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该无地自容？
邱礼涛的新片，也是他年内第四部院线片《莫斯科行动》，将问题指向了全程7692公里的K3/4国际列车线路，这是我国最长的一条国际铁路，也是连接首都北京和“第二首都”莫斯科的精神线路，它浓缩了昔日中国政治、经济、外交的孤线行程以及中苏关系的亲缘史。
然而始料未及的是，1991年的苏联解体造就了幻相的破灭，未来从信仰变成了商机，K3/4的漫长旅途不再是通往莫斯科的朝圣，而成了流动行销的货仓，满载着来自天南海北的“倒爷”。也正是那一年，黑豹乐队创作了他们的代表作《无地自容》，窦唯的歌词指明了这种虚无的梦碎：不再相信/相信什么道理/人们已是如此冷漠/不再回忆/回忆什么过去/现在不是从前的我。
1993年，也就是苏联解体后国家私有化而无暇他顾的那一年，K3/4列车发生了臭名昭著的“中俄列车大劫案”，罪案不止一起，悍匪们半途上车，抢劫财物、强奸女性、蓄意伤人，将6天5夜的浪漫之旅变成了轮回的噩梦。
这一历史劫案和中国的摇滚势力的崛起，几乎是发生在同一时间，并且同时波及到香港文化界。1994年，魔岩三杰和唐朝乐队在香港红磡震撼开唱，担任现象导演、摄影的就是时年33岁的邱礼涛——刚刚拍完《八仙饭店之人肉叉烧包》的邪典导演，一位长发飘飘的安那其主义者（anarchist）。
当时如果有什么能够比肩邱礼涛对内地摇滚的嗜好，那一定是极富枭雄气质、动辄男盗女娼的麦当雄对各色罪案的嗜好。1995年，嗅觉灵敏的麦当雄联合峨眉电影厂制作了《中俄列车大劫案》，由其弟麦当杰执导，成为“香港奇案”系列中的一案，但因立足点过于奇技淫巧，主角吕良伟（我公安干警）的存在感微乎其微，真正出彩的变成了狰狞炸裂的劫匪鲁芬，列车上的强奸也被描写成了虐恋式的享受。
按照麦当雄的理解，中俄列车上的劫匪，莫过于另外一种形式的“省港旗兵”，也就是“大圈仔”，中俄列车大劫案既然被列为“香港奇案”，也就意味着俄中关系被用作了中港关系的镜像。纵然97的忧郁和迷茫无可避免，但同内地合拍、实地取景的历史赋予了影片以时代的现实性，也传递出那个时代价值观的多元性：即使鱼龙混杂、藏污纳垢、信仰幻灭，车轮仍然是向前开；即便被抢劫、强奸和毒打过，生活仍然是向前看。在那个时代，大劫案并未被视为悲剧，而是下海冒险过程中必须面对的代价。
而30年后，再提起这一臭名昭著的案件，无论是中国观众还是香港作者，都会投诸全然不同的目光，它成了一个悲剧，一个关于时间和思想的悲剧，面对这场大劫案，我们都已“无地自容”。
这恐怕就是邱礼涛如此大张旗鼓使用《无地自容》的道理，作为94红磡演唱会的导演，没人比他更熟悉这首歌的独到用法，而且必须基于一种过饱和的使用：它可以非常迅速地将人们拉回到那个年代，所有的场景、服饰、器物都能被同步还原（只要不对比那个时代的影像就觉察不出来），90年代的美学从技术上不难重现，但90年代的精神已经无法复原。
这是一种历史的精神差异，也是邱礼涛和其偶像麦当雄之间的策略差异，麦当雄生逢其时，处在一个电检宽松到无法无天的世代；而邱礼涛历经巨浪，目前处在如履薄冰的湖面，即便如此，他仍然能巧妙地将审查玩弄于鼓掌之上，他的策略是一种绝对的异轨：制作上绝对忠诚，内容上充满钝义。
邱礼涛的忠诚感和责任心，业内有口皆碑，这不但体现在他一年可以拍摄3-4部电影且按质按量完成任务，也体现在他完全不挑主题不挑剧本，甚至主旋律大片也可信手拈来——但偏偏是在这一维度上，他和林超贤呈现出一种微妙的区别：林超贤是表里一体的工匠精神的极致，他的场面调度和导演能力也普遍被认为在邱礼涛之上，然而唯有品味影片的内涵，我们方能发现邱礼涛实际上是充满个人态度的作者。
