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热带幽灵
设计学在读，电影热爱者
原文发表于Cinema Scope #96（2023 年秋季）
原作者：Tom Charity
今年的平遥国际电影展上，小克莱伯·门多萨导演的《幽灵肖像》获得了首映单元最受欢迎影片奖，是本届平遥评价最高的影片之一。影片于近日上线流媒体，但并没有得到太多关注。今天，我们通过一篇发布于Cinema Scope的采访，一起来捞一捞这部佳作。
“所有的电影院都消失了”，在市场触底前，一位曾在巴西累西腓市中心的电影发行中心后面出售电影海报和游说卡的街头小贩说道。意外的是，这次采访是 30 年前录制的。
1895 年，路易斯·卢米埃 (Louis Lumière) 得出结论，电影是“一项没有未来的发明”。从那时起，我们就一直在阅读讣告，自从该媒介庆祝其一百周年诞辰并呈现出二元化讨论以来，我们的紧迫感就越来越强。然而电影还是不断上映：好的、坏的或是平庸的。这是其中的一部不错的作品：《幽灵肖像》。
小克莱伯·门多萨 (Kleber Mendonça Filho)可爱、轻松、个人的即兴演绎作品，它在我们称之为电影院的地方产生了关于电影、记忆以及想象空间的紧密联系。问题是：虽然电影还没有消亡，但从戏剧展示的意义上来说，“电影”感觉就像是在依靠生命维持着。
克莱伯现在已经五十多岁了，他年轻时在累西腓市中心去过的大多数电影院，如今都不再是电影院了。这些是他所谈论的一些“幽灵”——艺术宫影院、特里亚农影院、委内兹影院——以及像亚历山大先生这样的人，他在帕拉西奥宫担任了30多年的放映员，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影院关闭。
亚历山大先生曾连续四个月除了《教父》（1972）外什么也没放映，他再也无法忍受那部电影的音乐了，甚至在他放映的最后一天，与特里亚农影院的同事交换了排班，这样他就不必再听到尼诺·罗塔的主题曲。他年长得足以记得第一任经理是一位德国人，在二战期间，如果事态变得紧张，这位经理常常利用连接他办公室到阳台之间的活板门进行躲避。在好莱坞电影占领市场前的三十年代末，艺术宫影院成为德国乌发电影公司的巴西旗下影院；除了建筑师和第一任经理都是德国人这件事外，这些并不为人所知。
听到这样的故事，我们怎能不想起《蜘蛛女之吻》（1985）中威廉·赫特扮演的角色----莫利纳，他津津乐道那些有着纳粹宣传目的的电影，莫利纳脑中的剧情比索尼娅·布拉加扮演的克拉拉大约早了三十年。在克莱伯的《水瓶座》（Aquarius，2016）中，克拉拉是一位拒绝将累西腓公寓出售给开发商的意志坚定的独立女性。克拉拉知道那个地方的价值超出了其市场价格，这种价值是通过情感、回忆和心灵的晴雨表来衡量的。克拉拉会喜欢这部电影《幽灵肖像》和其他幽灵——如果她的存在不仅是克莱伯的想象。
在影片的开场 20 分钟里，克莱伯分享了他的家庭电影，这些电影是在距离海滩几个街区的同一个三居室公寓里拍摄的。1979 年当克莱伯只有10岁时，他的母亲何塞丽丝 (Joselice) 举家搬到了那里（没有丈夫），一直到 1995 年去世，享年 54 岁。我们在克莱伯的第一部长片《舍间声响》（2012）以及他之前制作的十几部短片中看到的都是同一间公寓。就连第一部中邻居家那只不停吠叫的狗尼科也出现了——曾经比克拉拉更加真实，现在它也是一个幽灵，并复活于电影中最好的轶闻之一。
多年前克莱伯在同一间公寓拍摄的快照中也有超自然现象的照片证据。这到底是鬼魂还是光化学处理失误，仍有待商榷，但我们普遍认同的观点是，每个摄影主题都转变到了幻影和灵魂的光谱领域中；电影中永恒的现在时是一种视错觉，毕竟，过去的痕迹投射到了未来。所有的电影都是时间延迟术。（达斯汀·霍夫曼曾经说过，当他成为一名电影明星时，他失去了对死亡的恐惧——“永远”保留在电影中，他已经被防腐处理了。）了解到克莱伯的母亲是一位历史学家（我们看到了一个她叙述口述史的档案片段）而他的兄弟是一名建筑师时，是具有启发性的，因为在《幽灵肖像》里，这两者在实践于建筑物及其所承载的记忆的图像考证中结合了起来。
“虚构电影是最好的纪录片，”摘录自一部短片中谢尔盖·爱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向档案管理员吐露的话语。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提供一个电影所拍摄的空间的插图。这个想法让人想起戈达尔的矛盾观察法，即梅里爱制作纪录片，而卢米埃尔兄弟是画家，以及一所常春藤联盟学校的社会学家研究 20 世纪中叶色情片的传说，以准确了解那个时期的家居装饰——床罩、壁纸、窗帘——因为这些电影没有聘请制作设计师。
