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fall——他者审视、实在界侵入

被“他者”审视

联想起同样上映于今年的电影《奥本海默》，印象深刻的同样是战后奥本海默被施特劳斯授意组成的调查团进行内部审讯的场景。法庭/类法庭这样的场所，本身便具备着强戏剧性、多内容量的可能。

一方面它成为多重时空的交织点。在调查的过程中，既往的一切都会因媒介的存储而再度重现，强逼着被告反自然地清晰回溯过往。最惊人的片段莫过于那个装有Sandra和丈夫Samuel争吵录音的U盘，在法庭上当众外放，同时另一边的电脑实时转译成文字记录。日常生活的随意口述，甚至是在非全理智情况下的愤怒言论立刻被冷冰冰地记录，呈堂供证，让人不寒而粟。

审讯的过程之所以让人痛苦，正是在于它以细枝末节为基点，充分向外延展（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多向层面），不仅个人隐私暴露无遗，同时要经受着每一个细节的被众人“精神分析”，对这种感受最直观的显示便是《奥本海默》中面对着众人审讯，突兀插入的那个超现实镜头——奥本海默全身赤裸，坐在审讯室的椅子上。这个过程，被Daniel最后出庭时说的话所点破：“当我们缺乏证据时，为了确定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我们必须看得更远，就像这场庭审所做的一样。”

另一方面，法庭能够将众多话题放置于同一空间同一平台讨论。在《坠楼》中能看到夫妻交流、家庭教育、工作、性取向、女性生存困境等等话题，原本并无绝对关系的两件事，在一种后置视角下，似乎都成为了冥冥中的注定——命运的齿轮在悄然转动。这种后置视角的狭隘——似乎一切都是连续性发生的，存在着必然联系，如果前一天夫妻俩发生了争吵，那么第二天丈夫的坠楼妻子便是凶手——这种强烈的、必然的联系是反生命之流的。对于Sandra来说，她所需要解释的就不仅仅是自己没有作案这一行为，而是需要为自己一生的所有行为，乃至为这个社会很多现象做出解释——为什么妻子工作顺利，而丈夫江郎才尽？为什么丈夫没有性能力，妻子就可以身体出轨——甚至成为人与人之间无法完全信任的牺牲者。那么多证人，愿意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相信一个死人，而将矛头指向活着的人。实际上，站在审讯台上的Sandra，何尝不是替所有人站着呢？

更有趣的是，那些曾经Samuel生命中的过客陡然间都成为了“重要”的证人，片刻的交际便给予了他们此时“登堂”发言的权利，随意“入室”了一个家庭复杂的内部构成，并企图赋予一个充斥着个人偏见的、宏大的、普遍的结论。

此时便会提出一个很朴素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接受被“他者”审视，甚至以他人看你的方式审视自己呢？

实在界侵入

这样的经历——即无辜的人开肠破肚自证清白——不妨看作是一场实在界的入侵。《坠楼》的英文译名叫做“anatomy of a fall”，这个“fall”既在电影中直接指向Samuel从屋顶坠落，同时它指代着人生中那些随时的、突兀的、意外的实在界入侵。

对于实在界的定义可以参考齐泽克，他举了许多大众文化的例子来解释。引用他在《斜目而视》中的一段话：

符号大厦试图修补裂隙，最终无功而返。这道裂缝还时不时地以颇为壮丽的形式爆发，提醒我们符号大厦是多么的脆弱不堪。依赖于某种“抑制”和对欲望之实在界的忽视而建构的“社会现实”，只是脆弱的、符号性的蜘蛛网，它随时可能因为实在界的入侵而土崩瓦解。

丈夫的坠楼便是实在界偶然向Sandra展开的狰狞面孔。坠楼意外发生后，本就在异乡没什么朋友的Sandra遭遇了符号大厦瓦解——所有周围人的指责，无论认识与否，以及最重要的——儿子Daniel的信任危机。

这种实在界的侵入表现在媒介的冲击上。以文字为生的作家Sandra在这场危机中，不仅在审讯会上面临着两段录音的逼问（女学生的采访及与丈夫的争吵），审讯会后仍被法院外追逐热点、卖点的新闻记者举着直播摄影机包围。因此出现了有趣的悖论，一方面，传统媒介文字在新媒介面前式微。当生命之流中那绵延的不可掌握在法庭里逼迫被告用话语去组织结构，重述历史与“真相”，无疑是一种反自然的不可能，即使在两种语言间的跳转（从法语到英语，有趣的是实际上Sandra是德国人，但她始终没有用“母语”为自己发声）也无法宣告胜利，因为无论是什么语言都没有逃脱这个结构。当我们认为“词”（语言）与“物”（世界）之间是一种相似性的对照时，实际上便是产生了一种幻觉，即认为在语言的背后存在着某种真理（在本片中，表现为“真相”）。但我们会发现“没有真相”（电影中强调的），同时我们永远无法严格地或确切地言说我们所观察到的事物，我们的发声、思考，只是在将流动的现实替换为固化的图像（《导读德勒兹》），这也是Sandra一直在重复的“那些只是片段”，因此也只是“扭曲的描述”。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Samuel死前一直在企图夺回这式微的话语权。他称Sandra夺走了他的作品——这里无意也无能力展开一场文学辩论，即对于300多页的完整小说来说，20多页的大纲的重要性和意义——但我们仍然可以敏感地感知到，这里争夺的不单单是一本小说，似乎涉及到家中所属结构位置的话语争夺，又或是社会声誉。虽然基特勒一再强调对“理论”对使用必须限定在特定的历史范畴之内，因此即将的理论引用似乎不太适宜，但我们仍可以从话语网络1800的封闭回路中一窥两性话语权争夺的悠远历史：

现代的男性个体从女性那里接收语言。但自然或者女性并无法清楚地说话，所以必须由男性主体，如他们的父亲或是林德霍斯特那样父亲般地权威人物来教授写作，从而将女性或者自然的话语转化为诗歌与文学。首先，这个产品反过来会被许多女性读者阅读，她们因此将学会如何说话，而后能够教授语言。其次，这个产品会被黑格尔这样的哲学家阅读，这些哲学家依赖于浸透在体系中的意义之充盈的保障，将为那些从新的教育和文学实践中产生的主体提供形而上学层面的合理化和正当化（《基特勒谈媒介》）。

无法得知Samuel是否怀揣着浪漫主义时期男性话语权垄断地位的美好愿景，但在《坠楼》中我们能看到女性的音量超过了男性后所引发的不满。

女性导演、女性视角？

于是，来到了最后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在目前的形势下，作为第三个获得金棕榈的女导演，对茹斯汀·特里耶导演作品的分析，总是很难彻底剥离对其女性身份、女性导演的指认。作为一部“大女主”电影，实际上Sandra和丈夫Samuel的争吵，对方律师的咄咄逼人，无疑都为当下“成功女性”们面对的现实质疑提供了坐标参考。当丈夫死了，妻子首先遭到指控，这种“弑夫”而非孩童“弑父”的假设，我们很高兴，看到“母亲”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