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悲剧的诞生

当一个无法被主体信服为绝对本质的行动在主体自身之内发生时，这个行动的来源会成为对主体而言漠不关心的表象，主体对这样的表象在认知层面上保持着一种“旁观的意识”，而这种旁观的意识会将行动源头的真正精神实体分裂成两种绝对对立的力量，倘若在这个主体的内在有一个拥有绝对信服力的偶像之表象，那么这个表象会催化其中一种与之同质的力量的强度，致使它压倒与之对立的另一种力量，使精神原本想表达的内容以一种单一、简单、感性的形态出现，误导主体做出违反精神原本所制定之法则的判断。当这个主体是资产阶级时，主体内在的偶像是自由，这使他能够去反抗家庭之神与政府之神；当这个主体是无产阶级时，主体内在的偶像是良心，这使他能从同情中缓解长期机械劳动中积累的孤独与怨气。 良心是无产者独有的共识，这种共识来源于劳作行为中的与自然产生的辩证关系：一个人为了伦理世界的生活而去耕耘没有伦理的自然世界，在劳动中，自然被伦理改造成可供养伦理世界的样子，人也会从自然中诸多的无自我观念之客体中找到自身道德与自然神圣生活的同一性，因此他们会认为，被改造的草地、被开垦的土地、木制的房子、被猎杀的野鹿，自己都是受之有愧的，出于这种愧疚派生的对他者之爱，他们将自然客体进行了人性的思考：宽忍的土地、无私的大树、稚嫩的草地、恐惧死亡的野鹿.....这些构成了无产者的良心，也就是我们印象中无产者特有的淳朴与善良，与为人提供自为性的良知不同，良心带给社会的危害是大于好处的，这种危害在本片中最明显的体现就是对无产罪犯的集体包庇，因为良心的催化，无产者对于法律这种维护生产社会秩序的精神只是保持着旁观的意识，这种意识引起的干扰致使关于“是否有罪”的判断被歪曲为“是否邪恶”的判断，邪恶是一个纯感性的概念，它只是作为神圣的对立面存在，但这两种概念都不会作为伦理实体出现在伦理世界，而伦理世界的秩序派生于自然世界的秩序，因此只要像评价自然秩序那样为行为找一个人性的理由，邪恶就不会被用来形容人，就像猎人杀死并解剖野鹿可以用“维持生态平衡”这个理由来辩护一样，“青少年”与“精神病患者”这两种身份也可以成为为杀人轻罪甚至无罪的辩护理由，我们的世界从来不缺这样的辩护，在教堂里、在电台广播里、在学校的演讲里，但究其原因，法律其实并不适合作为生产社会的绝对秩序标准，法律的任何行动都无法在无产者的意识中成为符合他们良心之绝对本质（包含良心在内的所有共识都没有绝对本质）的行动，而无产者占据生产社会人口的绝大部分，所以由公民法律意识淡薄引起的雅各宾派恐怖统治和农民起义中的屠杀是必然的甚至可预见的，如同所有发生过的悲剧之过程一样，不论是宏观的自然、法律、生产，还是微观的语言、行为和揣度，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即使悲剧的结局是令人印象深刻而挥之不去的，但它催生的过程并不会在观者的意识中，正如被不断打出去的网球，每一次动作都是一样的，因此行为在观者的意识中不断被淡化了，意识也在重复的行为中被催眠了，直到所有网球零散地分布在网球场上不同的地点时，意识再次醒来，观者在震惊之余并不会在网球的不同位置和拍打这一行为中找到明确逻辑关系，所以没有人会有意识地去抑制每一次悲剧的发生，无意间所有人都会成为悲剧的制造者。 然而，还有另一个方面可以消除这些悲剧，那就是无产者的意识在生产社会中不再作为现实的和行动的意识，取消那些无产者中理性存在者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呈现在人面前的自然都是经过多次加工后完全充满生产特点的样子，比如被做成香肠的牲畜、被做成皇宫的木头、被做成琴弦的羊肠......这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样子，这个社会的公民的行事准则不是良心，而是良知，良知的信念不是源于自然，而是源于义务和权利，公民的自身直接确定性就是在义务和权利对自身行为的指导中形成的。而对于无产者而言，他们的归宿就是被困在如棺椁一样狭窄的空间内，比如卧室、客厅，重复他们富有良心的行为，比如富有遐想和亲切感的电话闲聊、充满悲伤气氛的独舞，这些行为和人物（不是人）被资产阶级公民以一种类似于植物宗教的无自我观念的图腾观赏着（当然，资产阶级公民也逃不过无产者经历悲剧和被放在相框里观看的命运，不过这就是其它电影的范畴了，比如布努埃尔、费里尼晚期的电影）。无产者的悲剧会和无产者一起死去，而无产者死亡的幕后主使就是无产者内心之普遍自由与外在之生产的矛盾，当生产的最终结果是悲剧时，无产者自身的事业和行为被否定，于是普遍的自由所能做的唯一事业和行为就是死亡，一种没有任何内容、没有任何实质的死亡，所以无产者是被迫在静态的图腾中自杀的，跟着一起自杀的还有农民起义、工人罢工、生产时哼唱的民歌......这些人和事件自杀的过程，正如所有悲剧发生的过程一样，都是重复的、逐渐淡出我们意识的，正如不断重复的“拍打网球”这个行动一样，所以旁观“静态图腾中的自杀”这一悲剧的我们其实也是悲剧的制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