老电影不会改变，但它们的意义会改变；背景可能常常取代前景，另一方面，建筑物被拆除、改造和重新利用：一座图片宫殿可以变成一座购物中心，或者一座福音派教堂。这就是累西腓许多电影院以及其他地方所发生的情况。有些老建筑仍然存在：圣路易斯电影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于当地影迷来说，它也是一个礼拜场所、一座电影教堂。无论其未来会采取何种形式，电影院的遗产永远存在。当我们召唤那些幽灵时，便是一种与过去的交流。
Cinema Scope（以下简写Scope）：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去电影院吗？小克莱伯·门多萨：实际上我有点印象，那是在圣路易斯电影院，《汤姆和杰瑞》马拉松放映，1973 年，我四岁的时候。小克莱伯·门多萨：从一开始的时候。我对保罗·施拉德很着迷，他坚称自己在 18 岁时才真正与电影相遇。对我来说，我很早就喜欢上了。我不想听起来像婴儿潮一代，但我是看着所有这些今天仍然在电影院和电影节上放映的经典电影长大的，当我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已经看了它们的首映。那是一个充满历史性的幸运时刻，我九岁时看《第三类接触》（1977）的时候，我叔叔带我去了电影中的取景地威尼斯，那里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很特别。继续这样做的危险在于你会陷入一种非常粗俗和廉价的怀旧情绪，但我说的是一个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个人时刻。
尽管我看不懂这部电影，但我还是从中发现了很多谜团。其画面感相当强。去年我放给我的孩子们看——我们在电影院看的——这真的很奇怪，因为他们现在九岁了，感觉就像……你知道当你用描图纸画画时，你正在描画线条，就像是复制已经存在东西的形状？确实是这样的感觉，与图像的关系确实埋藏在你的大脑中。这很有趣，但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难讨论的话题。Scope：将作品变成对电影本身的遐想，我很感兴趣你是如何抵制这样的冲动。事实上，并没有涉及太多电影——最早提到的电影是《第一滴血III》（1988）和《深喉2》（1974）。
小克莱伯·门多萨：即使当我想到某部电影时，我也害怕再写一封给电影的情书。这可能非常棘手。Scope：你提到了《教父》，但是以一种非常讽刺的方式……小克莱伯·门多萨：是的。我喜欢那样，我认为这是这部电影的关键。你有一名放映员，所以经常会说他是热爱电影的人。亚历山大确实热爱电影，但如果你在电影院工作了 40 年，你会看到那里的各种并不完全浪漫的东西，这就是我从他那里得到的：热爱电影但仍然保持现实的能力。礼堂、机器……我碰巧看到了那一刻，你以为他会继续说《教父》是一部伟大的杰作，然后他突然说：“我受不了那些狗屎音乐。”
当然，我的整部电影都是出于爱，我很爱一些人和地方。但我一直想起托纳多雷的《天堂电影院》（1988）。总的来说，这是一部我非常喜欢的电影，但我真的不喜欢这部电影中的某些时刻，那些时刻会告诉我哪里不该拍。比如，我不喜欢放映厅里的浪漫：当他亲吻放映厅里的女孩时，她的头撞在电影胶片上，太诗意了……我不喜欢这样。但我非常喜欢那部电影的结局，因为它讲述了很多关于档案、审查制度和艺术表达的内容，它讲述了很多关于死去并留下礼物的人……这是一个可以摧毁任何人的美丽结局。《天堂电影院》给了我一些关于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的提示。
小克莱伯·门多萨：我从 1998 年开始做电视节目。我在一家联邦政府资助的基金会工作了 18年，当时该基金会只有一个屏幕。然后在 2016 年我搬到了莫雷·拉萨勒斯学院 (Instituto Moreira Salles)，一家在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设有电影院的著名文化机构。他们展示了 16 毫米胶片电影、35 毫米胶片电影、DCP以及剧目节目，并且非常重视档案。我想我是某种高级策展人，与人们分享电影是我真正喜欢的事情。
Scope：从某种意义上说，电影在你的整个职业生涯中已经消亡很长一段时间了……小克莱伯·门多萨：在电视出现之前，电影的统治地位不容挑战，就如同阶段变化一样。电视出现后，你会感觉到电影院即将消亡，但事实上电影院的数量增加了。这是一个适应性的过程。
小克莱伯·门多萨：是的，但当下正是最戏剧性的转变之一。电视、彩色电视、VHS 和家庭视频、有线电视、DVD、高清、流媒体和超高清。现在你在家中就可以获得这些，随着疫情大流行，这个时刻开始变得非常特殊。在巴西，我们还没有回到原来的状态。但现在每个人都很高兴，因为“芭本海默”确实给我们带来了一些能量。但话又说回来，你知道“芭本海默”占据的屏幕百分比是多少吗？在巴西，大约 95% 的商业银幕都在放映，这是前所未有的而且相当令人沮丧的。你去一个多映厅电影院，却没有太多选择！