由此，纵然《莫斯科行动》呈现的是一如《红海行动》《湄公河行动》的主旋律清剿模式，但邱礼涛以另一种方式思考了国家主义传统下的大劫案，或者说，中俄列车大劫案不是一个“事件”，而成为一种“创伤”，被思考为一个潜在的国家和外交事件。至少，在片头疯狂的抢劫中，抢劫事件像实际发生一样被亲历了。被抢劫的乘客和被强奸的女性成为了道德法制节目式的受害者，呈现为现代性的虚弱，我们无法责难这种虚弱，因为银幕上的他们，就是现实中的我们。
至于这种虚弱是如何造就的，恰恰是一个毫不起眼但又极端深刻的主题，当人们只能寄望我公安干警大发神威，也就等于失去了反抗暴徒的力量。这类似于英雄除暴的场面调度——当英雄替受害者出头打倒了恶人，按照叶伟信等导演的逻辑，这里必然会有群众的掌声。但邱礼涛的看法相反：这里绝对不能有掌声，因为掌声只能加强刻板印象并阻碍人们的思考。
一个典型的问题是，在《湄公河行动》当中，人们不会去反思作为国家超级英雄化身的张涵予，虽然都有打入敌营和乔装黑道的情节，但唯有《莫斯科行动》展现了更复杂的人物气质，也澄清了张涵予这个演员的魅力之本质：他的魅力绝非来自所谓的男人气概和忠厚可靠的形象，而恰恰是介于绝对的人民公仆和绝对的黑道大佬之间的醉人张力。
这种辩证的张力，让张涵予扮演的崔振海不再是符号性的纸片人，同时也堆叠起某种黑社会属性的密集强力。邱礼涛此前一直在港片中超规模作业，从《扫毒》之类的作品中不难发现这种规模背后的黑色资源（或基因），而一旦以这种极致的资源（基因）来制作最具强心力的主旋律大片，当下电影创作的极端复杂性和不可言说性就被凸显出来，这里的问题如此之深，具体操作如此复杂，以至于除了邱礼涛这样的鬼才作者之外，几乎没人可以游走于这一灰色地带，把握住这个细若蚕丝的界限。
邱礼涛一直擅长的边界问题（如《阴阳界》）在此成为国界的问题，而国界的问题又是轨道匹配的问题。从《扫毒2》到《拆弹专家》再到《莫斯科行动》，邱礼涛的思路可以归纳为这一问题的延展，只是更具中国视野和长线历史性，甚至说他思考的已经不光是一个香港问题，也是中国-世界问题：30年前的K3/4列车是冒险的代价，但也是“北京-莫斯科”单一线路的终结以及“中国-全球”多线路的全面开启；30年后，K3/4的重启变成了一个重新回到“北京-莫斯科”的孤单线路，也就形成了一个精神性的下行螺旋。在这种螺旋中，莫斯科以“不得不”的姿态重新成为第二首都，那么《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乌拉尔的花楸树》《喀秋莎》这些昔日的乡愁曲目就变成了不折不扣的受难曲。
这些曾被视为“美好记忆”的苏联歌曲和诸如《无地自容》《思念》等“怀旧金曲”一样，被邱礼涛统统置换了用法。在重返莫斯科的轨道上，这些歌曲创造出的莫如说是一种被强制返回的“非在家性”，也就是弗洛伊德的uncanny。在此任何真诚的怀缅都是不可能的，越“真诚”就越投机，这就是《囧妈》和《红莓花儿开》的问题，它竟然设想着用一场最后一分钟营救的老年合唱来赚取观众们的眼泪，最终也只能在无限心虚中放弃了院线。
实情是这个时代不再有美好的回缅，而只有残酷的回卷，是车轮的回转。邱礼涛并在片中未呈现过多的火车动作戏，但一前一后的两个大场面，也确实在火车上发生。除了开头被重新塑造的创伤事件外，影片的末尾卷入一个相当规模的残暴恐怖袭击，狂徒们能闯入抢人，是因为K3/4列车需要在边境“换轨”——轨道的不匹配（宽度不同）是个先天的创伤事件，意味着这个看似平滑的政治文化交通有着天生的不适配性。
