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性正义不只是一种想象

因为工作上很多时候要与背景完全不同的人沟通，也需要大量的理解和共情，所以我以为自己是懂聆听的。几年前做过义工，甚至想过不如利用自己在工作上学到的技巧，加入NGO，全职去聆听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所以电影中的第一个场景非常熟悉，也非常认可。面对真正有创伤的人，就算再自认为敏感的帮助者，也可能不够敏感，也可能无法放下”我是来帮助你”的不自觉居高临下。因为太久不做义工了，我也发现自己几乎忘记了那些问题：你是来聆听的，还是来提供共情的？他们和你说的，是他们每次都会说的话，还是因为感受到被聆听而抒发的话？你是理解了他人的经验，还是理解了自己的想象？

电影开篇已经承认了不可能：人与人不可能完全互相理解。这种讲叙公共机制如何正面影响社会的电影，受题材限制，很容易变成吹奏大爱无疆、旗帜飘扬的政府宣传片。但在我看来《All Your Faces》完全不是。电影团队对于人的创伤、人的限制是诚实的。义工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恢复性正义不适用于每个悲剧，这个程序不是万灵丹，有负面反弹的可能，有中途叫停的可能，因此所有的参与者都需要大量的准备来预想反应、设置预期。Judith在戏中提到，在Chole、Benjimin这对兄妹正式见面之前，她用了8-9个月在双方间斡旋沟通。

受电影时长限制，合计7个有施害/被害故事线的人物，大部分都未能深入展开来讲述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情感历程。当年的故事全是以独白或对话的形式表示。但看下来我不觉得廉价、脸谱式，或是叙事扁平。每一个人都拥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和形象。Nawelle、Grégoire都是愤怒的，一个外放，一个压抑怒火，直到爆发。相似的创伤会在每个人身上留下不同的情感伤痕。我相信这些伤痕的深度，这部电影大概还未能完全触及，但是电影团队已经作了最大的努力让观众去思考和想象。

观影之前已经知道这是基于非虚的虚构故事，看毕读了点资料，才发现修复性正义的知名著作竟然在1990年已经出版，大部分反对的辩论也在2000年前后出现。此后得到了大量国家的普及，但也有反对的声音，等等。接下来非常想花心思认真阅读一下相关的书籍。电影里有非常翔实的细节，来展现修复性正义的想法不仅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一个现代的系统。从参与义工受到的对话训练，义工与参与者提前同意的条款，义工能做的事情的限制，再到义工在多人对话现场的布置，等等。这一切都显然是有现实例子作为参考的。修复性正义确实发生着，这让我非常欣喜。

最后，想记录下自己的观点：我坚信修复性正义是可能的。在看电影过程中，我问自己：广义而言，我会原谅犯罪者吗？再进一步，我会原谅对我犯罪的人吗？再再进一步，我会原谅对我家人犯罪的人吗？电影传递给我的，是原谅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概念。并不是因为宗教要我们原谅，或心理医生要我们原谅，而去原谅。但在安全的环境下去沟通，尝试聆听，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原谅。这种谅解不是为了单方面使得某个人受益，让施暴的人如释重负，而是抚平自己的伤痕，让主导生活的创伤成为可以消化的心痛：就像是Chole说的，如同朋友死去的那天，或是父亲的葬礼。

但最终最终，回归现实，我的结论是：修复性正义是可能的，我非常愿意参与其中，但前提是基本的正义可以得到伸张。剧中义工Fanny提到，自己可以和袭击者交流，和盗贼交流，唯独受不了强奸犯。这是很现实的问题。Chole祖母的反应也是很现实的，受害者还未能得到完全的尊重。如果要在我所在的社会开展这类义工，只会有无数更现实的问题。比如在我的生活中，罪犯得到应有的惩罚了吗？是否每个幸存者都能有支持她的男友，勇敢地举报罪行，并成功将施害者定罪？又或者，在一个各项社会福利都依然不足的地方，谁会愿意资助NGO进行这样的活动，花费8-9个月只是为了几个人为几年前的罪案打开心结？社会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目前”均”还无法达到这一界限。

诚实地说，电影最后的结局是理想化的。这在我看来是唯一的美化。大概编剧也很难想到一个极度现实，同时还能让观众散场后夜晚酣睡的结局。但I get it。我不会因为这部电影的结局，就认为现实是”happy ever after”。起码我这里，导演要传达的信息，我大概是收到了。对于那些在现实中从事这一工作的义工和项目参与者，对于不会永远见到圆满结局的他们，我只有无限的敬佩。（最近也看了《大象席地而坐》。惊讶的是，相比通篇用力表达人性痛苦和绝望的《大象》，我在《All Your Faces》感受到的情感竟然更多，那些痛苦的时分，更让我感同身受。尽管《大象》也确实记录了我不少青春期的想法。可能是我比起虚构更喜欢非虚题材，也可能是更为社会性的陈述才能更打动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