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人情社会与城市契约社会的碰撞

一部高明的喜剧 《平原上的夏洛克》聚焦的是一个发生于河北农村地区的故事。 主人公超英（徐朝英 饰）是一个农民大叔，把辛辛苦苦养的好几头牛卖了17万元。除了还几万块钱的账外，剩下的钱他打算把房子翻修了——这是他给故人的一个承诺。 超英有两个好兄弟，占义（张占义 饰）和树河（宿树河 饰），超英翻修老屋时，他俩也过来帮着忙前忙后。没想到，树河遭遇车祸，司机逃逸。树河虽然命是保住了，但每天却得花大几千块钱医药费。 树河的女儿远嫁，联系不上，超英和树河的外甥得做决定——要不要报案。如果不报案，给医院说是树河自个摔的，那么树河的医药费能走新农合，可以报销70%，超英只要支付剩下的30%的医药费——超英认为树河是帮他才出的事，钱他得出。如果报案了说是别人撞的，那么医保是不报销的，得找肇事司机，但一旦肇事司机没找着，那超英可得支付100%的医药费——这医药费可是没底儿的事。 “道理都懂，但人不能白撞。”超英还是决定报警，得给树河讨个公道，哪怕逮不着肇事司机他得自个负担全部医药费。报警后，警察直言，案件难破。事发地点没监控，也目击证人，一场大雨后案发现场也被破坏了。于是，超英和占义决定自个探案。 这就是片名《平原上的夏洛克》的由来。平原，其实就是河北乡下，夏洛克则是借鉴自英剧《神探夏洛克》，中国乡下农民与英国伦敦绅士就这样奇妙地组合起来了。 显然，“农民”与“神探”之间是有落差的。在我们的传统印象中，神探的特征都是西服风衣、礼帽手杖、天才专业、性情孤僻，而《平原上的夏洛克》的这两个农民侦探，他们土里土气、不专业、不高明、笨拙。就比如，他们确定破案方向是去找神婆，占义说，以前村里人丢了牛，就是靠神婆给找回来的。神婆给大体划定了一个方向，他俩就照着这个方向去查。 最终他们锁定了三个车牌号，又通过保险公司的熟人获取了三个车牌号的车主信息。之后，他们土人用土法，认认真真地去找这三辆车，看哪辆车有被撞的痕迹。其间，他们或冒充顾客（老实的超英还花了150元买了个没用的水泵），或翻墙进校园被保安追赶，或伪装成外卖小哥勇闯居民楼结果进了警察局……就当他俩以为找到“肇事者”，在树河醒来之后，发现他们的探案只是一场空。 从中国土地里生长出来的“乡土中国” 超英和占义奔走在华北平原上，从乡村到城市，一幅中国乡土画卷也徐徐打开。 这个乡村，是逐渐荒凉的。毕竟年轻人都在出走，村里主要剩下老人家，就像小卖铺的壮年老板吐槽的，他也准备离开了，村里没年轻的，没购买力。但这个乡村，同时是杂芜的，它显得迟滞但又跟得上现代技术，比如神婆与监控安然并存；超英在瓷砖店门口看到的“幸福家园”墙面，欧式别墅和中式楼阁杂处。 中国文艺作品中的乡村，主要是两个极端，要么是“乡村在堕落”，乡村成了人人互害的丛林，要么是乡村是田园诗是乡愁，是随时可以从城市魔窟逃离而去的庇护所。这两个农村都不是准确的，更多时候，乡村是这两个极端的综合，是一种杂芜。导演徐磊说得没错，“不仅是在农村、而是整个中国社会，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很多场景都有一种并置的荒诞——传统和现代、农村和城市这些元素混在一起构成了一种荒诞感”。 《平原上的夏洛克》拍出了这种杂芜的荒诞感。无数细节让这部电影仿佛是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比如三轮车倒车时的机器女声发出的“倒车请注意”，或者进入小卖铺时机器女声发出的“你好欢迎光临”，有过农村生活体验的人，对这两个声音非常熟悉。电影主要采用河北方言，电影的几个主角都是农民，像超英就是徐磊的父亲饰演的，树河的妹妹就是徐磊的母亲饰演的，其他很多配角也是本色出演，比如说神婆、拆房工人。 《平原上的夏洛克》更精妙的地方在于，它拍出了中国农村文化层面的精髓，即乡土中国里的“人情社会”。这就是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说的，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是一种差序格局，人与人的关系呈现为重叠交错的人际网络，这个网络是以个人为中心、以血缘或地缘关系为原则而延展出的同心圆体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血缘、地缘、感情为界限。 “人情社会”才是地地道道的、只有中国乡村才具有的特色。人情，简单地说，就是有个熟人好办事。