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给灾难惊悚片带来了什么？

对我而言，疫情之前，看灾难惊悚片，是一种享受；疫情后，是难受。

根据类型电影教科书的解释，灾难惊悚电影从两个方面来变灾难为观赏。一方面，它以极致的灾难情境，让观众在结束观影时，庆幸自己没有遭遇影片中的那些危险和厄运；另一方面，这类电影又总是通过一位英雄式的主角来使得观众得以不断地巩固这样一种积极的、存在主义式的信念：选择决定命运，我们要抗争，我们要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们要人定胜天。

但，后疫情时代，这两种观赏性都被粉碎了。一方面，现实世界与电影中的虚构世界不再界限分明，经历了这几年，没有人不为病毒无休止的肆虐感到恐慌。另一方面，病毒确实杀死了太多太多人，因为感染继而生病最后没能抗过去的人千千万万，人们悲伤地发现，别说个体了，整个人类的力量都是如此的局限。

这也就是我在看《无处逢生》时所感受到的两难和痛苦。一方面，我承认这部灾难惊悚片拍得很不错，在同类型里，绝对是上乘之作；另一方面，我却又没办法再像过去看灾难惊悚片那样获得乐趣了。

【拍得很好】

灾难惊悚片往往都有一个时空上的死限，《无处逢生》里，载着孕妇Mia的集装箱孤零零地漂流在广袤无垠的大海上，而海水不断地从箱体上的弹孔中渗进来——再不找到方法打开密闭的集装箱，Mia就要和肚子里的孩子一起尸沉海底。

时空的设定是合格的，而影片更精彩的设计还在于这场灾难的背景——资源极度匮乏，政府为了减少物资分配，开始惨无人道地实施屠杀妇孺的政策（老人已经被杀光），导致大批妇女儿童纷纷偷渡逃亡。Mia因此失去了长女，而在偷渡过程中，又不幸与丈夫分离，在侥幸逃脱枪支的扫射后，又随着封闭的集装箱被风暴卷入大海。虽然很多观众评论说这个架空的背景似乎是不必要的，但我却觉得很妙。

而很长一段时间，灾难片里的灾难主要是无端的“天灾”。后来，灾难片不断升级，灾难被“因果”和“人祸”统治。《无处逢生》中的灾难就来自于人类社会的异化、政治国家机器的失控。这比简单粗暴的天灾更发人深省，毕竟，灾难惊悚片的内核在于，在制造骇人的视听奇观之后，要有释放，也要有治疗，最终重建人道主义和理性文明。

【我不喜欢】

虽然电影拍得很好，但我依然不喜欢。我想原因可能主要来源于如下两点。

一是Mia作为一个母亲的过分坚强。精神上的坚强无可指摘，令我惊奇且困惑地是她的身体素质——她简直是一个超人——像一个肉球似的在翻滚的集装箱里弹来撞去也没事，在肮脏的海水里生产，饿极的时候甚至生吃自己的胎盘，被锋利的铁豁口划出一道又深又长的血口后还能用铁丝给自己缝合……也许这些对以前的我来说是励志，是热血沸腾，可对于感染了两次新冠肺炎的现在的我来说，就是不可思议，是绝望，是无奈，是这种求生欲和力量感不可能出现在我身上。以前总觉得自己会像主角一样逃出生天，可现在终于知道自己终归不是电影里的主角。所谓人定胜天，那是发生在电影里的故事，是强者的故事，而我，以及绝大多数普通人，事实上很有可能在第一批枪战下就倒下了。

二是影片多次强调Mia的坚强是来自于母职的本能，强调孩子对母亲的潜力激发，但事实上，除了通过母亲自己之口来抒发，影片没有在言语之外传达出这一点。相反，女主角的孕妇身份一直让我很忧虑——不是影片作为灾难惊悚类型电影所带来的紧张感，是即使故事完满地结束了、母亲和婴儿都获救了，也依然不能消除的一种恐惧。影片给人的感觉是，要是没有这个孩子，或者这个母亲不是孕妇，她会活得更好，会获得更多的生存机会。归根结底，我不相信一个母亲能完成一个如此艰巨的任务，原因也许有新冠病毒对我的击溃，但更重要的是，影片没有展现出足够的信服力。也就是说，虽然这是一部主打以女性（尤其是孕妇）为主角的灾难惊悚片，但它并没有深刻地去挖掘女性特质、孕妇身份给叙事空间的建构和叙事的推进带来什么独特性。

以上这两点其实根本上还是一个问题：对人类自身理性和能力的过分自信。

我想起疫情刚刚结束时（事实上它的影响力一直还在，我是说大规模爆发的结束），一开始，劫后余生时，大家还爱看各种相关的病毒电影、大逃杀电影，似乎借此来获得一种幸存的抚慰。可现在，大家都渐渐冷静下来了，然后意识到疫情的后遗症无穷无尽。首先是生理上，病痛无法被忽视，其次是心理上，大家都不再像以前一样乐观了。

有一句话我们过去经常说，但现在我意识到其实每一次我们都是站在幸存者的角度、以隔岸观火的角心态去说：灾难来临，淘汰掉的是不那么聪明的人和弱者。而这其实是一种精英主义的傲慢、优绩主义的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