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中心主义的国家想象：东亚民族的共同症候

这部电影好几年前看的，虽然有改变和演绎的成分，但大体是尊重史实的，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的历史经纬，不过我想就其中不尊重史实的部分进行讨论。

在甲午之前的一千多年时间里，中国和朝鲜半岛的关系大部分时间都不是平等的关系，而是宗藩和朝贡关系，甚至一度被中原王朝纳入直接统治，如两汉、曹魏、初唐等时期。且这种宗藩关系有远近亲疏之分，最亲近的时候是在明朝中后期，用朝鲜君臣的话讲，彼时的两国关系其实是“义则君臣，情如父子”，这一方面得益于于明朝永乐以后厚往薄来的朝贡体系日臻完善，中原王朝的先进文化也着实另半岛倾心归附；另一方面则是明朝在壬辰倭乱中对朝鲜有再造之恩，当时丰臣秀吉刚刚统一日本，相进一步吞并朝鲜作为入侵中国的桥头堡，被明朝援军和朝鲜军队击退。本片讲的则是明朝后期女真崛起于东北，为了避免两线作战的局面，皇太极派遣多尔衮入侵朝鲜，并逼迫朝鲜改宗清朝的故事，史称“丙子胡乱”。虽然在满清铁骑的威压之下，皇太极达成了预期目的，但朝鲜君臣对这份新的宗藩关系深感不齿和不屑，一直（悄悄）奉明为正朔，坚持用崇祯纪年，并设坛祭祀明朝皇帝，直到日本扶植的所谓“大韩帝国”成立方才停止，奉明正朔达500余年。

本片中提到的两场战乱，壬辰倭乱（日本入侵）和丙子胡乱（女真入侵）都是以某种民族主义叙事进行的，但事实上当时的朝鲜精英只有文明与野蛮、高贵与低贱之分，不懂什么国家主权，实际上他们认为自己只不过是帮明朝代管朝鲜罢了。所以从统治精英的层面讲，朝鲜王朝和中国古代王朝没什么区别，其统治权利来源于对儒家文明理念的坚守，具体来说则是天下秩序中严密的“君臣”、“宗藩”构成的等级体系和权责关系，而对于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这类的统治架构则是极为陌生的。这种朝贡体系在近代民族主义浪潮中逐渐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朝鲜内部出现了要求民族独立的呼声，另一方面其弱小的国力又要求它不得不在外交中秉持一种“事大主义”的原则。但事大主义和朝贡体系是有区别的，前者是多中心的、现实主义的，后者则是单中心的、理想主义的，前者以19世纪末朝鲜和东北亚列强的关系为典型，后者则以16-17世纪的朝贡关系为典型。19世纪末的朝鲜，一方面需要依靠清朝提供政治和军事庇护维持自身独立和自治（如袁世凯就曾赴朝鲜镇压东学党起义，并借此发家）；另一方面则要在东西列强，特别是俄日两国之间谨慎地保持平衡。除此之外，还要不断回应民间日益强硬的民主独立呼声，采取实际行动来捍卫和彰显国家主权。事实上来讲，无论发展水平与社会制度如何不同，直到现在朝韩两国的处境依然是必须在这三种力量之间不断周旋拉扯，谋求平衡。

回顾这段历史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它切中了近代以来东亚各国之间普遍存在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政治想象，我甚至觉得这是东亚民族，或者说儒家文化圈留下的历史病症。中国的天朝观自不待说，它在近代也有很强的生命力，如孙中山的泛亚主义、毛泽东的世界革命中心等思想和实践；崛起于近代的日本则有大东亚共荣圈的设想和罄竹难书的罪行；甚至韩国也出现了一批历史学家和政客试图打造以韩国为中心的世界或亚洲共同体，这个对历史的篡改和想象的内容就更夸张了。糟糕的是，东亚各国的国民身份和国民意识的塑造似乎都只能通过这种自我为中心的想象来进行和实现，而所有凸显其历史中阴暗或者弱势一面的内容都应该回避甚至遗忘。说到底，这本质上还是一元主义的朝贡秩序与多元主义的民族国家体系之间的冲突，是历史文化的基因与国内外政治现实之间反复冲突调试的产物，但也是不合时宜的产物。毋庸讳言，历史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东亚各民族要想实现真正的信任、和解与共生，就必须找到一种有效的办法去柔化这种各行其是也自以为是的想象，并基于共同但有区别的历史文化去建构一种更为平等多元的、富有韧性和生命力共同体秩序。虽然现在的国际形势似乎离这种期望越来越远，但不妨作为一种新的愿景在黑暗中指引我们前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