电影中，超英和占义发现街道上的一家店有监控，请求老板帮忙，老板不愿意，说看不了。超英不慌不忙地掏出手机，打电话给朋友；超英的朋友就出现在画面里，同样拿起手机，给自家的亲戚打起了电话。再下一个场景，就是几个人围在店里的电脑前查看监控了。 这个场景既有反转的喜感，它也举重若轻、微妙精准地描绘出了人情社会的特点——大家都生活在一个集体里，都是熟人，你帮我，我帮你，互帮互衬。之后占义的车爬不上坡，依旧是一个电话打给朋友，占义的车上去了，朋友的车爬不了坡，朋友又是一个电话打给一个亲戚……但当超英和占义到了城市，陌生人社会的对比就很强烈了，他们连一个小区的门都进不去。 徐磊想借此讨论的是，“我们提及人情社会总会觉得这是一个贬义词，人情社会真的有那么糟糕吗，人情社会是不是还是要比无情社会好一点，这是我一直想讨论的问题，也是我的创作初衷”。他在采访中举的一个例子，笔者非常有共鸣，他说他母亲来北京看他，正住在北京呢，老家这时候来一个电话说有个人死了，可能都不是特别近的亲戚，她都要立马买车票赶回去。笔者的父母亲也一模一样。农村老家里哪个亲戚有啥事了，第一时间都要奔赴过去，每年有很多时间精力都消耗在这些人情世故上面。 现在的年轻人是很难理解这一切的。我们接受的是契约社会、陌生人社会的信念，个人的权利大于一切，自己过得爽最重要。那对于老一辈的人情观念，我们该怎么看？完全舍弃掉吗？可当我们茕茕孑立、孤独无助时，我们是否会怀念类似于超英与占义之间的这种人情味？ 平原上的侠客与英雄 《平原上的夏洛克》的喜剧令人捧腹，土里土气让人亲切，它同时还是无比动人的。 这动人在于，它对于我们这个时代即将逝去、非常罕见的一种“大写人格”的塑造与讴歌。这一“大写人格”，直白点说，就是一种侠客气质。电影的主人公超英正直、正义、有底线、有操守，洋溢着一股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气息。 树河被撞了，他要替树河找真相；十几万的医药费全部他一个人出，哪怕因此耽误了他翻建房屋的计划，哪怕屋漏偏逢连夜雨；虽然十二万的赔偿金即将到手，但因为找错“肇事者”，“肇事者”是被勒索的，送上门的钱他硬是没要…… 电影中还有许多细节值得细品。比如前后出现的马。当医院催缴医药费时，他打算把心爱的马卖了，虽然非常不舍。他给买家介绍，“这马多仁义，老实着呢”。但买家讨价道，“仁义又不值钱”。马卖了之后，当他听说买家是杀茬，倒贴了两百也要把马再要回来。后来马又出现了一次，当占义骑走他的电动车打算拿走“肇事者”的钱，超英戴上草帽，在暗夜中骑着老马赶过去阻止。 哒哒哒的马蹄声响起，让人热血沸腾。这一刻农民超英俨然武侠小说里的江湖侠客，身体力行地告诉每一个观众：仁义不死，侠客精神永存。 在很多个桥段，《平原上的夏洛克》都可能轻易地滑向俗套。比如笔者一直担心，仗义又抠门的占义，突然就甩出积蓄给超英，让他先救急；或者是强行来个大团圆，找到了真正的肇事者，超英付出的医药费拿了回来，老屋真正翻建。好在电影拍得非常克制，一点不落俗套，没有为了反转而反转。 但日子再难也还是要过的。接着就是电影中最浪漫的一个情节。废弃的学校屋顶落水，屋顶罩着一张透明的塑料遮雨布。超英将屋内的一缸金鱼，倒在了遮雨布上面，水光粼粼，金鱼在里头游动，破旧的老屋一下子有了生机……多么诗意，多么浪漫，又多么脆弱，多么感伤。虽然侠义碰壁，日子困顿，可内心中仍旧有着一丝对生活浪漫主义的追求。这真是看透生活真相，仍旧热爱生活的英雄主义。 徐磊说，这群小人物身上拥有对苦痛的“麻木”，这里的“麻木”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它是一种伟大的民间生存智慧：“我觉得他们这些人身上有一种特质：一个人经历很多苦难，但是自己却不知道，很多人不知道自己在困苦中生活，我觉得这个东西特别伟大，他不是说我要坚持下去什么，他们不知道。” 其实，这与其说他们是身处苦难而不自知，毋宁说是，他们总能在生活中消化掉所有不幸的遭际，并始终对生活、对美好家园怀抱朴素而强烈的渴望。这也是中国农民的伟大之处，他们经历一切，忍受一切，为的就是完成生活本身。电影结尾，树河出院，他想去自己的瓜田看看，超英和占义陪着他去。阳光穿透树木，日光与绿意相映，远处有水声潺潺，瓜熟蒂落，一切自然生长，生机勃勃……这样的土地是充满希望的。 导演徐磊曾在微博上写道，期望能写出“直面生活的平淡和残酷，又能给人以继续生活下去的力量”的作品。他做到了。《平原上的夏洛克》就是一部这样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