在此，大圈仔们的残酷，承自港片中的极恶之辈，这当然是“只拍过一部电影”的麦当雄的创举，作为麦当雄的精神门徒，邱礼涛创造性地使用了黄轩，并且在最大尺度上释放了他身上固有的邪气（或邪魅）。这里既有惊艳，也有遗憾，惊艳在于黄轩的邪气浑然天成，以至于人们不得不反思像《妖猫传》和《芳华》是不是对他估错了用法；遗憾则在于黄轩作为一个演员的气场，仍然无法达及这里反派应有的重量感，他的演技本身也在某种程度上拖累了角色，那种肖斯塔科维奇古典音乐下衍生的肢体动作并不自然，成为了对《杀手莱昂》中加里·奥德曼那个黑心警官的拙劣模仿。
大圈仔仍是大圈仔，谷嘉诚扮演的那位人狠话不多，动辄一秒割喉的苗子文也是如此，顺道呈现了这一组织内部的“精神控制”。但在另一个维度上，《莫斯科大劫案》的更精准表述是“瓦西里不是瓦西里”：瓦西里是《列宁在十月》中领袖的保镖兼信使，他的职责是捍卫布尔什维克的未来；而在邱礼涛的历史重塑中，瓦西里是一个粤籍的昔日前科罪犯、今日的境外投机商人以及来日改过自新接受命运的悲剧性人物。
瓦西里的角色，同样是由邱礼涛近年来的御用演员刘德华出任，目前也只有他压得住这样复杂的角色。这也是人们佩服刘德华的地方：纵然是在如此的年龄、资历和地位上，刘德华仍然频繁塑造这种介于正邪之间的灰色人物，事实上也只有他才能以自身的质感和重量诠释邱礼涛电影中复杂的文化编码以及可能的微妙界限。瓦西里是一个离心者或叛逃者，他的身上有着潜在且不可道破的符号，他足够聪明但也足够愚钝，因此任谁都可以轻松拿住他的软肋。在此，无论是苗青山还是崔振海都没有任何区别：一个是硬威胁，一个是软威胁。
因此，《莫斯科行动》在三大主角地形学较量（包括地面追车、下水道搏斗和追击战斗机）中的实质，不是某种公平较量，而是苗青山和崔振海两方对瓦西里的无限榨取（被双重PUA），这也让瓦西里成为最悲惨的角色（一个文化意义上的特-首），也是邱礼涛异轨书写的绝对内核。瓦西里的问题，或者他自身的“缺陷”，恰恰来自他不具有苗青山和崔振海那样的“绝对冷酷”，他的无限被动的根源，是因为他仍是个活生生的人。
面对他人的拿捏，瓦西里必然知道自己的宿命，但他压根没得选（在此仿佛再度化身《无间道》的刘建明）。对他来说，任何许诺都不值得相信，但也只能“去相信”。在最后一场的大火并中，瓦西里呈现出他不怕死的一面，甚至甘愿毁去双目——这是一种辩证性的视觉，也是视觉现实性的破灭，瓦西里成为了先知式的俄狄浦斯（这呼应了当年的《盲探》），拥有了破解斯芬克斯之谜的心灵之眼，也只有这样的人物，才能洞悉和反思红衣马尾辫的虚妄未来。
在此前的《拆弹专家2》中，刘德华扮演的潘乘风也面临类似的选择，即倪妮扮演的女长官对他进行了一系列精神操纵，并且对他言：相信我，你就是警察；不相信我，你就是恐怖分子。
这是一种无解的困境，但也是邱礼涛能诠释的极限，电检的尽头，就是恐怖分子成为警察，以及刘玉虎成为瓦西里的过程，他们的身份已被转变，但灵魂仍然保持了其原本的开放性。
邱礼涛和刘德华的特立独行，映射出这个时代的各种喜怒哀乐：那些用一部主旋律换一部“理想电影”的操作，那些执着于“铁肩扛道义”的操作，那些为了理想跟电检一再死磕的操作，那些浑身贴满家国标签的行业大佬操作。这些人，这些事，比之邱礼涛和刘德华来说，要么过于犬儒，要么过于耻辱，要么过于愤青，要么过于乖顺。他们的自我诚实或技术含量，基本都经不起放大。
就此而言，《莫斯科行动》似乎是唯一在精神上达及“真诚”的国庆档电影，它既是本质上最像电影的电影（充满了全程高能和可观的娱乐性），也是最能透射中国问题的电影（而非仅仅徘徊在“中国”的表面符号上），那么在这国庆档的激烈鏖战中，到底是谁该无地自容？或者推及开来，在跨越大劫案30年的华语电影演进的荒诞历史面前，又到底是谁该无地自容？
【虹膜】
