的故事自然也就转向了冷战背景下的东西对抗。其中，最早为人为津津乐道的文学形象当然是伊恩·弗莱明（Ian Fleming）的风流倜傥的特工“007”。出生在一战前的伊恩·弗莱明自然免不了受吉卜林、约翰·巴肯的影响，在他的青少年时代也见证过维多利亚时代的余晖。他笔下的詹姆斯·邦德与其说是一个冷战时代的特工，莫不说是一个穿越到冷战时代的“十九世纪英国冒险家”。勒卡雷在1989年的一次访谈中，曾不无戏谑地说：“弗莱明创造了一个浪漫主义的孤胆英雄，同时也创造了不喜欢这类角色的‘读者市场’。在这个意义上，我是弗莱明小说的受益者。”与前辈们不同，1931年出生的勒卡雷在青少年时代目睹的是帝国衰败。情报机构从帝国版图扩张的助推者变成了帝国瓦解过程的缓冲器。在冷战期间的现实谍海对抗中，“剑桥五杰”的传奇众所周知。而在勒卡雷的小说中，“马戏团”似乎也是一个内讧不断、苦苦支撑的部门。现实与故事中的英国情报机构似乎只是在疲于应付莫斯科的攻势和压迫，面临着帝国分崩瓦解这一不可逆的历史进程。宿命论般的悲剧感、无力感几乎充斥于勒卡雷的每一本书。除此之外，勒卡雷也不会区分铁幕两侧人物的正反立场。无论是作为对手出现的“卡拉”还是“圆场”里的史迈利，他都给予近乎平等的关照，不会区分谁是正面角色、谁是反面角色。在勒卡雷小说的语境中，他们在冷战非常紧张的环境之下，彼此厮杀，彼此对决，彼此加害，但是本质上面，他们是同一群人，以至于《锅匠、裁缝、士兵、间谍》中会出现圆场的英国特工在圣诞晚会上齐唱苏联国歌的奇妙场面。而在《柏林谍影》的故事中，英国情报机关的冷酷程度甚至远胜他们的苏东对手。作为“金·菲尔比叛逃事件”的直接受害者，勒卡雷却并不会简单地给菲尔比贴上“叛国者”标签，亦如他执着地在自己的书中描绘主角所遭遇的复杂环境。既没有阵营分明，敌友也难以判然区别——敌友的界限甚至被打破了。在勒卡雷的故事中，主角是被各方势力环绕的，有莫斯科方面的挑战，还有办公室政治的纠缠，混杂其中的人际关系恍如乱麻，早已不是“约翰·巴肯”时代敌我对抗的间谍故事，更多的则是人情世故与对当时当地英国社会情态的另类记录，映射的是面对帝国瓦解时英国人的所思所想。勒卡雷想要呈现的就是一个时代的复杂性，而不是某位英雄的传奇冒险。1979年前后，BBC将《锅匠，裁缝，士兵，间谍》改编成了电视剧。拍摄期间，BBC曾组织过一次聚会，勒卡雷和英国情报系统高官一同参加。席间，高官们曾对勒卡雷吐槽说：自你开始写小说以后，我们招大学生就越来越困难了。很多毕业时考虑是否要去情报机构工作的大学生，读了一两本勒卡雷的小说后就迅速打消了这个念头。有此抱怨的不仅是英国情报机构，还有他们的美国同行。例如，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海尔默斯（Richard Helms）就非常讨厌勒卡雷。据他儿子的回忆，海尔默斯虽不像杜勒斯那样热衷于阅读间谍小说，但也会时不时找来消遣。然而，他对勒卡雷却非常不以为然，尤其讨厌《柏林谍影》。在这位从战略情报局时代就开始在情报战场厮杀的中情局高官看来，勒卡雷的小说充斥着“玩世不恭、失败主义”，而最糟糕之处是，勒卡雷“竟暗示在这场间谍游戏中，西方其实与东方在道德感上别无二致，甚至更阴险狡诈”。海尔默斯认为，所谓自由世界对共产世界的最大优势是“道德上的优势”，勒卡雷的小说却在消解这种优势，甚至让西方的情报机构无法吸引有才华的人加入。可能是因为以海尔默斯为代表的美国情报首脑的恶感和警惕，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美国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就曾专门留意搜集勒卡雷的各种言论和动向，作为其“舆情监测”的一部分。理查德·海尔默斯，1966年至1973年间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中央情报总监，还曾担任过美国驻伊朗大使（1973-1976）1982年6月美国国务院就黎巴嫩内战搜集的勒卡雷言论（摘自美国国务院至耶路撒冷总领馆、贝鲁特使馆及大马士革使馆的电报，1997年解密）经过数十年的沉淀，勒卡雷勾勒的人物和故事，确实形塑了大众对冷战谍影的认知乃至历史记忆。同样是在围绕情报机构改革与立法问题的讨论中，1988年12月时任内务大臣的道格拉斯·赫德（Douglas Hurd）在议会接受质询时，就曾愤愤不平地说：“我很清楚情报机构被小说的叙述所笼罩，我也并不反对悬疑惊悚的文学作品。但那些不知不觉中通过勒卡雷等人的小说来了解情报机构运作的人，不会对我们要讨论的法律问题有什么高见。那些以虚构作品为食的人，没有进行讨论的资格。”实际上，对这类疑问，勒卡雷有自己的答案。他曾多次在不同的场合，指出在当今这个处处是“国家机密”的时代，间谍小说理应承担起揭示“秘密世界”内幕的重任，如同一面镜子，哪怕反射出的影像可能是模糊和扭曲的，但仍能为外界提供一个观察黑箱的机会。或许也是因为出于这种心理，勒卡雷会将“史迈利”称为“我的秘密分享者、我的伙伴”。原保守党的老派议员，但却爱写间谍小说的鲁珀特·阿拉森（Rupert Allason）曾在议会为勒卡雷这样辩护：“约翰·勒卡雷或大卫·康威尔曾在情报部门工作多年。离职后，尽管没有写过非虚构作品，但他小说的吸引人之处当然是被外界认为他们会披露内幕。那么我们正在讨论的条文是否会影响到这类人？莫非有人会认为尽管小说是虚构的，但也是一种以虚构形式呈现的事实？所以要加以限制？……总之，为写小说的人，煞有介事地立法是可笑的。”在2017年的一次访谈中，八十六岁的勒卡雷曾谈及自己如何在牛津开始自己的“间谍生涯”。当时他被军情五处吸收为外围成员，负责监视一群左派学生，希望找到潜伏的苏联特工：“当时我太嫩，被苏联大使馆的人耍得团团转。我对当年向那些学生撒的谎，感到很后悔……当间谍，确实需要你压抑自己的人性。当时我们会认为这是为了‘更大的善’，而不得不为。”晚年的勒卡雷总在不同的场合乃至自己的小说中，重复着一个观点：冷战时代真正支撑间谍进行残酷道德选择的是背后宏大理念，铁幕两侧都不乏敢于牺牲奉献的人物。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史迈利”或许也是另一种身负浪漫主义的人物形象，寄托着勒卡雷本人的理想。毕竟在《间谍的遗产》中，史迈利以百岁高龄再度登场，面对英国脱欧的时局，却发出了“我是一个欧洲人”的哀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