Scope：您对电影院的未来有信心吗？该行业本身似乎也不确定是否要维持剧场放映。小克莱伯·门多萨：这个行业……有时我怀疑他们甚至不是人。他们似乎不知道历史是如何运作的。随着大疫情的蔓延，他们开始将电影推上放映平台。当他们这样做时，他们就打破了我们大家达成的协议。就连我的邻居，一个不看电影的人，也明白如果你想看电影的话，你首先就要去电影院，否则就在家里等着之后上线。
华纳兄弟和迪士尼破坏了这个协议，而重新吸取这个教训可能需要很长时间。他们搞砸了。在电影院观看电影的体验塑造了电影的性格。这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我不在乎他们最终会出现在流媒体平台上，甚至最终出现在 iPhone 上，只要一开始他们就得到了最好的放映形式就行。我有一个朋友得知他的电影昨晚在 Netflix 上线，但他仍然希望在一些国家的剧院上映。这对电影制片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好像你无法亲临这部电影一样。你正在否定这部电影的生命，而影片需要影院的氧气来呼吸。
Scope：想想《奥本海默》和克里斯托弗·诺兰对电影胶片的坚持，这对你来说是一个因素吗，胶片所蕴含的想象特性？小克莱伯·门多萨：2010 年，我用 35 毫米胶片拍摄了《舍间声响》。我想用胶片拍摄《水瓶座》但不能。当整个工作流程向我解释时，我感觉自己像个怪人，因为巴西所有的实验室都关闭了。我们必须将底片发送到洛杉矶、巴黎或伦敦，将它们运出后并在三四天内取回。在法国或英国，甚至澳大利亚，他们似乎更容易接触到这些工业元素。这不是欲望或意志的问题，我真的认为《水瓶座》应该用35毫米胶片拍摄。
我对《水瓶座》在 Alexa上的显示效果满意吗？当然。对于《巴克劳》（2019），我认为我们错过了一些东西。我们拍摄的地方，光线非常刺眼……但是，我们仍然在巴西一些最好的电影院、纽约电影节的大影厅、戛纳的卢米埃尔厅放映了这部电影。这是一部xx的电影，一部关于电影的电影，事实上它不是用胶片拍摄的……归根结底，制作电影的不是赛璐璐，而是每一次制作推进体现的态度。我很想有胶片这个选择，这是相当反常的。我记得在80年代CD推出时，业界认为黑胶唱片没什么用，你应该摆脱它。这是让CD走进千家万户的战略的一部分。在我家里，我们保留黑胶唱片，也买CD。我喜欢添加新想法和新体验的感觉，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个行业总是要卖减法。有了35毫米和数码相机，对于我来说最好的事情就是有更多的选择了，但资本主义总能找到办法把一切搞砸。
Scope：在影片的后半部分，你谈到了一些电影院是如何被福音派教会占领的，这存在着精神上的亲切感吗？小克莱伯·门多萨：对我来说，这一切都与物理意义上的身体体验有关，根本不是宗教联系。我是在天主教徒带领下长大的，所以我内心有天主教信仰，但我不是一个宗教人士，即使我喜欢礼拜仪式和天主教叙事，如此暴力……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经常去教堂，看到墙上静态画面中耶稣的行为经历，几乎就像看连环漫画一样，如此血腥和严酷。
但多映厅影院什么也不是——只是一个有座位的空间。如果是经典的电影宫那就不一样了。当我们去圣路易斯电影院看电影时，房间里很黑，而且有 600 个人和你在一起。假设《德州巴黎》（1984）的结尾是这样：罗比·穆勒 (Robby Müller) 拍摄的充满魅力的镜头中，伴随着瑞·库德 (Ry Cooder) 的音乐，男主正在德克萨斯州的某条高速公路上行驶。你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离开电影院，但你现在起身了，你走出电影院，下午5:50，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时刻，你仍然在德克萨斯州的巴黎，而且你实际上又回到了街上。
一天，一个朋友在出租车里谈论我电影的最后一个镜头，我想我当时想出了一些有意义的东西。在实际地点、物理空间——我开始听起来像罗德·瑟林——和想象的开始之间存在着很短的距离，在这里你可以进入想象、思想、电影和文学之中。我认为生活在城市，然后走进沙漠，拍一部像《阿拉伯的劳伦斯》（1962）这样的电影是很容易的。但如果你在自己居住的地方拍电影，现实与想象之间的距离就只是镜头而已。这个想法引导我想到了电影的最后一个片段：它开始时很现实主义，但慢慢地声音变得有点好莱坞，有点像80年代末华纳电影，音乐也变得更加真实。对我来说，这就像走出电影院，进入那个重叠的空间。
小克莱伯·门多萨：没有，很不幸。圣路易斯影院由于屋顶的整修工程而关闭了，今年冬天遭受了三场暴风雨的袭击，所以这部电影今年不会在那里上映。我们将在帕尔克影院中进行放映，这是一座最近经过修复的建于1919年的电影院。那将会是非常壮观的场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